重回原野及山荫道上！土地归我们

The Land is Ours抗争行动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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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同的力量》第三章自我的绿化——环境运动

信息技术与资本的扩张带来了全球化，与之相生是集体认同的冲突。为了捍卫文化的特殊性、捍卫人民对生活与环境的控制权，集体认同对全球化以及其所建构的基础（资本基础、人性基础）提出了挑战。《认同的力量》第三章自我的绿化——环境运动，就是论述以矫正人类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摧毁性关系形式为目的的各种集体行动。

• 《重回原野及山荫道上！土地归我们The Land is Ours抗争行动》——乔治·蒙拜奥特

则是若干种环境运动中的代表之一“土地归我们运动”。

• 乔治·蒙拜奥特（George Monbiot)

《卫报》专栏作家、记者，在1970年代曾被7个国家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物，被印尼判处终身不得踏入其国门。在英国曾发起反对桃花芯木进口运动，和反对马路工程直接行动等运动，极力协助并推动“土地归我们”抗争。

• 关于TILO

1996年4月，TLIO制作了原创声明，为抵制等级制度，其目标:{和平的使用土地、土地资源，以及和平地进入影响它们的决策过程，抗争是不分种族、年龄或性别地为每一个人而进行}。以和平的方式开展活动，对政府合理规划土地政策决策的过程造成积极的影响，平等地为所有开始在土地上生活的人或从事土地生计的人提供规划建议。

文中提到主要事迹

• 1994年12月，TILO占领位于雪宝山（Shirburn Hill）华特灵顿（Watlington）的马可仕菲尔夫伯爵（Earl of Macclesfielf）名下地产，为了支持人们通行的权利，及阻止他破坏仅存的白垩纪温带草原（chalk downland）地带。此行动得到了牛津郡议会和赫特福郡（Hertfordshire）议会支持，政府添加了其提出的两项建议，绿党也将之采纳为目标。

• 1996年5月，500名TILO行动者占领了位于汪士沃夫泰晤士河（River Thames）沿岸13英亩的土地。该地原被政府用为建造全国第九大卖场。TILO认为此举措突显了城市土地的滥用，不仅无法提供民众经济适用房，也将加剧环境的破坏。在持续五个半月时间里，他们用循环再利用材料打造了村落和植物园。最后虽惨遭区地方官员的驱赶。但此次行动成功地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目光，把市区土地误用该问题上升到了政治议题的高度。

• 同样在1996年，TILO举行了第一场由公众提名，小组评审的不列颠最佳及最坏地主评选比赛，西敏寺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被选为最坏地主（他自己持有可许证随意进入租户家中，却不允许他人进入他的庄园），巴克斯顿则被评为最佳地主，也是20世纪第一个承认公共用地的地主。

• 1997年皇后被选为最坏地主，她仗着皇冠豁免权，拒绝将其所拥有的的土地注册为特殊科学利益场地（Site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或特殊保育地带（Special Areas of Conservation），并破坏了那些罕有且重要的生物栖息地。

• 个人旅程之壹——从全球到地方 | 主要内容：

全球普遍存在此现象：政府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目的，制定政策占用农民、牧民生存的土地（森林及草原），致使原住民离开原本生活的土地或改变原有的生存方式，造成了土地的异化。

异化土地政策：被制定以及实施，并不仅仅是因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环境保护标准，更因为政策被一些不必承担环境恶果的人所遥控决策，有关土地的决策实则在这些人手中。

例如：印尼东端的大伊利安岛（Irian Java）曾经是一片森林，政府计划让大伊利安岛和全国的其他地方合并，迁入了大量的爪哇人，他们在那里开垦生息，并占用了原属于巴布亚人的土地。原本以森林为生的巴布亚人则被安排到事先准备好的村落，以伐木和种植棕榈树为生。最终原本未被骚扰的森林迅速消失，地方官僚体制群体则住得远远的，完全不必受环境破坏后恶果的影响。

亚马逊森林的减少不仅是因为殖民者为赚取利益而入侵，作者从移民跑到砍伐桃花芯木后开垦的道路上来得知，贸易需求渠道主要来源于美国和英国（桃花芯木主要用在基础交通建设上），这些人原本是其他地区的原住民遭到地主驱赶，只好搬到亚马逊丛林，并对亚马逊的原住民重复地主对他们做的事，两地生态均有破坏。

东非的保育政策驱赶牧民离开他们最好的土地，表面是为保护猎物，实为观光不受干扰。牧民被迫从事不利于自然保育和过度消耗仅有资源，实则观光客和贪官污吏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

• 计划与发展 | 主要内容：

> 环境品质受发展而改变，不列颠的这类已被开发环境品质受决定发展决策和管理这片土地的人的影响。然而，作者渴望的是一个来自地方民众及受土地规划计划影响一方的共同决策，相关的资料也能全部公开，被民众所把握，反应民众真实生活状况和环境中所获得的利益，而不是把决策权落入由阶级的走狗，重商主义者，谋取资本利益的发展商和黑箱操作的律师，政府官员和不必承受环境变化带来的后果的股东和部门主事者们手中。民众即使有不满和提出抗议，向环境事务部长（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提出上诉，发展商也能通过金钱相关的套路手段使一切回到原点。
> 作者揭露了这类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民主政治无从实践”的手段。民众们需要经济实惠的住宅，却只有中看不中用的豪宅；在民众需要公共开放空间的地方，却建造了许多闲置的办公大楼；民众需要置办地方产业的土地变为了大型超市。作者预测未来大家买得起的房子只能在郊区找到，维持社区凝聚力的元素也将随之消失。而这种不负责的政治利益将会给郊区城镇带来更多的麻烦。
> 数世纪以来，房地产（property）观念进行了改变，过去，房地产是指持有使用土地或其他资源的权利，在少部分地方，是让大家有权作某种程度的分享的。今天，房地产是指土地本身，而相关使用权的字眼几乎不见了。（注：‘estovers’[获取法律规定的生活必需品权]，即捡拾生火用柴枝的权利，‘pannage’[林中放猪权]，即森林放猪散步的权利，‘turbary’[割草权]，即切割草皮的权利，‘pescary’[鱼权]，即抓鱼的权利）。
> 作者指出这样大部分的土地权利就掌握在了地主的手中，上世纪地主每年造成灌木耗损18000公里，本世纪他们则在温带草原掘井，大量的荒原、湿地、水牧地（watermeadows）及池塘，承载历史的遗迹遭到破坏。作者认为这会磨灭我们对归属的、对社区凝聚的、及对土地本身的意识。
> 农业和山林通常不会被发展所管，有权者可以兴建对环境有一定迫害的猪舍，而对环境造成低度冲击的人群例如吉普赛人、旅行人士等根本无望在郊区找到立足之地。
> 人们不单只把生物的单一栽培带到郊区，而且也把社会的单一栽培（social monoculture）带入。能带来经济获利的农作物被大量有效地栽培，几公里的农地缺乏照料，给肯亚地区和英国带来巨大损失，英国已经是欧洲拥有最少农民的国家，农民收入在逐年递增，但每年依旧流失两万民农民。

作者认为以上现象因我们对土地粗暴的排他行径而恶化。普通民众无法拥有土地使用权，而且几乎被赶到社会边缘，入郊区时冒着被国家放逐之险。而地主侵犯了民众享受大自然恩赐的权利。

• 那我们该怎么办？ | 主要内容：

作者观点：需要第三世界的策略来应对（非发达国家弱势群体为夺回更多的土地），以反种族隔离运动及巴西土地改革抗争行动为马首是瞻。直接行动不是完整答案，也不是绝招；但通过此次行为，能让人们对于这个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

我们需要：[家园的土地]（land for Homes）——低成本以及住民能在城市自建的住宅、供旅行人士和低度冲击环境的郊区居民使用；[生存的土地]（land for Livelihoods）——支持小规模、高度创造就业机会以及低消耗土地的农业，并提供津贴和规划；[安居的土地]（land forliving）——保卫和收复公共空间、规划和公众咨询程序的改革、强制土地登记，以及保障民众散步的权利。

低成本居民住宅典型案例:

• “密集型”住宅 | 马赛公寓——勒·柯布西耶

  柯布西耶建于 1952 年的马赛公寓至今仍在使用，这座有 18 层的水泥盒子是野兽派建筑的代表，也寄托了柯布西耶关于新城市的理念。它有 23 种不同单元，无论是单个人还是8人以上的大家庭都可在此找到合适的房型。

  可住 337户人，使得各种结构的家庭或个人都能找到居住的房间。大楼内部引入原属于社区街道的公共设施。7、8层是商业街，包括面包店、餐馆、酒店、药房、洗衣房、理发室等。公寓自身成为满足居民交往和日常需求的小社会。马赛公寓的顶层设有幼儿园和托儿所，通过坡道可到达屋顶花园。

http://www.uncubemagazine.com/blog/10272227

• “让住房回到居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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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战后兴起的城市里，聚集的工人们和城市居民们，亟待解决密集的居住问题。此时，城市建筑开始需要更多备实用性和功能性，而非迎合追求繁复装饰的有闲阶级的审美趣味。

建筑师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领导的建筑改革运动，提出“让住房回到居住的本质”的概念，重视住宅的功用性和内在生态系统，真正践行了他的“住宅哲学——连续生产、低成本住房的设计”，构建现代城市建筑群功能性，为居民提供真正意义上舒适、实用、现代的住所。

人作为一个物种，对住房拥有基本需求。这种需求建立在生活之中，因而建筑的本质是基于建构和空间的情感的反应。勒·柯布西耶将曾长久地存在于先前记忆中的农庄、小棚屋、甲板等融合成新的设计语言，塑造和架构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和延续。

http://architectuul.com/architecture/l-unite-d-habitation-marseille

[1994-1997] TILO 在英直接行动背后——英国土地所有权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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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土地自私有制在最初的诺曼征服推行了君权至上，君封臣后，就没有再被质疑和推翻过。这就是英国的封地制。

11世纪中叶，诺曼人征服了欧洲大陆，推行封君封臣制度，规定所有土地归君主所有，但贵族和封臣可通过纳税服役和君主赏赐得到土地。这使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君主、教会和封建领主手中。

16世纪亨利八世开始宗教改革，大量修道院被解散，修道院的士地被没收，继而赏赐给臣属或出售。至17世纪英国内战和王朝复辟，但士地所有权仍贵族和乡绅手中，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地产集中度达到了顶峰，然而由于工业社会的出现，农业土地投入产出比在全国经济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小，土地所有权开始从地主贵族向直营土地的农场主转变。

自此之后，英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再发生大的变动，只是不断地细微调整。英国土地权属的金字塔结构从来没有改变过。

20世纪后，政府和公共机构重新掌握了大部分的土地，成为金字塔的第一层，贵族和私人企业成为金字塔的第二层，剩余民众则成为第三层。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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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英国的土地私有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漫长为历史进程虽然有不断修正和完善，但从来没有动摇其根本——金字塔式的土地所有权结构。

与土地私有制相辅相成的英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体制，遵循最大化利用一切资源的原则，使土地的权益能够充分被开发，也使英国的土地市场和法律法规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完善和健全，促进了英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稳定，并且也使英国社会相对稳定。

因此，英国的土地权属在20世纪后也很难发生大的改变。

• 个人旅程之二——来去自己干文化 | 主要内容：

回顾了自己把历史和当代直接行动运动的发展过程，他首次参与直接行动是于1987—1988年位于大伊利安岛占领地的巴布亚独立行动（Operasi Papua Merdeke）反抗行动。他协助无地工人运动（Moving Sem Terra）以及若干巴西原住民权益抗争行动。

从性质互异的团体身上，他对组织、无政府及效率有了进一步认识，决定将这些认识引进英国。

一些极端亢奋且对领导权有兴趣的人视作者为抢风头，媒体也时常将观点聚集在作者身上，更是曝出他本人曾就读上流弟子私立寄宿学校，父亲是爵士，企业老板和保守党员，母亲是保守党议员，家庭背景不一样的身份使一些人对他的怀疑与日俱增。

各大刊物、媒体对他进行轮流的攻击。进而作者对他过去的行为进行了反思：“对于一个本来就激进的运动来说，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都是有危险、引起不和及具有破坏性”。

他觉得由于擅于应对媒体，别人将他充当为[领袖]。他决定以后不再冲在最前位，避免过度曝光，避免行动第一日出现在媒体前，将面对媒体和应付他人的技巧传授给采访和公开演说的工作坊。

作者决心潜居幕后，集中精力研究支援直接行动理论的框架。他赞同了一些杂志的说法，个人过度的公开会使他人的努力看起来相形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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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TILO的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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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处

环境运动能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提升[社会凝聚力]，以及使民众对环境问题
有[一致的认同]，加深对土地本身和[归属]的意识，保护了土地使用者[利益]
（例如：保守党投票通过法律要求房东让他们的家园适合人类居住）。

对原本想通过土地政策来[谋取私利]的利益团体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对各党派在制定土地政策的[决策]之上有很大的影响。

• 局限 (需要注意)

每个参与者，在坚持环境运动的过程中，身而为人，总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所有人都是[理性人]，理性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不过每个人对于利益的定义不同。在环境运动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坚持自己的[初衷]，对自己的目标和追求是否清晰，盲从不是认同，同时，叛变也是常见的。其中的度需自己把握，时刻提防进入陷阱，以防变成煽动群众的嫌疑、将个人意识扩大化强加于目标并不清晰的群众头上极端主义。

英国是典型的土地私有制国家，虽然从法学理论上讲，英国所有土地都属于英王（国家）所有，但实际上英国90%的土地为私人所有，土地所有者对土地享有永久业权。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他们相信私有财产权是解决每一个社会病症的方法。绝大部分民众手中没有一分土地，并被政府、重商主义者、农场主所控制，非自上而下发起的革命，而是平民自下而上的起义，夺回土地的斗争道路还很漫长。

在所有平民之间分享公地的看似公平的制度在实践中证明远非公平。这种手段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社会民主的[渠道]，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命运。还是得依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改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90&v=7ebAjw_rKhM

从当时视频活动的概况来看，所谓的循环再利用材料实际上是一些[废弃物]搭建而成，不适宜群众长期居住的建筑，相比马赛公寓、新加坡组屋、黎明之城（注：Auroville，The City of Dawn于1968年由法国哲学家密那·阿尔法撒[由被尊称为“母亲”]创立的，至今存在了50年之久的乌托邦实验社会）这类通过[政府]干预手段和某些[社会精英]联合创建的项目，假设TILO拥有了土地，也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在共同努力下构建成社会所需的公共空间，不仅是靠表面喊得响的口号，占领土地，搭建自己想搭建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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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问题和情况想必作者也已经思考到了，于是他打算隐居幕后，想从文化角度入手，构建行动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框架，以文化说服民众，呼吁民众投入这场运动。

• 永恒的话题：究竟是追求“效率”，还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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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以“效率”优先，达到目标之后，通过对社会的改良，再分配来实现公平；我国则是“效率”兼顾“公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土地归国家所有。没有唯一的答案，主要取决于何种价值观，在哪一个时点上社会更重视、更需要哪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