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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浩（n.d.），辩论四讲（二）——辩论中的“未知结构”，人人网。 http://blog.renren.com/share/284093316/12764492748

## 辩论四讲（二）——辩论中的“未知结构”
### 一、缘 起
辩论是一种集体活动——一代接着一代，连亘、没有休止与定论的创造。

延续和享受着这份之于辩论的冲动，辩论的经验、技术、学理得以被一再论述，反复研讨——语音如何控制得恰当，节奏如何把持得潇洒，问答如何应对得机巧，立论如何表达得诚实，攻击如何连消带打，阐发如何温朗通透……

好多人在写，甚至都有教材行销于市。[^1]

没有错，这些，是辩论的主部。

问题是：可不可以讲一些整体性的逻辑？可不可以写一些战略性的考量？可不可以不仅仅基于经验而是依傍学理，来对辩论的“一心所得”做出不一样的梳理与阐发？

比如，使用哪种辩论策略会使听者更容易被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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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刘伯奎：《辩论学》，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李元授、李鹏：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等。

### 二、学理什么是“未知解构”？
阐释学有一个基本假定——一切意义的对象皆可视为文本（Text）[^2]。由此，辩论赛亦可以被当做一个文本来予以对待和处置；于是，辩论赛可以分享我们对于一般文本分析的惯常结论。

还记得《老人与海》？

一个老渔翁，出海打渔。在海上独行了好久，终于打到了一条硕大的鱼。老人和大鱼搏斗、厮杀了好几天，最终将大鱼制服。摆动船桅，回归海岸。但大鱼的伤口引来了嗜血的鲨鱼，老人和鲨鱼死斗，但等回到岸边，大鱼终究已成骨骸。老人拖着沉重劳乏的身体回到自己破旧的木屋，海明威在结尾时写道：

> “那天下午，露台饭店来了一群旅游者，有个女人朝下面的海水望去，看见在一些空啤酒听和死梭子鱼之间，有一条又粗有长的白色脊骨，一端有条巨大的尾巴，当东风在港外不断地掀起大浪的时候，这尾巴随着潮水起落、摇摆。
>
> ‘那是什么？’她问一名侍者，指着那条大鱼的长长的脊骨，它如今仅仅是垃圾，只能潮水来把它带走了。
>
> ‘Tiburon，’侍者说，‘Eshark (Shark, 指鲨鱼)。’他打算解释这事情的经过。
>
> ‘我不知道鲨鱼有这样漂亮的尾巴，形状这样美观。’
>
> ‘我也不知道，’她的男伴说。
>
> 在大陆的另一头老人在窝棚里，他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躺着，孩子坐在他身边，守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3]

众所周知，《老人与海》是奠定海明威文学巨匠地位的重要作品。但如果我们追问：写海浪的作品实在太多，写人类与自然搏击的力作也不在少数，为什么《老人与海》那么特别，为什么它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与价值，穿越时空，日久弥新？

那是因为——至少其中一个理由——当你的阅读随着作者的笔端戛然而止之时，你会不自觉地问自己——这个老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认为是成功者的人会说：“他当然是一个成功者，因为在与海浪的搏击中，他那么充分的表现了人作为人的生命坚持和生命能量！”

但反方立刻会回击：“拜托，这个不是钓鱼的‘竞技比赛’，这个是打渔的‘求生现场’！老人去打渔是为了生计，不是参加奥运竞赛。一个求生的人，精疲力竭又毫无斩获，他的明天也许都难以为继，这怎么会是成功者？”

认为是成功者的人会说：“即使没有收获，这次伟大的生命搏击已经证明了老人的力量。下一次的出海，他还会打到大鱼——下次他一定满载而归！”

反方会说：“拜托，他已经多大年纪了？他那么穷困，那么潦倒，住在残破的小屋中，是那种经常能打到大鱼的人吗？这次俘获大鱼不过是碰巧的偶遇，不会再有下次。”

“他当然是成功者，记得吗，他在沉睡中梦到的狮子，那是成功者的造型！”

“拜托，他在夕阳下拖着孤单的身躯回到孤零零的家里，没有家人，没有妻儿，没有温暖，不过是在破旧的小屋中疲乏而虚脱的睡去，这怎么会是成功者的造型？！”

……

这个讨论可以不断继续下去，因为海明威在这里，制造了一个永恒的辩论现场。他追问到了人性中最困难同时也是最深刻的部位——那就是：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或者再进一步说，可曾有哪一个成功可以完全剔除失败？又可曾有哪一次失败不得见一点点成功？——于是，这个话题不仅仅限于蓝天碧海，而可以关乎于人类的全集和本体。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老人与海》的未知构架时，曾做出过经典性的诠释，请允许我引用在这里：

> “《老人与海》是向我们呈现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实际上是讲不清楚的，每一次胜利，你可以找到里边的失败的因素，每一个失败后面，都可以找到胜利的因素。这好像是个哲理吧，千万不要把这个哲理讲出来，如果把我这个哲理讲出来，这个作品就浅显了，就似乎是已经快速地给它已知结构。而不是把这个构架就放在里边，没有结论，让所有参与的人都投入进去，看这个作品的时候，觉得这里有让我无数的可以思考的余地，我一会儿赞成这一边，一会儿赞成那一边，我永远在这个作品当中，我是个徘徊者，这个作品就伟大了，好多读者觉得我面对这个作品，我永远是徘徊者，他不是交给我一个结论，我拿到这个结论，这个作品小了，因为所有的构架，落在最后这个两句结论里边了，这个作品是小作品。你把它抻大以后，我到我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在这个作品里边，我永远有一种两难的选择，选择完以后，我还两难。它开辟了一个宏大结构，我想大家能够理解，我所说的意思，它开辟了一种结构，用他的一种写作技巧，开辟了一种巨大的阅读经验，这一点我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它。
>
> 一个就是当时，里根在做美国总统的时候，有一次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这是人类的悲剧。这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美国的宇航员，正要上去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教师，全世界都看到电视直播，上去以后突然爆炸了，爆炸以后，突然大家都很沉默，全人类沉默，后来大家非常悲哀。
>
> 那天晚上我觉得，里根做得非常有艺术性，他那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他在电视里发表讲话，说：我知道美国人都没有睡，我今天讲话是对孩子们的，我知道你们的父母亲，能够明白这一点，但是，孩子们可能受不了，我要给你们讲一讲，什么是胜利，什么是失败。所以第二天美国好多报纸说，从里根昨天晚上的讲话，我们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是一次失败吧，是一次失败，但是为什么那么悲壮，为什么所有的教堂的钟声都鸣响，为什么那天所有的国家，都对于那个天空，表示一种由衷的敬意，而且没有任何人，觉得我们应该终止这个实验。就在爆炸以后，没多久，报名做宇航员的人数是几百倍的增长，什么道理，失败和成功就这么复杂的，融合在一起了，这里边为什么让美国记者想到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呢，《老人与海》的伟大结构，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未知结构走向伟大，这个伟大结构，隐隐然地又挑起了，人们的一种内心的感觉。
>
> 我到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在联合国欧洲总部，在日内瓦那儿有一个宫，在那个宫里边，看到西班牙画家在那儿，画了两幅画，它那是要求和平的，给世界各国的元首们看，要求和平，他画了个什么画呢？这两幅画我当时心里怦然一动，一个就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战争结束的时候，胜利者的图像，一幅是失败者的图像，胜利者的图像是在庆祝胜利，他们的元帅受到人们的欢呼。但是更多的是元帅背后，是抬了很多很多烈士的棺材，棺材后面跟着烈士的母亲，白发苍苍，寒风萧萧，你看到这幅画是胜利者，但这个胜利者包含着多少的血泪；另外一个就是战争失败的现场，失败了，这个地方失败了，但是，很多人面对尸体的时候，握着拳头，仰望苍天，你知道他们会有一次发奋图强，让你感觉到，就某一种事情要延续下去。这两幅画就是都表现出一种胜利和失败，仅仅交融在一起的，难分难解的一种结构，这个结构在联合国的欧洲总部，它可能是给世界各国的元首一种警示，你们是到底追求什么结果，但是让我们这样的人在那儿呢，也仍然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组建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让人类纳入到了一种两难，哪个作品，够让人纳入两难的，它就有可能通向伟大。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结论，如果仅仅说，仅仅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的话，那就完全不是如此了，你说我们要和平，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品来说，这就太简单了，不光是我们要和平，或者我们要复仇，这个话也对，要复仇，这个来说就太简单了。所以它是一种两难结构的出现，让人投入到一种深深的思考，这种深深的思考出现在一个作品当中，勉强讲起来就可以说是未知结构，未知结构也可以说成是两难结构，这是一样的，两难就是说我得不出一个结论的时候，两难结构。”[^4]

《老人与海》成功地展示了人性与人心里最为复杂、隐秘与纠葛的面向，但它没有快速的给出结论性的答案，而是留给了读者这个叫人徘徊，让人唏嘘的未知场景。也因此，让徘徊和唏嘘的观众得以卷入到，而非仅仅旁观，创作者营造的艺术场域中。这和辩论有关联性在于：“未知结构”开辟了一种特别的说服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未知”了，“徘徊”了，观众也便进入了，也便开始接受“影响”，开始接受“说服”了。创造“未知结构”——坦白“未知想法”——分享“未知困惑”，这是让观众卷入说服之门的一把钥匙。

[^2]: Chris Barker,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e Studies (London;Thousand Oaks,Calif.: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 199.

[^3]: 海明威：《老人与海》，电子版可通过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878001.html获得，2011年7月 12日访问。

[^4]: 余秋雨：《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载http://www.cctv.com/lm/131/61/69250.html，2011年7月12日访问。

### 三、运作实例
#### 1、人类是/不是大自然的保护者
2004年全国大专辩论赛，作为反方的厦门大学的立场是“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保护者”。一个最为常见的处理方案，是实证主义的——在陈词中，无论从动机、行为还是预期的方向、愿景，为人类的保护环境的行为列出长长的“功劳簿”，并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践踏作出辩护。而作为对方，则一定是细数人类破坏自然的令人发指的事实，列出长长的“墓志铭”。但是，厦门大学没有那么做，他们说：

> “其实我们发现要判断人是不是大自然的保护者就必然有一个外在于人与自然之外的第三个立场和角度；也正如今天我们辩论的双方需要有在座的评委一样。但是浩渺的大自然，却没给我们这样一个第三只眼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第三只眼睛来看问题，于是今天作为我们人类自己，没有办法自己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大自然的保护者。但是这样的逻辑分析，也并不否认今天辩题的意义，而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今天这道辩题的争议到底在哪里，就是来看，就是一起来确定人作为人到底在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过程中到底应该持有怎么样的一种心态。” [^5]

不难发现，反方的立场，借由“未知结构”，可以从实证主义的困局和无聊中抽离出来，否则辩论赛很容易变成双方纯粹事例的堆积和累加。

回到厦门大学的立论，诚如他们所言，对“人类和大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定调发言需要一个抽离与人类、自然，超越于正方、反方，中立于原告、被告的第三方，或者，用厦门大学的话“第三只眼睛”，否则便会成为自说自话的“王婆卖瓜”。所以，对于“人类是不是大自然的保护者”这一问题，最坦诚的答案其实应该是：“不知道。”由于“不知道”，所以我无法判断人类“是”或“不是”大自然的保护者[^6]。当正方基于辩题立场的设置，不得不作出“武断”和“确信”的肯定判断——“人类是地球的保护者”——反方便可以在一个“未知结构”的宽泛战场上对“是”——正方的如此坚决而武断的确定性（certainty）立场予以否定。注意，这里并不是对正方的正确性（rightness）予以否定。

[^5]: “人类是/不是大自然的保护者”，辩词可参见：http://tieba.baidu.com/f?kz=184738549，2011年7月10日访问。

[^6]: 这种“无法判断”在事实层面即表现为双方事实性论据的同时呈现。作为辩论的双方，都会叙述很多关于人类破坏或保护自然的实例，大量矛盾事实的同时呈现，恰好印证了这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由人类自身无法基于事实，作出判断。

#### 2、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介入亚洲事务
2010年世辩赛，香港大学对重庆大学的比赛，辩题为：“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介入亚洲事务”。香港大学的立场是“应该”。[^7]港大推衍论证的逻辑基础也是“不知道”——因为美国是否应该干预亚洲事务这一议题，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会有不同的立场。很正常，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我们观点各异，于是开始争吵。我们由于利益与立场的干扰与限制，确实很难给出中立、超然、令人信服的答案。[^8]如果这个辩题中的利益纠葛和立场差异是会影响我们作出判断取向的基本事实，那么目前的结论只能是：“不知道”。在“不知道”的前提下，什么样的方案最安全？答案是：均衡。如果你不知道是应该向哪边走好，最好的办法那便是先别急着赶路，站定以静观方位是最好。所以，哪方也不要做大，谁也不可以强权，既不让东方压倒西风，也不让西风压倒东方——因为“未知结构”，因为你对“谁对谁错”并不能确定，因为，“屁股决定脑袋”的我们都有利益纠葛，你没有办法斩钉截铁的宣布，“东风”还是“西风”才是百分百的正确。在这个前提下，美国便可以成为一种制衡性的力量被援引入亚洲事务。同样，这样的逻辑切割并不会导致辩题失去意义，而是有可能让我们跳脱立场和简单论据的堆积和争吵，开辟新鲜的证明格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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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们可以注意到，由于港大的辩论员都是大陆学生，这里涉及到一个比较麻烦和被动的立场，逼迫我们必须在立论谋略上作出突破。

[^8]: 在国际政治中这种以合法的“立场包装”隐瞒非法的“利益诉求”的现象尤为明显。

[^9]: 本场比赛之视频可参见：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wMjM3OTM2.html，2011年7月27日访问。

#### 3、远距离是/不是爱情的杀手
2011年的亚太赛，香港大学对墨尔本大学的比赛，辩题为：“远距离是不是爱情的杀手”。我们准备过但在正式比赛中没有完全使用的一个论证策略也是——“不知道”——因为爱情太复杂、太微妙、太离奇、太偶然、太个体、太没有一定之规和公理定律。于是，一定要说远距离是杀手，一定要去强调有一个东西可以一言蔽之，一劳永逸地为爱情提供一种终极解说、公理答案，这种观点会变得好武断，好可疑，因为他们低估的爱情的复杂。所以我们作为反方，论证爱情不是杀手，我们提出的不是一个和正方完全对立的“反题”，而是告诉对方，有一个超越正反双方立场才有可能这种对爱情真正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化”的理解，我们愿意将这种理解，用我们谦卑的态度重新呈现出来，这样的立场更周详也更圆融——在这种立场的“承托”下，会使对方确定性的立场失真。[^10]

再说一次，“未知建构”不是攻击对方的立场的正确性，而是攻击其确定性——“你怎么那么片面，那么狭隘，那么简单，那么偏执”——这种观念如果被恰当的疏导给观众，你的立场便更有说服力——因为你会自然而然地被认为站在一个更加全面、温和、圆融和恰当的立场上。

[^10]: 港大关于此辩题运用“未知结构”处理的一辩稿，作者为邵雪菲：
​
“那么，究竟有没有人单纯因为远距离而分手的呢？远距离本身所带来的唯一一个直接结果，那就是减少了面对面的接触。所以对于那些认为只有“在一起”才能有爱情的人来说，远距离是分手的原因。问题是，不同的人心中对爱情的定义多有分歧。爱情的要素对人们是各种各样甚至完全不同的。
​
史坦伯格认为亲密、激情、承诺是爱情的三要素，但他的同行，美国杰出的心理医生斯科特派克却认为“相爱的人不是一定要生活在一起，他们只是选择生活在一起罢了”，因为爱是一种自由的抉择。多数人会把依赖当作是爱，但事实上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因为需要而不是爱。
​
可见，什么才是爱情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本来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要不要共同生活，有人说朝朝暮暮，就有人说“又岂在朝朝暮暮”；对于要不要长久，有卓文君“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殷切，就有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中那样“天一亮就分手，此生永不再相见”的洒脱。对于要不要有责任，有人以结婚这种枷锁完成承诺，有人只是在相爱时同居不爱时搬家。同样，美貌不是必须，因为盲人也可以有爱情；见面不是必须，因为笔友也可以有爱情；亲热不是必须，因为清教徒也可以有爱情；年龄相当不是必须，因为莱昂和马蒂尔达也可以有爱情；甚至生命也不是必须，因为聂小倩和宁采臣也可以有爱情。
​
由此可见，爱情需要什么，是一种极端个人的体验，如果物理上的接触对很多人来说甚至都不构成爱情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远距离就是在实施一项事实上不可能的杀人计划，又如何成其为杀手呢？”

### 四、作为结论进一步的说明
值得注意，“未知结构”不是“无知结构”，不是在辩论现场傻傻地宣布：“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而是让你的立场、观点、材料，被一个更大的格局撑起，在一个更大的天地中完成吐纳。在这个超越正反立场决然对立的情景中，你首先宣布你告别极端，你首先展露你谦卑的身段，你愿意诚实地与观众分享这份“不知道”，也就分享了你的谦卑、徘徊、困惑与无奈。由此，你邀请听众们一起思考，你开放听众们一起卷入，[^11]而不是教育、指点他们并公布正确答案。这个动作会在同一时间，衬托出对方的武断、粗糙与思维方式的简单（注意，不是衬托出对方的“错误”）。[^12]

这种未知结构的安排为什么会更有说服力？

第一，回归中道——在辩论赛故意设定的两个片面极端中，重新找到一种对中道地带的回归方略。

众所周知，辩论赛的立场设定是将问题的两方面做出某种极端性的切割，除了非常糟糕的辩题设定，不大可能出现“全面”与“片面”的对峙。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个“片面”对抗另一个“片面”。既然双方都是极端，都是片面，那么真理一定出现在两个极端中，那条狭长而模糊的灰色地带里。“未知结构”的战略设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立场片面性的钳制，实现一种向真理地带的“偷渡”，或者，“隐性平移”，使得论证能够获得一种由于摆脱了辩论赛先天极端辩题的限制的更大的正确性和自主性。

此外，中国的观众不是白纸。任何审美活动的发生都会与观众的“期待视域”相遇。[^13]中国人中庸、平和的处世哲学，感性、情景的认知方式，都比较排斥断言与极端。“不极端”[^14]，或者“中道”，或者“儒道互补”[^15]，或者“讲经讲权”，被普遍地认为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知觉特征与文化精神之一。向位于中道的真理地带的“隐形平移”，可以契合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基本方式，可以吻合国人的“期待视域”，更容易获得认同。

第二，观众卷入——将一个具有“召唤性”的设计嵌入辩论赛，这可以“疏通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以开放而不是以封闭，作为整个工程的了结。”[^16]

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引发思考”相较于“提供答案”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机制的调动。观众出于对辩题或者辩论赛的兴趣来到比赛现场，对正反双方的表现有所期待，对辩题的认知也有自己的“前见”。假如，有一个队伍将辩论立场作为了他们的论证命题，将辩论进度作为他们的论证过程，将总结陈词作为他们的论证结论，那么这个证明结构就走向完成——观众期待答案，而你恰是合格答案的提供者。但问题是，将“期待解答”这一审美需求予以满足这毕竟不大涉及观众的卷入，观众在这一个审美的知觉过程中，始终充当着客体，既信息和观念的接受者，不曾有主体性被唤醒或照顾到。这一部分的缺失终究是让人遗憾的，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审美经验而言：

> “对作品（在辩论赛语境下就是某一场“辩论赛”：笔者注）的‘审美经验’有两种，一种是反思的，一种是原始的。当作品感动了我们，与我们发生真理性的关联时，这是原始的审美经验。当我们事后说这部作品的意义是什么，它采用的技巧和结构为何，它体现了作者的哪一种意图，等等，这些都是‘反思的审美经验’。原始的审美经验，不是‘说道理’的经验，不是呈现出概念或逻辑的普遍性的经验。作品之为作品的真正存在，乃在于它使原始的审美经验得以可能。因此，对于作品的接受，不是把作品当做‘客体’从外部审视它，看它的‘意义’是什么。原始的审美经验我们与作品的同化关系，是我们之被卷入一个体验的世界。”[^17]

所以，“未知结构”更容易引发思考，引起听众对辩题着迷的关切，可以触碰到更深层次的认同心理和审美经验，更容易引起认同。

第三，不用打赢——不是所有的战场都需要打赢，从而减轻了论证的负累。

在技术上，“未知结构”战略使用的最大优点便是在很多根本性的对抗战场场，不需要打赢，例如：

- 我们可以承认人类保护自然的事实是存在的。
- 我们可以承认美国干预亚洲事务的确不利于一些国家的和平发展。
- 我们可以承认远距离在一些情况下杀死了爱情。
- 我们甚至可以将对方的事实性论据都全部承认下来。

但问题是，我们还有人类破坏环境的事实，而且我们不需要称量是破坏得多还是保护的多，都存在就好；但问题是，美国还有维护了某些区域的整体和谐，我们不需要分析是破坏的重还是维护的重，都作了就行；但问题是，远距离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确实让爱情得以久长，我们不需要解释到底是主因还是次因，都讲到就成。

所以，即使对方的事实论据都对，这也只是部分事实，只是有限情况，只是某种可能。在这些战场上，你只需接招，但不需打赢。战场上的攻防无非是构成整体“未知架构”中的一个必须的环节——我们需要两方面的事实得以被陈列，而由此构造通向一个更大的立场的道路——“不知道”。因为都是事实，所有进入了“未知构架”。一旦进入未知构架，对方便可以被渲染成片面地强调了人类保护自然这一侧面；片面地夸大了美国引发矛盾的单一可能；片面地凸现了远距离杀死爱情的部分事实；这些都是即使都是事实，对方也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这样的处理，便如同鲸鱼吸水，日落长虹，将正反双方的论据通通吸纳——然后，将“未知结构”的大构架和盘托出——“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对人类的自身定位要保有谦卑和谨慎（不是保护者）；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追求一个没有偏好的均衡（美国进入不是匡扶正义或彰显霸权，而是实现均衡的唯一可能）；因为“不知道”，于是爱情的复杂性得以被表达、被尊重（什么都不是爱情的杀手，因为对于年轻如我们只是爱情堂前的学生，不能也不该冒充情圣。）

最后，如同任何一种战术，一种模型，一种学理，都需要有适用的前提和条件。“未知结构”在辩论中的运用一定不可以覆盖所有辩题，一定不是所有的辩论队伍都可以使用、都能够驾驭。本文旨在提示一种可能性，并对其作出理论性的解释与总结，以求教于诸君。

[^11]: 要点（一）：由于这里的“卷入”实际上是你发动的，你调度的，你安排的，所以观众的认同是受你的引导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误导的）。卷入赛场实际上是卷入你的立场，卷入到你的论证脉络中，卷入你的思维格局里，和你一起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着和你一起思考对方为什么“不能成立”——由此，认同和认可被建立。

[^12]: 要点（二）：这里的“否定”和二分逻辑的基本思路，和非此即彼的矛盾思维是有所不同的，我并不是因为你的观点没有正确性而宣布你的错误，而是因为你的狭隘性和简单化的确定性而宣布你的错误。在“未知结构”下对对方问题的回应，不需要将对方的论证和论据全部驳倒，而只需要点醒听众，对方低估的问题的复杂，狭窄了问题的面向，武断了论证的过程，只看到了问题的片面，从而，宣判对方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性的错误，更是一种方法论或认识论的错误。

[^13]: 关于“期待视域”的介绍，可参见卓文：《辩论四讲（一）：接受立论、文化精神与结辩的话语实践》，载http://www.zcbl.net/?viewnews-13075.html，2011年7月14日访问。

[^14]: 余秋雨：《中华文明长寿的秘密》，试听资料，载http://www.qiuyuonline.com/qiuyutime/qiuyutime.asp?page=20，2011年7月19日访问。余先生的具体解说是：
​
“中华文明的生存基础是精耕细作、聚族而居的农业生态。正是这种生态，保证了中华文明和所在土地的深度关系；正是这种生态，从根本上抵拒了各种极端主义。这种生态需要最恭敬地来服从天象气候、水文潮汐，追求风调雨顺；这种生态需要整个家族协调配合、前后延续；还要与相邻的农户保持友好关系。总之，精耕细作、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要求每个人无条件地处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不能单向突进，不能陷于一端，也不能撕裂关系，得罪四周。”

[^15]: 参见王岳川：“简论儒道思想的精神互动性”，载《文史哲》2001年第5期。

[^16]: 余秋雨：《艺术创造学工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

[^17]: 王德峰：《艺术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