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文摘
说客型组织的行动逻辑:中国工会角色研究述评 (个人认为这篇文章非常值得阅读。)
…中国政治体制向工会所赋予的各种“兼顾性话语”实际上正是中国工会的基本法定职责所在,这就直接导致了它们在参与协调劳动关系的工作过程当中所使用的武器既不是政治权力,也不是维权抗争,更不是经济制裁,而是各种形式的“思想劝说”;这样的一种特殊工作方式又经常迫使其在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处境中扮演起某种“说客”角色,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工会称之为“说客型”工会组织。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之前的革命性力量转化为“建设性”力量,成为了执政党和政府联系工人的桥梁,因此,工会在党和产业工人之间扮演着传送带的角色。[14]传统的单位制工会作为职代会的秘书机构,实际上扮演着上传下达的职能,从而实现了两种功能:一是形成了单位的利益组织化,二是分化了不同单位之间工人的联合行动。[15]可以认为,中国工会具有了两层角色:国家政权型组织和工人代表性组织。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这两种身份并没有形成冲突,二者之间的冲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6]伴随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或者私有化)改革和私营企业的涌现,传统的劳动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其核心体现就是更难以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取信于工人。有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家国有企业的调查发现,工人对工会的不满可能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工会组织文体活动和发放福利的传统职能丧失;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工人对于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而感到失望。[17]这种结果是中国工会双重角色和职能并存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受自身性质特征与力量来源的影响,工会实际上履行了两种性质的组织应该履行的职能,即“维稳”和“维权”;而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外部维权和社会化维权方式,虽然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无法消除劳动关系矛盾的根源,也不足以达成企业内劳资力量的平衡。[8]在这种背景之下,工会传统上的双重角色定位与新的劳动关系形态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因此,它们在日常工作中往往会陷入“职能定位混乱”的泥潭。工会既没有权也没有钱,要起到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只有在与社会各方面的沟通中来协调劳动关系,因此,协调劳动关系就成为了工会维权的主要方式。[18]然而,劳动关系中的各种矛盾与纠纷并非可以由一般性的协调工作就可以化解掉,特别是在一个处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阶段的国家,这种情况尤其突出,那么工会的这种工作方式自然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成效,双重角色自然也很难同时顺利扮演。
在分析了中国工会的三个面向以后,作者总结了中国工会的行为总逻辑如下:
基于对中国工会行动逻辑三个面向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为如下的总逻辑:坚持中国工会组织的宗旨底线不动摇;尽力回避日常工作中的角色尴尬;综合权衡各种外部因素开展具体工作;发挥好各种借力效应,不失时机地扮演好“说客”角色;而一旦“游说”工作陷入僵局,则选择“超然身退”,以保护自身在其他工人心目中的名节与形象。在这种行动逻辑的运作之下,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工会组织需要站到用工方一边与工人进行对话,以保持自身的“立场正确”。一旦遭遇“调解困局”,工会便又会选择“超然而退”;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有利的少数情况下,工会组织会努力营造出皆大欢喜的“双赢”劳动关系局面;而“不计后果”地站在工人立场上开展工作的情况少之又少,与劳动关系双方的关系都闹僵的情况则更是极少出现。由此可见,中国工会参与各种劳动关系事件的结果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在这些差异的背后却隐含着一套“相对确定”的行动逻辑,只是这套行动逻辑本身就注定了它会在不同的情势之下演绎出不同的劳工政治版本。
对中国工会性质特征与核心职能的学术辨析:基于国家体制框架内工会社会行为的视角
中国工会在政治上具有与西方工会不同的特点,对中国工会的性质特征、力量来源与核心职能的学术探讨和实证分析,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虽然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已被整合进了党政的社会管理系统之中,但在劳动关系领域,工会并非直接支配权力的党政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类政府机关”的群团组织;第二,中国工会的组织力量既来自于自身动员工人的能力,也来源于它在党政系统中的合法地位与身份;第三,工会具有实践意义的核心职能是“维权”与“维稳”。
社会转型与工会使命: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会的艰难困局及其瓶颈突破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工运出现了积极应对的发展趋势,而中国工会却面临组织庞大与发挥作用极不相称的艰难困局。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在实现了国民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也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任意游走的场地,以劳动者的“低人权优势”为代价迎接了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劳工经数百年斗争赢得的权利与福利成果以及劳资平衡的格局,在中国面临着全面崩塌的危险。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国内劳工保护现状的要求,中国工会必须正视导致自己艰难困局的根源,明确自己的社会定位,在效率公平、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进程中,突出公平,强调工人参与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切实担负起自己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历史使命。
关于工会社会公信力研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实践要求
影响工会社会形象的历史原因:
… 由于党内“左”的思想影响,使这些正确的工会理论观点受到批判。其要害之一就是否认国营工厂内部存在矛盾,这就为其后出现的“工会消亡论”埋下伏笔。在十年动乱中,工会受到严重冲击,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回顾工会这段曲折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工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不断遭遇来自“左”的思想干扰,不仅正常的工作秩序被破坏,而且其社会形象也受到极大损害。
此外,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高度一致,抹杀了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反映在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各方主体利益没有任何区别,利益一体化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劳动关系基本特征之一。在利益无差别的劳动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工会组织丧失了最主要的责任——维护职工权益,以生产为主,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工作方针成为中国工会开展工作的基本遵循,造成了工会维权工作秩序的断裂,大多数基层工会成为党委领导下的科室或部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会被片面化为搞福利的部门,客观上成为可有可无的组织。工会组织的实际境遇及其实际作为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多年积淀,就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具有滞后性特征,一种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在较长的时期里存在。社会心理作为社会群体自发形成的意识,也具有相同特征,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工会无用论”至今仍在左右人们对工会的实际判断,而思维惯性又加重了人们对工会固有社会形象的习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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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实中工会公信力的缺失及其社会形象受损,有其现实性的一面,但是历史上形成的工会社会形象也在发生推动和催化作用,这是一种掺杂着人们在社会心理层面所形成的对工会的刻板式印象,即“刻板成见”(stereotype),是人们对工会传统形象的固化。
影响工会社会公信力的现实原因:
现实中,工会维权无法满足职工的利益诉求,是造成工会社会公信力降低的最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