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客型组织的行动逻辑：中国工会角色研究述评 （个人认为这篇文章非常值得阅读。） ...中国政治体制向工会所赋予的各种“兼顾性话语”实际上正是中国工会的基本法定职责所在，这就直接导致了它们在参与协调劳动关系的工作过程当中所使用的武器既不是政治权力，也不是维权抗争，更不是经济制裁，而是各种形式的“思想劝说”；这样的一种特殊工作方式又经常迫使其在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处境中扮演起某种“说客”角色，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工会称之为“说客型”工会组织。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角色与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之前的革命性力量转化为“建设性”力量，成为了执政党和政府联系工人的桥梁，因此，工会在党和产业工人之间扮演着传送带的角色。[14]传统的单位制工会作为职代会的秘书机构，实际上扮演着上传下达的职能，从而实现了两种功能：一是形成了单位的利益组织化，二是分化了不同单位之间工人的联合行动。[15]可以认为，中国工会具有了两层角色：国家政权型组织和工人代表性组织。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这两种身份并没有形成冲突，二者之间的冲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6]伴随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或者私有化)改革和私营企业的涌现，传统的劳动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其核心体现就是更难以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取信于工人。有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家国有企业的调查发现，工人对工会的不满可能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工会组织文体活动和发放福利的传统职能丧失；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工人对于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而感到失望。[17]这种结果是中国工会双重角色和职能并存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受自身性质特征与力量来源的影响，工会实际上履行了两种性质的组织应该履行的职能，即“维稳”和“维权”；而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外部维权和社会化维权方式，虽然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无法消除劳动关系矛盾的根源，也不足以达成企业内劳资力量的平衡。[8]在这种背景之下，工会传统上的双重角色定位与新的劳动关系形态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因此，它们在日常工作中往往会陷入“职能定位混乱”的泥潭。工会既没有权也没有钱，要起到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只有在与社会各方面的沟通中来协调劳动关系，因此，协调劳动关系就成为了工会维权的主要方式。[18]然而，劳动关系中的各种矛盾与纠纷并非可以由一般性的协调工作就可以化解掉，特别是在一个处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阶段的国家，这种情况尤其突出，那么工会的这种工作方式自然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成效，双重角色自然也很难同时顺利扮演。 在分析了中国工会的三个面向以后，作者总结了中国工会的行为总逻辑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