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中： 導讀 Fromm《逃避自由》，20190527 @ 師大文學院

開始之前先看兩段文字，一段是佛洛姆在書上面所給出的題辭，來自猶太經：「如果我不為自己，誰會為我？如果我只是為自己，而我是什麼？若不是現在，那是何時？」那當然這個引文可以充分地讓人知道這本書其中的癥結之一，在於說這個自我追尋的問題，當中這個自我從什麼地方來？猶太經跟佛洛姆所接受的教育有很大的關係，以及他想要推薦給我們的自我是什麼樣的東西？這我們等下會談。

當然第二個，這本書的癥結在於說，到底自我是由傳統 （所說）他人所給予，還是說來自語言的效應？所以我自己引了另外一段，就是 Jaques Lacan 所說的話：他說受虐跟施虐關係在這裡面 （也是他所謂的權威性格）的重要特徵，是怎麼來？它們是怎樣的關係？施虐者說，「那你打我吧，讓我痛、讓我爽吧」，受虐者說：「我才不要」。

有了這個兩個前提，我們再看看為什麼我來講本書。事實上是因為我之前說過很多次，佛洛依德曾經引述過歌德說：「你知道最美好的事情，都不要跟小孩子講。」所以你可以發現，精神分析的課我大多開在研究所，因為大學生還跟小孩子差不多。那是因為幾乎所有的精神分析著作，大概都屬於兒童不宜的讀物。兒童不宜倒不是大家所以為的，都跟性有關，而是太黑暗，就像佛洛伊德說的，精神分析是撼動冥府的理論，小朋友那麼早就知道人生這麼黑暗好像不太好。但佛洛姆這本書剛好相反，倒不只是因為它是暢銷書，也是以前我們小時候最早接觸精神分析的讀本之一；而是因為，這本書不僅是如此，它可能比較是，跟佛洛依德講的相反，這本書可能是你「所知道最糟的事物，你最好不要讓大人看到」的讀物。我本來以為這場是對高中生來講，結果看到都還是自己的學生跟老師們，好有一位小朋友。

為什麼我說這本書是「你所知道最糟事情最好不要讓大人知道」？因為這本書所他把人類最想要獲得的自由，變成是人類最害怕最想要逃避的東西：事實上自由是一個變動的概念，不是一個有固定價值的、美好的東西。自由通常是，你看得到但吃不到的、未來的東西。比方說父母會告訴你「幾歲以後就讓你自由了，但前提是在這之前，你必須只能夠乖乖地聽話」；又或者你發現自由是你管不著的東西，就是那是別人的自由；最後自由當然也可能是跟你完全無關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不自由毋寧死的自由，因為死才有的自由，當然跟你沒有關係。

你會發現即使是在今天的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也得不出「究竟人是否擁有自由意志」這樣的結論，這或許是因為，自由就像我說的，不是可以被擁有的東西，而是一種被認同的身分狀態。也就是說它是屬於未來的時勢跟欲態。你會發現人對自由最大的誤解，就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當中的二兒子所說的話，「如果上帝死了，要做什麼都可以」，是這樣的期待，使得世界上有些傻瓜會認為如果上帝死了，人就自由了，所以要做什麼都可以。但是從尼采在 19 世紀宣告上帝已經死了之後，請問有改變了什麼嗎？什麼都沒有。一切依然如往昔，仍然沒有什麼是被允許的，只是原先是傳統的、上帝的、宗教的禁令，現在變成是人的內在道德自己約束自己。「要做什麼都可以」和「什麼都不能做」，這兩個看似矛盾的結果，事實上衍生自「上帝已死」這個相同的原因。

同樣的，自由給人一種要做什麼都可以的錯覺，而忽略的是，自由也意味著失去依靠而面臨著命運的抉擇，這樣的負面效應。因此把人人渴望的自由變成人所害怕的自由，這個狀態的轉變，其實是來自語言的歧義的功能，也就是雙關語的作用。語言經常有不同的意義可能性。這是為什麼在德文、法文、英文上面，我們要在語言上面加介系詞讓意義可以確定，不然就有可能出現雙重意義。例如自由、free 這個字，有著 free to 跟 free from 這兩個語言提供的歧義性。所謂 free to 表示說你自由了做什麼都可以；後者 free from 當然表示說自由了所以你什麼都沒有了。

因此嚴格來說，並沒有中文譯本自己腦補出來的「積極的自由」跟「消極的自由」這兩種不同的自由，是只有一種自由，語言就告訴你的自由就具有這兩個意義。這樣子的自由，將在未來產生正面跟負面的結果。就是佛洛姆所說的自由的兩個面向，一個是正面的、一個是負面的。所以自由差不多就像是你們小時候玩大風吹遊戲一樣，那個被吹起來失去位置的人，他自由了，可是他此後就像一個孤獨鬼一樣拼命地想要重回群體。這是為什麼這本書大人不宜。

其次，這本書我認為寫得最好的地方是，佛洛姆對於權威性格跟教育的批判。他的批判其實足以讓年輕人覺醒：原來那些被說成是為了你好的嚴厲教育、甚至是打罵，都只不過是滿足了教育者權威性格上的施虐特質。而當然它結果往往是，導致受教育者產生這種順服的受虐性格。以至於所謂的教育——你知道我們是在師範大學講這個主題——所謂的教育，無非是讓人放棄自我以符合別人的期待。因此如果你一直都是聽話努力用功的好學生，那麼恭喜你，你失去自我了；相反的如果你是在學校適應不良的魯蛇一枚，那就表示你的自我還沒有完全投降，仍有機會被拯救。當然怎麼拯救是問題，因為對精神分析來說最直接、最簡單的拯救方式就是生病，生病的次級效益，就是生病可以不用上學。

所以你發現佛洛姆當然是從他自己生活上面觀察，發現他所處的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政治跟經濟的局勢發展，使得納粹迅速地崛起。這當中顯然有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交出去他們才剛得到的自由。他們不想要自由，甚至逃避自由。因此佛洛姆質疑，除了人內在對自由的渴望之外，人是否也本能地願望著順從？換句話說順從是不是跟渴望自由一樣，是某種內在的渴望，而不是外在的壓迫？真的他發現，即使人不是順從於公開的權威，也會順從於內在化的權威，包括精神分析說的義務、良心甚至內在的衝動；或者人也會去遵循、順從那些匿名的權威，像是公共的輿論，雖然你不知道是誰說的但大家都這麼認為，所謂的政治正確。

就這點來說自由跟順從並不是對立的觀念，而是一種辯證的關係，也就是社會跟經濟制度等等這些文化發展，讓人獲得更多的自由成為獨立的個體，但也因此失去了安全感。於是為了逃避承受不住的孤獨跟不安，人就以他擁有的自由，那一點點自由，去選擇了順從權威。換句話說：越自由，越順從。

所以你會發現，佛洛姆顯然就是把自由等同於個體化。那所謂的個體化，實際上它就預設著某一種原初連結狀態的斷裂（他在書裡面說的，primary ties 或 primary bounds）。所以佛洛姆主張人類幼童在生理、情感跟心理的方面日益成熟的同時，當然他發展出了自由意志以及理性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自我、self），但也因為失去的這個原初連結，使他產生越來越強烈的孤獨感。那問題在於說，一旦他選擇放棄的自由，放棄自由有並不能夠回復到原先已經失去的原初連結，導致一種次發的結構，就像是症狀形成一樣，那這個次發結構就是順從權威的一種舒適狀態，就是「我最好不要選擇，告訴我我該怎麼做」。

從這裡你可以看到，佛洛姆主要的理論來源，仍然是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學，跟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就像佛洛姆在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1962) 這本書所說的，馬克思跟佛洛伊德是他一生當中最重要的兩個思想導師。當然他不是去找出兩者的共同點，而是去發掘兩者的差異。他認為必須在馬克思主義跟佛洛伊德的差異當中，找到一個能夠整合這兩個理論的辦法。我們知道佛洛姆整合最重大的結果就是提出 social psychology。

那為什麼精神分析對他來說這麼重要？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他的主張，來自佛洛伊德說的人類的一種生物學上面的窘境，佛洛伊德稱作無助狀態（Hilfslosigkeit），也就是說，小貓小狗都是生下來兩三天就可以走來走去、兩三週就差不多可以離開家趴趴走；人類生下來之後不但要依賴雙親好幾年，甚至到了十幾二十年還賴在家裡，甚至現在三十四十年還在家裡的大有人在。因此這種人類出生下來的無助狀態，使得人更容易受到外在世界的影響，也導致精神更容易產生分化，為了要應付外在的環境跟內在的需求。同樣的，你會發現佛洛姆也是抱持著同樣主張，他說人類天生就欠缺其他動物所擁有的適應力，因此依賴父母的時間比其他的動物都要長。

其次我們看到馬克思的異化理論（Entfremdung），這個觀點讓佛洛姆可以去解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當中所面臨的，人跟物的價值如何產生變異。也就是一個人他原本的價值只是代表他的勞動力，那為什麼在社會化過程當中，人出現了價值的差異？比方說，就勞動力來說我可能比一個鋪馬路的工人來說更沒有用，因為他可以工作得比較久。那為什麼在社會上會產生不等的價值？比方說我領的薪水可能比他高？

因此對於佛洛姆來說，他認為說我們可以整合精神分析的構想跟馬克思的理論，然後從這裡去探討，究竟人在社會化過程當中產生什麼樣的性格的改變。所以他試圖整合這兩個理論最主要的結果當然就是提出 social psychology，他說這是為了理解人在歷史創造過程當中，從一個歷史時期到另外一次時期，為什麼會產生性格的改變。比方說為什麼文藝復興時代跟中世紀不一樣，以及為什麼現代的資本主義時代，會跟比方說十九世紀的時候不同。

從這一點來，佛洛姆才回去看（他主要的閱讀來源是 Burkhardt 關於中世紀跟文藝復興的文化史研究）、這個時候他才試著去了解，從歷史的角度去了解這種性格轉變的關係。但其實他在分析無論是中世紀、文藝復興或宗教改革，或者是分析德國納粹的崛起，恐怕都不是這本書真正要批判的目標。他真正的目標是美國的民主社會，這點我們等一下再說。

但總之他認為說，相較於現代社會，中世紀的特徵是個人欠缺自由，但是中世紀的人卻不會感到孤單跟孤立，這是因為封建社會的結構關係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就像是大風吹一樣，如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子，就不會有一隻鬼在那邊跑來跑去。因此，即使說中世紀的人並沒有現代意義的個人主義，但是他們其實在真實生活當中，卻擁有極為具體的個人生活。不過中世紀的社會雖然給人安全感，卻把人給束縛住，每個人都在他的位置上，只是這種束縛，佛洛姆認為它這跟幾個世紀以後的這種極權統治跟壓迫的束縛不同，顯然是因為中世紀並沒有剝奪個人的自由，主要的原因在當時個人這個概念並不存在，也就是說人仍然跟外界保持著還是某一種原初的連結。

這裡當然有點矛盾的地方就是說，佛洛姆跟精神分析一樣，認為你一旦脫離開母體，你就永遠失去的原初的連結，但是他現在顯然把這個原初連結的理想投射在中世紀，畢竟沒有人真的見識過中世紀的生活是什麼樣，我們怎麼知道我們在中世紀的時候就真的有安全感呢？

這個保有原初理解的理想社會，到了中世紀晚期之後他認為開始產生變化，變化當然就是在社會上的商業跟工業資本的發展，以至於有了一個新的富有階級的興起（當然這完全是馬克思的構想），而這新富有階級會帶動個人主義的萌芽，以至於在最後在義大利誕生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打破了原本封建社會的這種階級分際，以至於讓現代意義下的個人開始浮現。但是伴隨著這個新的個人主義出現的是新的專制政體，於是自由跟暴政、客體性跟失序感，就開始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使得社會經濟活動跟財富，讓人獲得了一定的自由跟個體意識，但也失去了中世紀社會結構所保障的安全感跟歸屬感。換句話說，人變得更自由，於是也變得更孤獨。

因此相較於中世紀的這種天真的正面的自由（我說這裡的天真正面，大概是佛洛姆腦子裡面自己腦補出來的），文藝復興帶來的新自由變成是一種負面的自由。對佛洛姆來說這就是他所說的失樂園的辯證的開始，他說：「天堂樂園永遠失落了，個人要孤單地面對著世界，就像一個陌生人被丟進一個不著邊際，而且充滿危險的世界。」

這一種新的狀態所產生的無力感、懷疑跟焦慮這些深刻的感受，使得個體如果要成功地運作、要去減輕這些感受，所減輕的方式，就像佛洛伊德他在《一個錯覺的未來》（Die Zukunft einer Illusion, 1927）中所主張：人的焦慮跟懷疑，會驅使他去尋求宗教的慰藉。

因而在十六、十七世紀所興起的宗教改革運動，特別是路德教派跟喀爾文教派的興起，吸引了這些廣大的、因為新的經濟活動而崛起稍微獲得自由的中產階級，以及窮人還有農民。佛洛姆認為說，新的宗教不僅表達了人對於自由跟獨立的新感受，也更深刻地表達出瀰漫在這些成員當中的無力感跟焦慮。相較於天主教的傳統，你們知道新教（路德跟喀爾文）強調的是人在宗教上的獨立。你不需要靠教會可以得到解救，這是因為你能不能得救早就決定了，跟世俗一點關係都沒有。它們強調人在宗教上面獨立跟自主，因而也間接地促成現代社會政治在政治跟精神自由的發展，同樣地也導致了個人產生更大的孤獨感跟無力感。

換句話說，在這種這種辯證的關係模式下，人因為資本的活動而產生不安跟焦慮，因此他求助於宗教。但新宗教的發展卻更加深了這種負面的自由。

所以這種新的宗教，它突顯的就是我們剛所說的，人的兩難，他一方面要擁有自由、可以免受外在權威的束縛，但他同時也感到孤獨跟焦慮。對於這兩難的問題，路德他解決的辦法是什麼？就是勸人徹底放棄個人的權力跟意志，徹底順從成為上帝的工具。對佛洛姆來說，這不就是現代人逃避機制的原型？路德的重要性是指出了現代人該往什麼地方走：如果你要的話，那邊有個門，你就是成為上帝的工具就好，就不必須面對生命的抉擇。這正是之後的法西斯主義所強調，比方說他們說生命的目的是為了要替更高的權力犧牲，只是原本的上帝現在換成更高的權力或者是民族的領袖，如此而已。

喀爾文跟路德不一樣的地方，除了他們吸引的宗教群眾不同（喀爾文主要是保守的中產階級，路德除了中產階級，還有窮人跟農民），但無論在神學上和心理學上，喀爾文也都展現出跟路德相同的精神，除了人應該要順服上帝，喀爾文還更強調人應該要努力地工作、盡本份，就是勞動的美德。佛洛姆認為這種盡本份、努力勞動的美德，當然並不是為了改變得救命定論，因為命定論早就告訴你，你能不能得救早就決定了，你再怎麼做都沒有用。那為什麼喀爾文還是要人家努力工作？

這時候佛洛姆參考臨床的觀察：人在焦慮時，有兩種狀態，要不是整個被焦慮麻痺、動都不能動、陷入完全停止狀態；要不是就擺盪到另一邊，會很積極地去做一些衝動的事情。他舉的例子像是：人會不斷上下樓梯；或者是你只不過做平常的事情但做得更為積極；像是桌子擦乾淨之後決定再擦一次；或者是你在路上遇到人，講話會變得不斷問他問題；或你原本上課的時候只是十分用功，因為焦慮你會變成一百分用功。

這種多出來的積極主動的行為，就是我們熟悉的強迫症的特徵。這就是為什麼佛洛伊德說強迫症只不過是個人的宗教，而宗教就是集體的強迫症。從這裡佛洛姆認為，新的宗教不僅表達出中產階級一般的感受，也透過合理化跟系統化這種新的態度去加深強化這種感受。這種新的宗教教條也指引了人如何克服這種焦慮，換句話說路德告訴你「那裡有個門、門後面有上帝，往那邊逃就對了」，喀爾文說，「逃走同時順便把這邊打掃乾淨，因為這樣會減輕你的焦慮」。

新的宗教當然教導人要接受自己的無力感與本性的罪惡，並將生命奉獻於贖罪。透過這種極度的自我貶抑跟不斷的努力，似乎就可以克服人的疑惑跟焦慮。於是我們看到新的宗教發展出的新的這種強迫症性格的副作用，人變得更勤勞、更積極更刻苦耐勞，這種副作用就逐漸變成更具生產力的力量，以至於強化了新的經濟發展，也就是在日後的資本主義的發展。

所以佛洛姆在這時候引述了 R.H. Tawney 1926 年《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這個時候開始資本已經不再是奴隸了，資本變成人的主人。所以從現在開始，不再只是人的過早出生這種生物性質決定他的自由跟孤獨，而且資本主義也加入了解放個人的行列。」因此當然跟中世紀跟文藝復興跟宗教的人相比，現在人恐怕跟孤獨、更焦慮，但也更加倍努力、更加倍失去自我。

佛洛姆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當然表面上脫離開各種傳統束縛，但另一方面讓個人越來越孤獨跟孤立，充滿著微不足道的感受跟無力感。這就是為什麼他要提出這些人在面對這種焦慮、無力感跟孤獨的時候，會產生出的逃避機制。所以他指出這種原初連結的斷裂，使人必須以個體的方式去面對世界，這時候人只有兩條路可以走，當然不是宗教改革那兩條路（逃走跟順便把這裡打掃乾淨），他說你要馬就是根據 free 這個字的兩個意義來看：一種是你是朝向正面 positive，透過他所說的愛跟勞動（光從這兩個字你就知道他的背景是精神分析跟跟馬克思主義），讓自己自發地跟世界再產生連結，因為這個時候人未來將可以真誠地表達情緒、感受跟智力，也因此他說，「人能夠跟自然合為一體，再次跟自然合為一體 （become one again with man, nature and himself）」，可以跟自然合為一體這是什麼奇怪的狀態？總之可以跟著自然合為一體，又不放棄他個人的自我、獨立跟健全，我說這個什麼樣的神秘體驗？我們稍後再談。

我們先來看另一條路比較可行、比較不那麼神秘的路，就是負面的自由，特徵就是撤退、逃走、放棄自由，並且試圖透過次發的連結消除個人跟世界的鴻溝，來克服孤獨。但是因為逃避自由並不能讓他回到原初的連結狀態，因此他只是暫時地逃離難以承受的焦慮，就是為什麼他的行為上會產生強迫症的特徵。因為這種逃離，可以這麼說：讓他逃進了工作當中，免得需要去面對他需要面對的問題，就像是有些時候你很不想回家的時候，你會待在研究室工作到半夜再回家。

在所有的逃避自由的方式當中，佛洛姆認為有三種機制在社會文化的形成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是他所說「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當然佛洛姆是借用佛洛伊德所區分的施虐者跟受虐者的欲力關係，來說明一般所說的順從跟支配的關係。我們都知道，受虐狂的特徵是自卑、無力感，這種個人的不重要性；嚴重的受虐傾向會導致人自我貶抑，讓自己受苦。這種自虐或者說是受虐的傾向經常會被合理化，被當成愛跟忠誠的表現，也就是把自己的自卑當成是對自己缺點的省查，或者說把自己受苦當成是來自於無法改變的外在條件：就像你常會聽到人說吃苦當做吃補，當作理所當然；或者說受某人的苦當作是愛他的表現。那這種受虐性格，就像精神分析所發現，經常混雜著施虐的傾向，只是說他是對自己施虐。

施虐的特徵在於意圖使人依賴自己，並且是控制、去剝削對方，使對方受苦跟受屈辱，這是施虐的特質。同樣的施虐的傾向也會被合理化，甚至比受虐狂更常被合理化為對別人的善意跟關懷。這是接下來是佛洛姆所舉的例子（不是我說的，雖然我也這麼認為）：比方說父母或師長，常常會對小孩說，「我管你，我管教你、我處罰你，是因為我知道什麼對你來說最好；因此為了你好，你應該要聽我的，不要有意見」，這是佛洛姆的句子；或者說它也會被合理化成為「我為你付出這麼多，所以我應該有資格管你，我有資格從你那裡取回我想要的結果，我想要你成為什麼樣的人」，最特別是在親子關係當中，這種支配跟擁有的傾向，更容易跟對小孩的自然關懷跟保護交雜在一起，那結果經常就會像是，把小孩放入黃金鳥籠裡面，一樣只要小孩不離開這個鳥籠，他就可以得到一切。這樣的結果，經常導致孩子長大之後，會對愛有很深的恐懼，因為愛對他來講就是被束縛、被剝奪自由。

除此之外，不僅施虐者會使得受虐者依賴於他，反過來施虐者也會依賴於他的受虐的對象。就像我們看到家暴的男人，總是一邊打著女人一邊跟她說「你給我滾」，那女人說「我滾啊」鼓起勇氣決定要離開的時候，這個男人就會反過來苦苦要求對方不要走，這種戲常常上演。你會發現這種施虐與受虐傾向，他們的共同特徵就是把自己的決定權交給別人，試圖以某一種共生的狀態來取代先前的原初連結。因此，這是為什麼施虐跟受虐性格，會有助於人去逃避無法承受的這種自由狀態，即無法承受的孤獨跟無力感。也因為施虐跟受虐的傾向幾乎在每個人身上都有著不同比例的存在，並且表現在人跟權力的關係上面，所以你會發現人越是失去權力（越是失去能力），他就越會感到渴望獲得權力。所以，佛洛姆也說「權力並不是來自於力量，而是來自於虛弱」，就像是在精神分析常常會提到的有趣例子：一個男人如果越無能，他開的車就越有力，車子就越大；這很顯然的因為對於權力的需求，來自於本身的無力感。同樣在政治上面對於權力的追逐，也可以被視為是這種施虐受虐傾向的延伸。

但佛洛姆認為畢竟施虐受虐還是一個病理學上的用語，所以為了要把它改變得更適合用於社會心理學脈絡，他建議把這個施虐受虐的性格，改稱為「權威型性格」（authoritarian character），是在這個時候，日後他才提出所謂的「社會無意識」的構想，因為有一種社會心理學所發現的這種性格的特質。

這是第一個逃避的方式，因為性格就本身就提供了這種逃避的傾向，那剛好可以被利用來讓人逃避無法承受的自由。

那其次則是「破壞性」（destructiveness），破壞性也是根植於人的無助跟孤立狀態，但相對於威權主義或說權威型性格這種施虐受虐的特質，是希望能夠達到一種共生的狀態，而不能夠把對方消滅（消滅了他就沒有人可以虐待了，或者消滅了他就沒有人可以去虐待他），這種破壞性似乎是極端的、它是以消滅客體當作目的，也就是藉由毀壞、毀滅外在世界來逃避個人的孤獨。因此可以說如果施虐者是透過支配他人來強化虛弱的自我，而破壞性是透過消滅所有的外在威脅來增強自我。

當然佛洛姆這種破壞性的構想，是來自佛洛伊德後期所提出的死亡欲力（Todestriebe）的概念，也就是說，佛洛伊德假設生命當中似乎有一股回歸到無生命的力量，這麼一來佛洛伊德才有辦法解釋所謂的原初受虐狂。佛洛伊德日後去區分原初受虐狂跟次發受虐狂（真正的受虐狂），所謂原初受虐虐狂是，一開始就有一種人對於生命的暴力，這時候還不是針對自己，因為自己還沒出現，不是把自己當作客體消滅自己，這時候不能說是自殺，而是生命本身就有走向死亡的力量。

但是佛洛伊德這個理論假設——佛洛伊德一直說這是理論假設，因為我們不知道、沒辦法驗證有沒有這樣東西存在。但這種理論假設——
很快就被誤解、被刻意忽略。

包括佛洛姆也是把這個死亡欲力的概念，視為跟生物學上生命欲力的一股對立力量，好像生命有一股傾向是想要活著，另外一股傾向是想要不活著，以至於他會質疑，如果死亡欲力是生物學的概念，那麼為什麼不同時空的人會有不同程度的破壞傾向，或者說為什麼不同民族的破壞傾向會有所不同？

因此佛洛姆他試圖重新去解釋這個死亡欲力的概念，並且認為死亡跟生命這並不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因素，而是一種逆轉的、相互依存的關係，也就是一者越強、另一者就越弱。因此他認為說這種破壞性的出現就可以解釋，是一種「生命的沒有實現的結果」，換句話說他替佛洛伊德找到另外一個解釋，佛洛伊德說「我只是提出假設還無法證實」，佛洛姆其實也沒有證實，只是把這假設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從什麼地方來：既然它是生命裡面的一股力量，如果生命（生的欲力）沒有顯現，當然顯現出來的就是死亡、破壞傾向。

所以佛洛姆把死亡欲力解釋為生命沒有實現的結果。他在 207 頁有個詞說，unlived life，沒有被活的生命。從這裡佛洛姆認為說：現代社會的低階中產階級的生活，你覺得你根本沒有在生活、你根本沒有實現、因為你只不過是社會上的螺絲釘，這種沒有實現的生命使人產生破壞的傾向，這種破壞傾向進一步被納粹主義利用。

第三個逃避的機制則是他所說的「自動性的順從」（automaton conformity），也就是除了「放棄自我」跟「破壞外在客體」以便逃避自我的空洞之外，逃避的機制還有我們在病理學上最常見的，佛洛伊德所說的：從外在世界撤回，就是說失去現實感。精神病患失去現實感是因為他對外在世界一點興趣都沒有了，他只關心自己的世界；或者他可能是把自我膨脹成為誇大妄想，認為自己就足以主宰這個世界。這也是我們在精神病上面所看到、而佛洛姆認為說更重要的：有另外一種對社會文化一個巨大影響的逃避機制，也是他所說的這種 loss of the self，自我的喪失。

為什麼它對經濟跟社會有這麼巨大的影響？因為人逃避自己之後，人就純粹像馬克思所說的，純粹異化為人力（human energy），人就是變成是一個人力。那當然你會發現變成人力之後——現在不是有個詞叫做社畜嗎，就是社會畜生？（按：「社畜」這詞彙來自日文，「社」應該指的是「会社」的簡稱。）人變成人力之後，你的力量還比不過一頭牛。簡單的說，當一個人不再當他自己，而是順從地去接納了社會文化賦予他的人格，讓自己跟所有其他人一模一樣，以符合所有人的期待，這時候他就不用感到孤獨跟焦慮。他反而就可以成為人力，促進資本主義新主人的發展。

相較於我們說破壞性是讓客體消失、消滅，順從的個性剛好是反過來，讓自己消滅。對佛洛姆來說，在這三種逃避機制當中，威權主義跟自動的順從，最能夠說明希特勒的崛起、跟納粹主義在德國興起的原因。他觀察到，當時比方說工人自由主義者跟天主教這些中產階級，他們因為內心的倦怠跟無奈的放棄，所以選擇順從了納粹。也就是說相較於被龐大的社會勢力孤立在外，他們寧可選擇擁有歸屬感，因而促成了他們對於國家跟民族的忠誠度。但是相較於這些人的順從，他們只是順從 A；另外一批人，也就是小商人、工匠跟白領等等這些低階的中產階級，他們顯然是更熱切地歡迎納粹的意識形態，正是因為他們的威權性格特徵，使得他們可以從既存的權威的順從跟忠誠，獲得到他們自身受虐傾向的滿足。

而這兩種特質，佛洛姆認為我們都可以在希特勒的身上看到。希特勒就是這種性格的典型代表。我們知道他出生就是低階的中產階級，他是一個沒有機會、沒有未來，應該是跟現在很多人會這麼講自己的：他就是一個 Nobody。但是他卻把這種自己的、悲慘的社會處境，合理化地投射為國家跟民族的象徵。所以你會發現，希特勒寫了一本書叫《我的奮鬥》（Mein Kampf），我的奮鬥後來變成德意志民族的奮鬥。因此佛洛姆認為說，雖然納粹主義的成因，涉及更多政治跟經濟的因素，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心理特質、沒有這些心理的條件，納粹顯然就沒有辦法發展。

就這點來說，可以說納粹主義崛起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極端的機會主義：就是利用了社會、政治、經濟的局勢，利用了人性格特徵，以至於納粹崛起之前的所有政治承諾，始終就是口號，特徵就是說，實現或不實現並不重要，口號只不過是利用人民心理條件的承諾而已。口號的實現或不實現一點都不重要，否則就不叫口號了。而希特勒的人格、他的主張，以及納粹體系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極端的威權性格結構，都吸引了具有相同性格結構的群體。

所以在佛洛姆寫這本書之後，精神分析也有一個傳記分析這樣傾向的發展，但是你會發現從文字的紀錄、從歷史的描述要去描繪一個人的性格，即便他是一個歷史人物，都有相當程度的困難，也你都沒有辦法證實這一切不是敘述者本身的觀點。所以我會認為說，當然他對於從中世紀一直到納粹崛起這個分析，顯然是符合他所要應用的佛洛伊德跟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其實這本書真正的目的，就像我說的，他其實是要批判美國，也就是現代的民主跟自由社會。

就是因為在現代的民主社會當中，佛洛姆發現人似乎獲得了自由，但自由並不等同於自主跟自發。因為人的情感跟思想，同樣來自於受到社會的、跟教育的壓抑。因此自由所帶來的錯覺，反而更容易讓人去忽略這些可能威脅到民主社會的因素，也是在當前社會在經濟上面助長了個人的孤立跟無力感，而在心理層面上面就產生了權威性格跟逃避的行為。換句話說，在現代社會當中人一方面像螺絲釘一樣，順從於體質跟匿名的權威，那更糟糕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以為他是自由的。就是讓我們說什麼樣的人喚不醒不是那個裝睡的人，而是那個自以為自己是醒的人。你喚不醒他，因為他自以為自己是醒的。

所以佛洛姆會認為說，民主的文化會促成這種順從的傾向。

首先是來自於外界對自發性情感的壓抑，例如教育，原本真正的目的應該是在促進小孩內在的獨立跟個體性的發展，但教育卻往往變成是灌輸給小孩我們認為應該要有的情感、思想跟願望。換句話說，以外在的要求來取代小孩自發的表現，以至於小孩從小就被教導要擁有一些完全不是他的感受。比方說人本來天生就會害怕陌生人，可是我們要去小孩要有禮貌，看到叔叔伯伯們要打招呼，莫名其妙看到他們就會怕還要打招呼？顯然就是你要讓他接受一個不是屬於他的感受。同樣的你話發現你的小孩除了在家庭面對這樣的要求，等到他接受學校教育之後他一樣被要求要擁有一個好相處的人格，就像佛洛姆諷刺的，他說：到最後那個友善、開朗笑容，就像是一種電源開關一樣的自動反應。因為你已經被灌輸到自動地反應，看到陌生人就會笑，但是你也知道那個笑跟你自己沒有什麼關係。也就是說人大多時候，會失去辨識虛假情感跟自發性的情感之間的差別：你會不知道這個感受是被加諸的，還是你自發的。以至於在當今的社會裡面，佛洛姆認為說，這種不帶情感的思考跟生活，似乎就成為了一種理想，這種更不用說這種不帶情感更是學校的要求，比方說如果你要帶當科學家你可以帶著情感去做實驗嗎？你可以說：我想要長生不老所以我要做、煉出一個藥，你知道這就是化學跟 alchemy 這種煉金術最大的不同，就煉金術是帶著情感去做實驗的，化學是被要求不帶情感去做實驗的。所以你會知道在大學生裡面講學術學術，學術是什麼意思？學術就是說跟我沒有關係的學問。

當然情感被壓抑了，情感變成是不理智、不健康，或者甚至是失衡的代名詞，所以當我們說一個人反應很大，會說你這樣太情緒化。那當然情緒化在教育當中被壓抑，不過佛洛姆認為說，就像精神分析所說的，return of the repressed，你被壓抑著還是會從其他地方冒出來，它在哪裡找到出口？就在那些無數的流行電影跟流行歌曲找到出口，因為這些電影跟流行歌曲，始終是一以種廉價的、不真誠的多愁善感來販賣。因為情感的壓抑，所以你看情感都變成是歌曲裡面的愛、恨、悲傷等等。

同樣的他也批評精神病理學，就是精神科學，也會以科學為名，把某種沒有永遠不會太悲傷、不會太生氣、不會太激動的人格定義為正常人格，因而不符合這個規範的人格，就被稱為是幼稚、不成熟、或者甚至是 neurotic，神經症。

而現代的思想除了壓抑的情感，也壓抑思想，也就是不讓人有自主的、原創性的思想能力。佛洛姆批評，教育從一開始，就不允許小孩的思考，取而代之的始終是把既定的想法灌輸到小孩子的腦子裡面。比方說，他認為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小孩那些好奇心經常沒有得到認真跟誠懇的回答，就是我們總是隨便說一說，隨便對小孩子說一下、敷衍他一下，甚至有時候小孩是明顯的被成人給輕蔑或者是鄙視，就像這些成人對待無知、無權力的人那樣，他們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小孩。更不用說成人世界裡面充斥的許多特定的謊言企圖去隱瞞事實，或者基於不同的個人理由，成人不希望孩童知道這些事情。這句話也罵到了我自己剛剛所引述的，佛洛伊德所說的：「精神分析那些你知道最好的事情，不要讓小孩子知道」。你看。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一種不要想、不要感受的教育方式，從小學到大學，就持續地壓抑小孩自發性的情感跟原創性的思考，以至到最後，比方說：那個跟我無關的知識，也就是學術，成為了人的主人。教育強調擁有越多知識就越能認識現實，因此學生的腦袋被裝進了許多零碎（為什麼零碎，因為跟自身不相關）的知識。以至於最後他們的時間精力，全部都用在學習更多的知識，他們當然無暇也無力再去進行思考的活動。這就證實了在今天的大學當中，我們早就已經不再是知識的主人；相反地，知識完全反過來主宰了人的活動。

至於真理，真理早就被丟在路邊，從笛卡兒時代就開始。可是佛洛姆認為對於那些沒有權力的人來說，真理這是最強大的武器。正如每個人在孩童時代都曾經經歷過的無力狀態一樣，對於處於這種無力狀態的人來說，真理是他們唯一能夠獲得拯救的方式。但是真理、真理早就被知識的追求給給拋到腦後了。可是真理不僅關係到人對外在世界當中這種方向的追尋，也涉及著人自身存在的理由。這當然是為什麼哲學上會說，認識你自己。這種認識自己雖然達不到，也就是說真理雖然達不到，但真理始終、這種追求真理的過程，始終給人帶來力量跟幸福感。

然而在現代文化當中，真理被剝奪，使人不再相信他人的言論；而且另一方面也因為真理的空洞，使得人輕易地就接受了專家跟權威的論述。你甚至不太相信你自己身體的感受，而寧可相信醫生對你說的話，這導致於人更不敢勇於自己思考跟做出決定。那這些知識權威不斷增加的結果，最後就是人對世界認識的破碎。因此表面上現在人看是擁有言論跟求知的自由，但實際上人所獲得始終是破碎的、沒有辦法拼湊成整體的訊息。

其次人不自己思考跟不自己決定的結果，是使他去盲從外界所加諸的期望。他會先是努力地求學獲得好成績，進入社會之後就必須更努力地獲得更大的成就、贏得更多的聲望等等；而這一切只不過是為了換取更多的聲望、賺取更多的金錢。最扭曲的就像我剛說的，人還以為這一切就是他自己想要、這一切就是他自己追求的。正如佛洛姆所說，其實人知道自己要什麼知道自己要什麼，也就是像 Lacan 所說，知道自己的欲望，而不是去滿足自己的欲望。那知道自己的欲望這明明就是人必須解決的一個巨大的困難，因為它很難，你很難弄清楚自己要什麼，我自己到現在也不太清楚我到底要什麼。這是個很難找到答案的問題，可是人卻千方百計去逃避這個困難的問題，以至於人寧可以社會既定的目標作為自己的目標，去追逐欲望。追逐欲望遠比知道欲望來得容易多了。這導致佛洛姆所說的，現代人的自我，你的自我，就是所謂的自我，其實只是你們所欲望我是的那個樣子。

因此現代的人雖然獲得了個人的自由，但卻也喪失了自我。而那是他作為一個自由的個體，他需要建立安全感所不可或缺的基礎。但喪失了自我之後他必須去尋求外在的權威，以至於增強了它順從的傾向。在現在社會裡面人變成那個自動化社會的一句機器人，就像佛洛姆所說的，即使生物上人仍然能夠活著，但是在情感上、在思想上跟心理上，他早就已經被宣告死亡。當然你會知道，當一個年輕人讀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內心會有多麼的激動，所以我才說大人不要看。顯然這種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使得現代社會的這種孤立的個體產生無力跟不安全感，這是自由所帶來的負面結果，或佛洛姆所說的負面的自由，也是人所要逃避的自由，因為這個字本來就是 free from。那逃入了新的羈絆，並不等於回到原初的那個連結關係裡面；換句話說，就算你逃入這些新的次發關係，逃入勞動，都不能夠重新去建立起已經失去的安全感，就是所謂失樂園的邏輯。這種逃離只能夠讓人暫時忘記自己是一個分離的實體。換句話說，現代人不惜犧牲自己的完整性，以便去尋求脆弱的、新的安全感；他選擇喪失自我，因為他沒辦法承受孤獨。於是這樣子一種被釋放的自由，這種 freedom from，只會導致新的束縛產生，變成惡性循環。

那麼人能不能夠從這種失樂園之後的自由跟依賴的惡性循環當中解脫，獲得某一種正面的自由？這恐怕是年輕人讀到這裡就會忘記去想的問題，就滿腔熱血，反正接下來有人告訴你說有出路、有辦法，你就相信了。人到底能不能夠享受獨立跟自主，而又不覺得孤立跟不安？面對這個難題，大多數人都會猶豫，沒有辦法馬上告訴你這到底有沒有可能。也就是說像佛洛姆所說的，我們早就死透了，我還能不能夠從墳墓爬出來跟你說，還有一絲希望？也就是說精神分析師他也沒有辦法很肯定地回答說，確實人能夠享有獨立自主，而卻又不孤單、不會有焦慮。這就是為什麼精神分析才會有所謂「精神分析的倫理學」這樣的課題，要去討論是不是精神分析應該要遵循普遍的論理法則？

大部分人都會遲疑的問題，可是佛洛姆因為剛到美國，急於要適應美國社會，因此他急切地給出了一個正面的答案。他相信有所謂的自發性，這在書裡面第 283 頁，他說：「我們相信有一個正面的答案，可以讓逐漸增加的自由，不會構成惡性循環。人可以自由又不孤獨，具批判力又不充滿懷疑，人可以獨立但仍然是人類健全的一份子。」當然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你這不能怪中文翻譯者，任何人讀到這裡你都會自己腦補出一個正面的自由好像有這麼一回事，你就會腦補出有一種積極的自由，可以讓我拋在腦後。

可是我們剛說根本跟前面的自由是同一回事。先不要急著腦補，那我們先來看看，那到底要怎樣獲得這樣正面的自由？佛洛姆說，人必須透過實現他的自我實現他的自我，也就是做他自己，being himself，那從這裡佛洛姆定義所謂的正面的自由，就在於能夠有一個完整的、健全人格的自發性的活動，也就是你的任何活動都應該來自於完整跟人健全的人格。那這裡如果你們讀的是中文譯本你要特別注意一下，因為中文翻譯並不是那麼理想，因為他把這句話說成是：「積極自由就在一個人自發性地展現出完整跟健全的人格」，剛好相反，也就是你沒事幹嘛四處去展現自己完整健全的人格？請問你有事嗎？你沒事幹嘛去展現這個？而是反過來，要從健全、完整的人格去展現出你的自發性的活動。

我想說因為任何年輕人讀到這裡其實已經腦袋都充血了，大概也不會再有產生立即的懷疑。所以我會認為說這一點，認為有所謂的自發性、有所謂的完整健全的人格這件事情，是本書最優美但是也是最荒謬的部分。因為那根本就充滿著佛洛姆的理想，甚至我們可以說是他的幻想。事實上他自己在這本書裡面他才告訴我們，他自己才發現到：「人的自我是建立在他人的話語之上，是被灌輸的錯覺」。特別是他提到的那些，我們可以在臨床上看到的後催眠現象。比方說一個人在催眠狀態當中被植入了一個想法，他說你醒過來之後就會覺得，比方說就會覺得隔壁那個人偷了你的東西，可是明明他可能沒有就這麼一回事；結果醒過來之後他只有別人偷我的東西的感受，可是沒有任何動機跟原因，所以他就自己回去腦補出這個人一定拿了我的什麼東西，如果他說沒拿那一定他說謊；那更糟糕的是這個人還堅持他不知道他被催眠，他堅持這是他自己的想法，這是他的觀察跟直覺。所以佛洛姆都已經發現了這個現象，反而要立即灌輸給我們一個新的自我，也就是一個自發的、完整的、健全的自我。

所以無論如何這仍然是佛洛姆的自我，而不是我的自我。這是為什麼佛洛姆其實在這本書他並沒有，你如果從頭讀到尾，他並沒有提出日後那些自我心理學派的精神分析師所說的「真實自我」，他並沒有提出這樣子 true self 的概念。他說的其實是：original self，當然我們不知道 original 是什麼東西，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一開始就告訴我們 original 已經失去了。可是他沒有說過的自我 true self，但你會發現中文翻譯就自行腦補出了一個「真實自我」，你卻在這個這本書還沒有這個概念的時候，就已經先讀到了。當然我們知道這兩者的差別，在於原初自我涉及的是人跟母親的這種原初的羈絆關係。這羈絆關係一旦斷裂了就再也回不去了，這 original self，以至於才會產生自由跟孤獨的感受，才會產生無力跟不安的辯證。換句話說，這個 original self 只存在於精神分析所說的 Sehnsucht 這種向度，也就是只存在於鄉愁，這個字就沒有更好的翻譯，就是你已經失去了可是你很想回到那個地方。也就是這個 original self 它並不是真的可及。然後為什麼說你把它說成真實自我是腦補？因為真實自我就好像那是可以被找回來的東西一樣。

就像佛洛姆他自己也承認，所謂的自發性其實是心理學上最困難的問題。可是他這麼輕易就把答案告訴你，這麼難的問題這麼快就可以解決？雖然，確實他也不是只是空幻想，他也真的努力地（雖然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的症狀，我們剛剛知道一個人有了強迫症之後他會特別努力）、還真的為了這個問題寫了一本書，來談自我的實現有多麼困難。所以他在新的書（Man for Himself, 1947）裡面，他講的不是要告訴你，你要怎麼做、怎麼做，就可以得到幸福跟祥和的方針，而是告訴你所以實現自我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而你會反過來如果你把佛洛姆視為是那種心理暢銷書，那個什麼什麼雞湯還是雞腿湯，你會發現那種書籍提供的想法，經常是因為心理治療在市場適應的結果：它把一個困難的問題變成是一種明確的方針，因為他發現所有人都有這個問題、所有人都在找答案，那乾脆直接把答案告訴你好了。

對佛洛姆來說，他說我們可以從自發這個字的字源來看，這個 spontaneous 自發性，他認為這字的字源就意味著 free will，自由意志。所以自發性的活動一方面意味著它是來自於自由意志，而這裡面的活動，這個 activity 並不是指 doing something，並不是做某事，而是人在情感、在理智、在感官經驗上，能夠進行的、創造性的性質。因而他提到，他說自發性的前提，就是要接納完整的人格、要排除理性跟自然跟天性的分裂。而實際上該怎麼做？人只要不壓抑他的根本，只要完全看透他自己，只要生命不同的面向能夠整合在一起，就有可能有自發性的活動。這聽起來多美好，但有這樣的人存在嗎？他相信有，因為他已經引在書的一開頭，因為猶太經告訴他有，他相信有。那到底有沒有？佛洛姆舉了幾個例子，它說好像有喔，你看藝術家，藝術家看起來就可以有創造性地表達他們自己。所以他認為說如果你是哲學家、或者是科學家，或者是教授，也都可以這麼做。也就是說這些人如果他們能夠自主地表達他們的想法、他們的思想，那他們就等同於藝術家，換句話說藝術家不是特定的職業，只要你能夠表達自己就是藝術家。

可是佛洛姆馬上就很誠實地說，可是藝術家還是要靠別人的認可才能生活啊，也就是只有成功的藝術家才是藝術家，失敗的藝術家就是什麼屁都不是。也就是說你必須賣得掉你的作品，你才能夠擁有你作為藝術家的個體性跟自發性。而悖謬的是：一個藝術家越是要把作品賣給大眾受大眾的歡迎，他就越沒有辦法維持他的自主性，所以根本沒有這樣的人存在。因此佛洛姆說好吧，既然藝術家不成立那我們看看兒童，因為沒有人反對會反對兒童是最能夠自發的表達情感的人，甚至幼稚不就是兒童這個字的形容詞，這不就是幼稚的定義嗎：這個人自發、有自發的想法、有自發的思想跟自發的感受？但他接著又問，可是為什麼兒童無法組成社會？就像學生很喜歡玩那個模擬聯合國，畢竟是模擬的，就像玩家家酒一樣，沒有辦法形成真正的社會。更何況人能夠回到兒童的狀態嗎？如果成人回到兒童的狀態，這不正是一般所批評的精神病理學到所說的 regression，就是退轉了、退化了，或者是一般所說的幼稚？

所以你看藝術家也不行、兒童也不行，所以佛洛姆才說，沒關係啦，即使這些例子都是短暫的的罕見的，他們至少讓我們撇見的那一霎那人擁有自發性的時刻；他說這種時刻，可以讓人對生命充滿 vision、充滿著憧憬。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說這本書最美好的地方、但也最荒謬的地方就在這裡：那畢竟只是一個憧憬。什麼憧憬？就是這是美好的幻想。

那什麼是這個美好的幻想的內容？當然佛洛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他強調的就是愛跟勞動。他說愛是這種自發性最重要的要素，但這種愛，並不是說讓自己溶解在另外一個人當中，不是消滅自己；也不是反過來就擁有另外一個人；而是要自發的肯定他人的愛。哇這之後面聽起來多像是雞湯：保存個體自己的基礎跟他人結合，這些你都知道但你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怎麼一回事。再來是勞動，是另個要素；但這個勞動，當然被理想化之後，可以不是逃避孤獨的症狀、也不是人跟自然關係的異化，而是讓人跟自然合而為一的創造行動。

所以我說這個憧憬、美好的幻想，我們只能夠當成詩歌來欣賞。所以很可惜中文翻譯版沒有收入佛洛姆在 25 年後為這本書的第二版所做的前言，否則讀者就可以看到佛洛姆他自己坦承，他說其實過了 25 年了，但是人對自由的恐懼、焦慮跟逃避自由，以及成為自動化機器的這種人的欲望，不僅持續、而且更為加劇。佛洛姆說，他已經告訴我們解決辦法在哪裡，vision 在那裡了，25 年了還是一樣。甚至我們今天在讀這本書的時候，請問有改變了嗎，你有更了解什麼是自我、什麼是實現自我？記得我的小時候，我們國中的時候教室裡標語當中就有一個實現自我。那時候我就不太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現在我還是不知道那是什麼。這就表示說這種實現自我跟這種積極的自由，事實上是虛幻、不存在的。

我們今天在重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們跟自己、以及我們跟我們所處的社會之間的關係，有變得更好、更完整甚至更健全嗎？當然我們可以了解、我們可以解釋：如果人沒有找回真實的自我，那只是因為民主的資本社會持續地異化個人的愛跟勞動。那如果是這樣的話，請問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有讓人更接近真實自我嗎？這些人類在近代社會所進行的巨大的人體社會實驗（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就是巨大的人體實驗）有讓人重新找回所謂的真實自我，以及這樣的真實自我的愛跟勞動嗎？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也就表示沒有答案。

因此，究竟什麼是自我？什麼又是出自自我的行為？因為如果自我像佛洛姆所想的，是人的內在成長的心理組織，那麼為什麼這樣的自我會潰散？就像我剛剛說的，佛洛姆自己在書中就已經提到，那些後催眠的實驗顯示，通常肯定出自自己的想法、念頭，或者是感受，事實上經常是由外界所輸入、所灌輸的。那佛洛姆這個觀點，其實就是精神分析所要強調的：「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這件事情，以及所謂「欲望的辯證，是經由話語而產生」的事實，也就是念頭、想法、感受，是經由話語，被灌輸到你的腦子裡面，然後你以為那是自己的想法。例如佛洛姆在 224 頁這裡提到，他說：人們似乎在決定、似乎想要某種東西。但其實是他遵循某種內在或外在的壓力，讓他必須要去想他想要做的事。而事實上如果觀察人做決定的現象，會很驚訝地發現，人們是如何（理所當然地）把順從當成是慣例、當成是義務或者說當成是單純的壓力。人會把這些來自於外在的慣例義務或壓力，當成是他自己的決定。」這段是 224、225 頁。

顯然，我們認為自己能夠有自發性的行為、自發性的感受，是人對自己最大的錯覺。同樣這也是佛洛姆自己的觀點，他說：「這是人對自己最大的錯覺之一」，可是他卻進一步地把這個人對自己的錯覺，扭曲為是一種虛假自我，pseudo self，取代了某種 original self，然後才會產生出這個願望，好像我們可以去重新找回真實的自我。而這種原初自我，他強調是某種心靈活動的起源者，而虛假的自我只是一個代理人，它只是這樣代表的是一個人被預設要去扮演的角色，但它卻以自我為名來這麼做。所以我引述佛洛姆所說的話：「原初自我完全被虛假自我所扼殺，而自我的喪失跟虛假自我的取代，導致了個體更強烈的無助跟不安感，因而為迎接權威做了準備。」所以你會發現他說的這個虛假自我跟原初自我的分別，日後就成為了像是 Karen Horney 啊、或是 D. Winnicott 這些人所說的 true self 跟 false self 的構想。然而這個原初的、不虛假的自我，我們要問：它難道不是也是從外界而來？換句話說，難道不是心理治療者（甚至難道不是佛洛姆）告訴我們什麼才是我們「真正的原初自我」？換句話說，這樣的原初自我跟另一個外在的權威有什麼不一樣？自我始終是一個內在的主人而已。

而事實上精神分析發現，這種虛假自我的錯覺，不必然都是由外界的另外一個人做灌輸、植入，而是他是來自於人跟他者之間，經由話語、經由說話產生辯證的結果。也就是未必一定有一個那麼那麼壞的人，一天到晚想要灌輸什麼想法到你的腦袋裡面；而是這一切只是因為人開口說話，使得人的生物需求因為使用了語言而表達成為要求，以至於人會產生這個欲望的向度。

我舉一個常常說過的例子，這是 Lacan 所提到的一個例子，有個外國人上中國餐館的故事：他提到說有個法國人心血來潮去中國餐廳吃飯，但是他走進去之後發現這個餐廳的菜單都是用中文寫的，所以他就請求老闆娘拜託翻譯一下。所以老闆娘就幫他翻譯這道菜是比方說東坡肉、螞蟻上樹、佛跳牆，當然這翻譯有說跟沒說一樣。所以呢，這個法國人乾脆就說那老闆娘你直接建議我要點什麼好了。你想也知道老闆娘會建議什麼，一定是推薦今日特餐嘛，就是就是最貴的那一道。不過當然這個法國人並不知道，而是他可能吃了之後很滿意，而且心裡面想的是這個老闆娘這麼了解我，知道我喜歡吃什麼。於是他就越來越喜歡來這家餐廳，每次來都請老闆娘跟他建議，最後他就會想說：喔我這輩子沒有遇過這麼了解我的人，所以他最後就愛上老闆娘。好這個時候，他不只愛上那個老闆娘，還會認為那是出自於他內心的愛。

所以這個愛你覺得是老闆娘灌輸給他了嗎？也不是啊。老闆娘只是想要買她最貴的今日特餐而已。那為什麼他會產生，自己以為自己喜歡老闆娘的這個念頭？所以這個例子就顯示，這個法國人實際上是出於生理需求，他肚子餓上餐館，可是因為語言的關係，使得他成為一個提出要求者，也就是「告訴我我應該要點什麼」，以至於最後產生欲望，而他還以為那是他自己的欲望。所以顯然這個愛的念頭，並不是這位法國人的原初自我的想法，也不是由外界的老闆娘所灌輸的念頭，而是這兩個人之間經由語言的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人的欲望涉及的不僅不是生理的需求，而且不是自由意志的意向，而涉及人跟他人的關係，也就是經由語言所產生的關係。

而另外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在一開始所引述的，施虐跟受虐的關係。也就是真正的施虐跟受虐關係，並不是一般人說想的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一個享受被打一個享受打人；而是你會發現經過語言的異化之後，這兩者的關係經常變成是：一個人會說「打我吧，讓我痛吧」，另外一個人則是對他說「我才不要」。所以你看這兩者的關係如何形成？到底要不要打？現在你打就滿足他了，可是問題是他明明就是要受苦，所以不滿足他會更痛苦啊？所以所以真正的虐待者說我才不要。所以你會發現經由語言的異化，顯示除非這兩個人不說話就可以一個打一個被打，否則一旦他們開始講話，就會呈現出這個荒謬的現象。所以你會說，還有什麼人會比受虐狂跟虐待狂更能夠了解彼此？因為他們這麼了解彼此，所以他們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關係。你會發現在這裡，虐待狂、施虐狂並不是他很壞所以他說不，而是因為回答不，才是符合他施虐的本質。如果他對於受虐狂說「好，那我打你」，那顯然就沒有虐待可言、就沒有施虐可言。所以可見當需求經由語言轉譯成要求的時候，它就會受到語言的法則所決定，這個才是我們說自我的異化最重要的原因，使得自我產生欲望的根本的原因。

所以並不需要我們再去從哪裡找出一個真實的自我，來替這個欲望支持、做為這個欲望的理由。這個話語跟語言的辯證，才是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真正重要的發現。

然而當精神分析隨著這第一批逃離歐洲的分析師移民到美國，並且把精神分析傳播到美國的時候，精神分析失去的卻正是這個最重要的部分。因而我們可以問，當然這不是批評，而是確實有許多精神分析史的研究者都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們也是根據佛洛姆的社會性格的概念：這麼一批因戰爭逃離歐洲的猶太移民把精神分析傳播到美國的時候，難道不也是因為他們如佛洛姆所說的「動力地適應」，要使精神分析動力地適應美國當地的經濟生活、甚至學術的文化（特別是當地的學院心理學，所謂實證性的心理學），因此而產生了這種反應性的社會性格，讓精神分析從一個指出人類困難的理論，變成替人類找到答案的理論？是不是這個社會性格，就這個精神分析所移民到的（新）群體（按：美國）所產生的社會性格，驅使這些分析師在運用精神分析理論跟構想的同時，也試圖去拋棄佛洛伊德？

這就是為什麼你在這本書裡面，你其實可以讀到許多批評佛洛伊德的段落，但這些不利的段落中，完全沒有一個地方引述或去指出，究竟是佛洛伊德的哪一部著作或者是哪一篇文章出現理論錯誤。當然你不能夠說因為這是一本暢銷書所以就可以不用這麼做——因為他有引述（別人的著作），他引述的是他自己的這一群人，就是我剛說的像是 Karen Horney 啦等等這些人，他們同一群、同一個時間移民到美國的精神分析師；但是反過來，佛洛姆一點都不引述佛洛伊德，他是硬生生地把佛洛伊德塞入那個既定的偏見當中。

就像佛洛姆他不斷地批評佛洛伊德以錯誤的生物學來解釋性欲力的概念，他說：所謂的性欲力涉及的是他人跟社會因素的性格，其實我們知道這是對典型的精神分析的泛性論的批評。可是精神分析當然確實有泛性論，佛洛伊德也確實有生物學上的迷途，但這個迷途在哪裡？這個泛性論，並不是一般人所以為的，所謂精神分析主張：「人的一切都跟生殖的交媾有關」。精神分析的泛性論反而比較是在於認為：「性，還有性別分化的影響，絕對不僅止於生殖的交媾；而是性跟性別分化也影響的人跟社會的文化」。這才是真正泛性論的意義。否則如果反過來看法，我們認為性就是生殖跟交媾，不會影響我們的生活跟文化的話，你會發現，為什麼會有人，比方說反對同性戀，那是別人的事啊？那顯然性跟性別分化的問題，絕對不只是生殖。

是這個錯誤的認識，對於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泛性論的這個錯誤的認識，使得這一批來到新世界的精神分析移民們，對他們來說，彷彿佛洛伊德就像是代表著一個令他們感到羞愧、不好意思拿出來的窮酸舊世界的行李箱一樣。所以他們急切地要為精神分析換上新佛洛伊德主義的標籤，雖然佛洛姆說他從來沒有這樣子使用過，但是很顯然地，他試圖把精神分析給社會心理學化，這就是像他所說的：「個體的心理學根本上就是社會心理學」，我們說精神分析指的就是個體心理學，精神分析就是對個體觀察所提出來的心理學的理論；所以這句話就可以翻譯成：精神分析就是社會心理學。同樣他也是借用 Harry Stack Sullivan 所說的：這種所謂的社會心理學，就是人跟人的關係的心理學，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所以事實上，無論是精神分析理論或者是它的臨床實踐，始終強調人跟家庭結構，以及人跟他人的關係。這是為什麼精神分析始終堅持只用語言跟話語作為它的分析治療的媒介跟工具。這正是因為人說話始終是為他人而說。就像我今天來這邊說這些話，是為某人而說。我今天就講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