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賴奕諭：解嚴後的菲律賓，以暴力理出名為「民主」的血路

來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803-opinion-laiyiyu-philippines/

忽略歷史縱深的面向，只以全球恐怖主義擴張的框架理解菲律賓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是有局限的。

2017-08-03

###### tags: `文章存檔`

---

2016年2月25日，菲律賓馬尼拉，為紀念1986年「人民力量」推翻馬可斯政權三十週年而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而其中一個展覽展出由戒嚴時期的受害人照片的拼貼作品，以提醒市民過去的黑暗歷史。攝：Dondi Tawatao/Getty Images

過去一個月，台灣適逢解嚴30週年的緣故，大大小小關於戒嚴歷史的講座、展覽與討論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與此同時，與台灣相距不遠的菲律賓，也有不少人熱衷於討論戒嚴。只不過，他們在談的不僅是該國由前總統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馬可仕）於1972至1981年之間實施的戒嚴，還包括自今年5月底開始於南部棉蘭老島（Mindanao，民答那峨島）實施的戒嚴令，是完全無法忽視的現在進行式。

菲律賓這波熱議戒嚴的聲浪，其實可以追溯到去年總統大選之前，前總統馬可斯之子「邦邦」小馬可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小馬可仕）決定出選副總統一職，許多反對者便認為這是菲國社會面對戒嚴歷史與轉型正義議題的一場重要戰役。在這樣的脈絡下，小馬可斯成為競選期間討論度最高的副總統候選人。即便他最終敗於萊妮．羅布雷多（Leni Robredo）（註一），反對者卻因為他的票數相當逼近羅布雷多，而憂心大眾普遍對戒嚴歷史的無知將造成社會難以彌補的破壞性後果。

選舉期間引發的軒然大波並未隨着選舉結束而平息，菲國總統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杜特蒂）於一年後宣布在棉蘭老島施行戒嚴，此舉無疑再次激化前一次戒嚴延續至今的社會矛盾與對立。在歷史遺緒與當前情勢相互交錯的影響之下，這絕對不只是杜特地於7月24日的國情咨文中所指稱的，是為防堵全球恐怖主義勢力擴張的策略這麼簡單。

忽略歷史縱深的面向，只以全球恐怖主義擴張的框架理解菲律賓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是有局限的。自1968年成立的菲律賓共產黨（CPP）（註二），不僅在兩次戒嚴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其所揭櫫的社會衝突，直至今日仍是形塑菲國戒嚴論述、轉型正義與抗爭等議題的重要關鍵之一。然而，一般人容易因為菲律賓親美的印象忽略這樣的面向，也不太清楚菲共仍在菲律賓擁有相當可觀的草根基礎及武裝勢力，自然就很難搞清楚菲國人民到底是如何看待戒嚴這件事。

## 「我們從未脫離過戒嚴」

菲律賓知名電影導演利諾．布洛卡（Lino Brocka）在1989年拍攝的電影《為我們奮戰》（Orapronobis），講述解嚴之後的菲國人民不但沒有因為民主化而過上更好的生活，反而因為國家持續使用暴力的治理手段，讓他們陷入更加徬徨無助的處境。

為什麼解嚴甚至是民主化之後，菲律賓大眾面對的壓力與迫害不減反增呢？這是因為菲律賓在1981年解嚴前後的那段時期經濟嚴重衰退，包括伊斯蘭分離主義分子、菲共等國內各路反叛勢力快速擴張；為了應付此般混亂局勢，馬可斯政府直至1986年遭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之前，選擇在各地與民兵、志願私刑隊等組織合作打擊叛亂勢力。這樣的策略，甚至在革命以後繼任的新政府也延續着。

該部電影的主角薩爾瓦多因為在戒嚴時期加入菲共叛軍組織——新人民軍（NPA）的行列而鋃鐺入獄，雖然他在革命之後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當局釋放，也打定主意要就此遠離叛軍、從事合法的倡議工作，卻漸漸意識到那其實是個遙不可及的想望。因為，當許多人以為新政府將會更民主、更有希望，而紛紛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與過往在戒嚴時期的作為後，他們接下來面對的卻是各種脅迫、跟蹤、綁架與暗殺的下場。即便不像是薩爾瓦多這種在戒嚴時期便具有叛軍身份的人，有些人只不過提出和政府不一樣的意見，也多半同樣遭致相似的待遇。因此，部分菲人選擇繼續堅守武裝抗爭路線，目的就是為了與政府的力量相抗衡。

很多人於是將這部電影視為經典，除了因為布洛卡精準地描繪出那段過渡時期的失序景況，他也如預言家般點出菲律賓社會現在的困境——國家與抗爭者皆走不出暴力的輪迴，民主的外衣掩蓋住飽受暴力折磨、滿是傷痕的菲律賓社會。

這個說法並不是我自己的創見。因為從事菲律賓抗爭運動研究的緣故，我認識不少做組織與抗爭的朋友，每當提及他們在工作上所面臨的困境時，我很常得到的答案是：今日菲律賓的情況並沒有比戒嚴時期好上多少，他們甚至覺得菲律賓彷彿從未脫離戒嚴的狀態。不管加入的是地下叛軍勢力，或者合法的非政府組織，政府仍舊不斷地透過暴力手段打壓可疑人士，而菲共也持續維持新人民軍的運作，聲稱當今的菲律賓仍處於內戰的狀態。

菲律賓知名電影導演利諾．布洛卡（Lino Brocka）在1989年拍攝的電影《為我們奮戰》（*Orapronobis*），講述解嚴之後的菲國人民不但沒有因為民主化而過上更好的生活，反而因為國家持續使用暴力的治理手段，讓他們陷入更加徬徨無助的處境。

菲律賓知名電影導演利諾．布洛卡（Lino Brocka）在1989年拍攝的電影《為我們奮戰》（*Orapronobis*），講述解嚴之後的菲國人民不但沒有因為民主化而過上更好的生活，反而因為國家持續使用暴力的治理手段，讓他們陷入更加徬徨無助的處境。網上圖片

## 菲國左派運動路線之爭

透過《為我們奮戰》這部電影，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菲國人民在解嚴之後依然飽受暴力侵擾的現象。有些人因為懼怕惹禍上身而獨善其身，也有人選擇循最刻苦的武裝途徑抗爭到底。

人們看待此般現象的態度當然不只有如此對立的兩端，我始終記得有一次和一位從事文化遺產保存工作的組織者提及我在做的抗爭研究，以及我曾經有機會接觸到新人民軍成員的經驗時，他立刻轉以相當嚴肅的表情與聲音說道： 「他們走的是太過極端的武裝抗爭路線。過去我雖然也曾經是左派，但是他們堅持那樣的運動策略我實在難以認同。」

菲國左派在1970至80年代之間，曾有過數次運動路線與策略的激烈爭辯。其中菲共與菲律賓大學第三世界研究中心（TWSC）掀起的論戰，着實刺激了左派勢力於解嚴後的運動路線分歧，也影響後來菲國大眾對於政府的鎮暴、戒嚴等舉措所抱持的態度。

促使他們爭執的原因是什麼？這裏僅能夠以相當粗略的方式將這場論戰分為兩個面向探究：一是關於菲律賓社會性質的認知；二是牽涉到武裝勢力是否仍可以作為菲共有效運動策略的討論。

闡述菲共運動策略的重要著作《菲律賓社會與革命》指出，菲律賓是個受到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影響的半封建、半殖民社會。在這個基礎上，菲共主張應當要奉行「從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革命路線，透過組織動員農民以及新人民軍的武裝勢力，協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之理想。

1977年成立的 TWSC，原先並不是要與菲共打對台，而是左派學者為了避免談論到戒嚴時期敏感的概念與思想，想要藉由引入「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註三），掩飾其意欲深化運動論述的意圖。其成員 Ed Tadem（註四）便表示，原先討論依賴理論只是要能夠突破戒嚴的言論限制，隨着他們越來越重視「依賴型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影響，有些人便主張菲國已經逐漸從過去的半封建、半殖民社會，轉型為半資本主義社會，相應的運動策略也勢必要與從前不同。於是在這些學者的修正之下，運動除了必須將工人重新視為組織動員的革命主力，也不再是以武裝革命路線為其核心，而是透過深化民主與發展公民社會的取徑，爭取人口比例日益增加的中產階級支持。

因為這樣的傾向，中心自1980年代初期開始有一系列關於國家與地方關係、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的相關研究，甚至還有考察鄰近島嶼國家印尼與馬來西亞社會經驗的作品出現。此舉無疑造成菲共的緊張，認為這將傷害並威脅到菲共的組織動員工作。於是菲共便在這樣的態勢下，透過社會行動呂宋秘書處（Luzon Secretariat of Social Action，LUSSA）與另類資源中心（Alternate Resource Center，ARC）等親近菲共的機構在菲律賓各地進行研究，同樣透過研究的方式重申黨的原則與分析並沒有這麼嚴重的偏差。

馬可斯執政後期，兩股左派勢力就是不斷為了其運動論述與策略纏鬥着。這樣的情況要一直到解嚴以後，它們之間的競逐關係才開始有了相當不同的變化。

2012年9月21日，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戒嚴四十週年活動，前總統馬可斯於1972年宣布戒嚴，成千上萬的市民在他的專制政權下被監禁，折磨和消失。 馬哥斯於1986年遭到「人民力量」起義推翻。


2012年9月21日，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戒嚴40週年活動，前總統馬可斯於1972年宣布戒嚴，成千上萬的市民在他的專制政權下被監禁，折磨和消失。 馬可斯於1986年遭到「人民力量」起義推翻。攝：Dondi Tawatao/Getty Images

## 左右不再壁壘分明，暴力延續

經歷一連串的論戰，放棄武裝革命而從菲共運動路線分裂出來的左派勢力，在解嚴之後陸續成立發展型非政府組織，企圖以此實現民主。這派立場較為溫和的學者大概始料未及，人民力量革命以後上台的右派政府同樣在各地輔佐成立大量非政府組織，隨後更於1991年直接修訂《地方政府法》（Republic Act No. 7160），讓非政府組織、人民組織這類的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得以分擔其治理責任，也使其在地方構成的網絡逐漸成為政府的一種社會控制途徑。如此看來，左派勢力前期耕耘的成果就這麼與新政府的地方治理政策合流，原先在戒嚴時期壁壘分明的左右派界線開始顯得模糊不清。

除此之外，堅守武裝革命路線的菲共也進來參一腳，這讓菲國今日的地方社會樣貌更加難以理清。他們雖然不願放棄其運動策略與政治理想，卻趁勢一改過去於戒嚴期間的反政府運動策略。除了繼續維持新人民軍的組織運作，他們將部分組織轉型成為合法的非政府組織，藉此把握政府開放第三部門承接地方業務、發展援助計劃等機會，同時以推動社會經濟改革來實現其運動藍圖。

也正因如此，非政府組織網絡便在解嚴、人民力量革命等一連串事件以後，成為政府與不同左、右派勢力的兵家必爭之所在。政府在不能夠確認誰屬於地下武裝勢力的情況下，必須不斷以軍警等國家暴力手段脅迫、打壓甚至攻擊可疑人士；地方的組織工作者則往往必須小心謹慎的行動，避免過於直接地顯露出反對國家的立場以求自保。握有軍火的菲共因此更加無法輕言放棄武裝勢力，雙方的交戰直至解嚴後的今日都還在持續。

這樣的歷史脈絡其實可以解釋當代菲律賓的一些現象。舉例來說，自杜特地擔任總統以來，許多人總困惑他為何可以如此恣意妄為地決策？也不時會有人問我，菲律賓難道就沒有任何法制得以限制其作為嗎？倘若我們從解嚴前後的這段歷史來看，該國確實到今天都還是透過暴力處理很多事情：國家宣稱自己是合法在打擊意圖顛覆政權的組織或個人，而抗爭者則主張自己必須擁有武裝能力才足以應付國家暴力的壓迫。當抗爭者與宰制者各執己見，皆聲稱自己擁有「殺戮的權利」，人與人之間便很難在這個過程中有效的溝通，遑論針對轉型正義的議題理出一些頭緒。這樣的戲碼在杜特地上台以後的反毒戰爭、戒嚴等爭議事件中，又不斷重複地上演着。

如此看來，我們對於杜特地上任週年以來種種作為的評價與分析，似乎可以不再像多數傳媒以他的個人特質、行事風格作為切入點。尤其杜特地正好就是在解嚴之後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開始接手達沃市的首任副市長（1986－87）及市長（1988－98）的職務，我們更應拉出歷史的向度，才能夠為大家總是摸不清頭緒的「杜特地現象」找到一個適宜的定位。

## 杜特地，戒嚴歷史的遺緒
> 為和平殺戮！為民主而殺戮！

志願私刑隊Alsa Masa於達沃市檢查哨標語（1987）

杜特地實際上是一個由戒嚴、解嚴與人民力量革命等一系列事件所造就出來的政治家，這和他執政二十多年的達沃市有着密不可分的關聯性。

前文曾經提到，馬可斯執政晚期的經濟表現持續崩壞，造成菲國叛亂勢力以相當驚人速度在成長。其中光是新人民軍的人數便曾經一度增長到24000人，背後有超過兩百萬名支持者是他們在菲國各地的後勤補給來源。菲共見到他們在農村的組織工作已趨穩定，於是開始計劃要將運動拉到城市發展。距離權力中心的馬尼拉遙遠且又有足夠規模的達沃市，當時便成為是菲共屬意的一個實驗室。確實也在1980年代初期，新人民軍成功把持達沃市數座貧民窟，沒有任何政府官員與軍警單位敢輕易接近這些據點。

政府當然也並非坐以待斃，他們從菲共招募人員的管道着手，企圖藉由深度滲透間諜戰術，提供錯誤的政府軍隊動向，也以挑撥等心理戰手段分化組織內部成員。這樣戰術顯然奏效，菲共在達沃市的領導注意到組織被滲透以後，驚慌失措地屠殺數百名內部成員，不僅使得原先前景看好的達沃實驗室一夕之間分崩離析，也讓多名幹部選擇出走，有些人最後甚至選擇成為反共產黨的志願私刑隊、民兵組織成員。

本來在戒嚴期間，馬可斯政府就已經會使用武裝民兵協助平定鄉間的叛亂勢力；面臨這樣更為混亂的局勢，隨着解嚴解除多項管制，馬可斯政府更加仰賴這種體制外的機制處理各種紛爭與武裝衝突。

即便在人民力量革命以後上台的新政府，依舊延續馬可斯時期的軍事政策，運用非正規、非理性及殘暴的手段鎮壓具叛亂嫌疑身份的群眾。時任菲律賓武裝部隊參謀長（1986－88）、國防部長（1988－91）的前總統拉莫斯（Fidel Valdez Ramos，羅慕斯），便曾動員許多地方的罪犯、極端宗教狂熱者與前共黨游擊隊等，協助政府完成枱面下的工作。

秩序紊亂的達沃市也是如此，杜特地其實就是依循着菲國政府當時對內畸形且非正規的軍事政策行事。前面引述 Alsa Masa 的標語便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顯然即便進入到民主化時期，菲律賓還是在龐雜混亂的國家暴力與抗爭勢力相互抗衡與角力的過程中，理出一條名為「民主」的血路。

2017年5月，菲律賓政府軍在南部棉蘭老島與武裝分子爆發槍戰後，其後總統杜特爾特宣布，棉蘭老島等地區實施為期六十天的戒嚴，以應對當地伊斯蘭激進分子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聯手作亂。這是菲國繼一九七二年以來，再次有總統宣布戒嚴。


2017年5月，菲律賓政府軍在南部棉蘭老島與武裝分子爆發槍戰後，其後總統杜特地宣布，棉蘭老島等地區實施為期60天的戒嚴，以應對當地伊斯蘭激進分子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聯手作亂。這是菲國繼1972年以來，再次有總統宣布戒嚴。攝：Ted Aljbe /AFP/Getty Images

花費了二十多年處理解嚴之後出現一大堆爛攤子的達沃市，對照之下，杜特地嚮往馬可斯執政時期的安定是可以想見的。而現在的杜特地便是挾帶着這樣的歷史遺緒，將他在地方治理的經驗拉高至國家尺度再試驗。

首先是杜特地就任這一年以來，多次表明了對於小馬可斯的偏愛，並帶着他一同出訪中國。他也似乎不顧社會的反對聲浪，除了在公開言談中高度評價前總統馬可斯在位期間的貢獻，甚至於去年年底將其遺體送至民族英雄墓安葬。有些批評者便認為杜特地是個工於心計的政治家，一方面他為了拉攏國內的左派反對勢力，不斷強調自己是個採取社會主義立場的總統；另一方面他卻又十分推崇透過戒嚴剿共的馬可斯，包括意欲在接下來的任期內推行馬可斯戒嚴期間的土地改革與小額信用貸款制度等政策。

現在於棉蘭老島實施的戒嚴，無疑是杜特地更直率的表態。雖然有人指控政府不過是拿5月底於棉蘭老島馬拉威市（Marawi）的衝突事件當作藉口，主要目標並不是當時和政府軍對抗的毛特集團（Maute group，馬巫德集團），而是正在與菲國政府和平談判的菲律賓共產黨。他表明了若非此般強硬的手段，菲國社會長久以來積累的問題將無法真正有解決的一天。這樣的立場和他上任以後一連串的反毒戰爭、恢復死刑等舉措相一致，而戒嚴就這樣再度成為是菲律賓的現在進行式。

然而，這會不會又只是陷入那個走不出的暴力輪迴？菲律賓的民主之路還在一片血色模糊之中，很難看得清輪廓。

（賴奕諭，台灣大學人類所碩士，長期關心菲律賓族群文化相關議題，目前專注研究該國原住民族抗爭運動）

註一： 菲律賓的總統與副總統雖然可以搭檔參選，但是選民投票卻是分開的。詳情可參考刊載於故事網站的拙作[〈在菲律賓，他們是這樣選總統和副總統的〉](https://gushi.tw/philippine-presidential-election/)。

註二： 在CPP出現前，雖然有1930年成立的菲律賓共產黨（Partito Komunista ng Pilipinas，PKP），兩者的政治立場與運動策略大相逕庭。新菲共創辦人 Jose Ma. Sison 甚至就是因為批判 PKP 的政策不符菲國社會的歷史與現狀而被驅逐出黨，Sison 及其追隨者才會又再另起爐灶。

註三： 根據該中心創始元老 Francisco Nemenzo Jr. 的說詞，當初會以「第三世界」、「依賴理論」等概念做為發展其左派論述的途徑純屬意外。原因是他在擔任菲大人文科學院院長期間，在一次準備「學術自由」的演講過程中，注意到前總統馬可斯公開表示將「致力於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關係」。這才讓他突發奇想，藉由迎合總統的說詞申請經費與相關計劃。以「依賴理論」的概念來說，學者便能夠以中心國家─邊陲國家的關係，定位菲律賓在世界體系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藉此規避「馬克思主義」、「階級」等敏感的左派字詞。詳情可參閱 Balay Kalinaw 於2007年發表的 Proceedings: Third World Studies Center Thirtieth Anniversary 一文。

註四：該訪談內容出自於Patricio N. Abinales在1998年發表的 Filipino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