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章从社会缺乏尊敬谈起，最终将网络暴力和统治权联系起来。
尊敬（Respekt）的字面意思是“回头看”，这里的看被作者引申为“目光”，并在后面的叙述中加入了“距离”的维度——若目光没有距离，并没有保持距离的激情，就会导致无距离的展示，导致“轰动事件”、“窥淫”，使社会成为丑闻社会。
没有尊重，就没有公众性；不保持距离，就不利于公共空间的构建，因为隐私被公开，没有了体面，促进了对隐私和私人空间的色情化展示。理解也是以有距离的目光为前提的。
数字媒体的交流削减了距离，空间距离的削弱带来了精神距离的消融。“阿底顿密室”一般的隔绝和分离的技术才能生成敬畏和赞赏。（阿底顿密室是阿波罗神庙中的密室，是配提亚说神谕的地方，这里是神殿的核心禁区）
距离的缺失导致了公众的东西和私人的东西混为一谈，私人领域已不存在——此处引用了罗兰巴特说的“某种时间或空间，在其中我不是影像也不是对象”，韩炳哲用到处都有影像和照相机来说明我们已不再拥有私人空间。
尊重和姓名相联系，数字媒体的匿名交流大大削弱了尊重。而网络暴力也是匿名的。
网络暴力是即时的愤怒，书写媒体时代的评价不像网络暴力这样草率。
**数字媒体的交流是对称的，鼓励即时的冲动，且交流的参与者是被动消费和主动生成信息并行的。**这种对称性打破了权力交流的自上而下。
但超凡能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是一块盾牌，可以抵挡网络暴力，遏制“不”的噪音，制造“是”的寂静（这是韩炳哲常贯穿在书里的批评——当下肯定性泛滥，否定性缺失）。
尊重的作用和权力类似，也都需要保持距离的交流媒介。
卡尔施密特在晚年认为，二战后的统治者是拥有宇宙波的人（收音机、电视机的电波）。然而当下能够施行网络暴力的人才是统治者。
愤怒的浪潮在调动和捆绑注意力方面十分高效，但由于它的流动性和挥发性，它不适合与构建公共话语和公共空间。它和“快闪”相似。
愤怒社会是丑闻社会，缺少平和、自制，并阻止了实事求是和审慎的对话、交流。同时因为缺乏集体认同性，它不能成为“我们”，所以愤怒的公民并不针对全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那是他们自身的忧虑。
（书写媒体）《伊利亚特》中的愤怒是叙事性的、史诗性的（主角阿基琉斯有两次愤怒，一次是被夺走女奴，感到受辱而愤怒，一次是战友被杀而悲愤），因为其中的愤怒引发了情节并引领叙事。
但数字媒体的愤怒更多地是一种冲动的状态，无法创造未来。
古斯塔夫勒庞将现代定义为“大众的时代”。并且，现代的社会组织不得不面对“大众的权力”，甚至社会会向无政府状态过度。（比如由大众组成的辛迪加让所有的当权者不得不甘居其下。）而且大众的崛起也造成了文化的衰落。
现在，我们处在韩炳哲认为的关键过渡时期，数字革命导致群体结构再一次取代了现有的权力关系。这个群体就叫“数字群”（der digitale Schwarm），与大众（Masse）截然不同。
因为数字群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无法形成一种声音。网络暴力也因为缺乏着这一种声音，而被认为是噪音。
麦克卢汉看来，电子人（homo electronicus，指电子媒体，如广播电视环境影响下的人）具有大众特性。
但数字人（homo digitalis）绝非“谁也不是”，他在群体中依然保持个人身份，在匿名的同时，拥有一个独有的形象，并努力营造他。
数字人无法匿名，却又引人注目，是“匿名的某人”。同时，他们汇集而不聚集，是与世隔绝的、分散的“隐蔽青年”。（收音机会聚集人群，数字媒体却使他们分散）
数字的个体偶尔会汇集在一起“快闪”。仓促而不稳定。（工人集体是稳定的，以意愿为基础，有能力组成“我们”）
数字群体缺乏工人群体这种团结性。
全球化带来两种力量的对抗——非集中、无领土的资本主义“帝国”vs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下的“多众”。
哈特和奈格里：劳动的所有人组成了“多众”；“帝国”是一架剥削机器，是一个积累死劳动的政权。
韩炳哲的驳斥：但是，帝国现在不是剥削多众的统治阶级，人们皆在自我剥削， 而同时却还妄想着自己身处自由之中。
新自由主义经济主体不能构成有共同行动能力的“我们”。（利己主义、原子化）协作能力的腐坏也在让共同行动越来越不可能。
数字媒体是一种现场媒体（Präsenz-Medium）。它的时态是现在进行时。数字媒体的交流特点为：信息在生产、发送和接收的过程中没有经过任何中间人的中转。信息没有通过中介的调整与过滤。介入性的中间审级（Instanz）渐渐地被取消。信息的中介和代理被理解为不透明和不高效，被认为是时间和信息的阻塞。
电台广播的结构是角斗场式的，但网络的拓扑结构就与角斗场完全不同。今天的我们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和消费者，而是主动的发送者和生产者。
数字媒体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被动观望的窗口，同时也给我们打开了门，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门亲手将信息传递出去。Windows（系统）就是有门的窗，Windows与Windows之间的交流没有空间和审级的阻隔。
现今的言论社会和信息社会就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去媒体化的交流基础之上。每一个人都生产信息并发送信息。交流的去媒体化使得记者这一曾经作为精英代言人、“舆论制造者”和言论传教士的人群，在当今的时代里显得多余，就像是误入不属于自己年代的小说人物。
代言正在让位于存在（Präsenz）或者说是共同代言（Kopräsentation）。
不断增强的去媒体化压力也波及政治领域。它让有代言性质的民主陷于窘境。
代言这件事经常犹如一个功效积极的过滤器。它是选择性的，是它成就了“独家（新闻）”（das Exklusive）。与之相反，去媒体化进程在很多领域中导致了“大众化”（Vermassung）。
“我就是我的读者”与“我就是我的选民”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我就是我的选民”意味着真正的政治家的完结，也就是说，那些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远见卓识带领选民前进，而并不是对选民曲意逢迎的那些政治家将剧终谢幕。作为政治时代的未来将化为乌有。
对于政治交流，也即是策略性交流来说，保密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一切信息都立即公开，那么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变得短暂而短命，并且将淡化为清谈（Geschwätzigkeit）。
作家迪克·冯·盖伦（Dirk von Gehlen）通过众筹募集来的资金出版他的集资图书项目“新版本可用”（Eine neue Version ist verfügbar）。他提议将写作本身透明化。
集体的、透明化的写作只能是堆叠。它无力生成卓尔不群的、独一无二的内容。
精神的媒介是寂静（Stille）。显然数字交流打破了这种寂静。生产交际噪音的加法并不是精神的运作模式。
汉斯是一匹20世纪初德国享誉世界的马，因为会回答简单数学题目而闻名，其解题能力实际上不存在，只是会观察观众的表情和肢体语言。
非口头的表达形式赋予人“触感”，但数字媒体剥夺了触感和身体感知的交流，并使交流脱离肉体和面容。
真实界数字媒体清除，想象界被绝对化。智能手机展现的是镜像阶段的后婴儿时期的新版本（拉康提出了镜像理论，6-18月大的婴幼儿开始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会认成他人，后来发现这是自己，然后陷入狂喜，开启终生自恋的过程）。
智能手机也是个自恋的空间，里面的不是他者。
同时智能手机缺乏复杂性，消除了所有形式的消极性，促进了短暂和浅陋，隐没了长久和缓慢的部分。铺天盖地的点赞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空间。由于其消极性，他者侵入的经验会打断想象中的自我镜像。而数字媒体中所固有的积极性则会降低这种经验的可能性。它让原来的事情（das Gleiche）继续。智能手机，以及所有数字媒体都削弱了我们处理消极性的能力。
和现在相比，我们以前会更倾向于以面容或者目光来感知我们的交流对象，例如一幅画。我们把它感知为凝视着我的事物，坚持着原创性、自主性或者自己的生活的事物。显然，以前的对象更具消极性，与今天相比，表现出更多的对抗性（Gegen）。如萨特所说，以前有更多的目光，通过这些目光他者宣布自己的到来。萨特所说的目光不仅仅指人们的眼光，他更多地把世界本身体验为目光。
数字交流是目光缺失的交流。(Skype)造成“不得不彼此目光相错”的原因不仅仅是摄像头的光学因素，更多地在于目光的普遍缺失，以及他者的缺席。数字媒体让我们越来越多地远离他者。
目光也是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在镜像中总是一定会展现出凝视的内容。”目光就是镜像中那个凝视我、感动我、迷住我的他者。
因此，人们可以直接点击图片、触摸图片，因为图片已经丧失了目光和面孔。
透明也就代表着向往的终结。
被展示的脸并不是让我着迷、让我沉溺的有面容的交流对象。今天，自由的地狱已经取代了爱的牢狱。
展示的意图摧毁了建构目光的所有内向性和内敛。
如今，图像不仅仅是映像，它也是偶像。我们遁入图像，以便让自己变得更好、更美、更鲜活。
拿美国为例，在那里一切都化身为图像：一切都是图像，被生产和被消费的只有图像。”
图片所展现的是被优化处理之后的现实映像，它们正在毁灭图像最原始的符号价值。它们被现实所俘虏。因此，今天我们虽然面对着图片的狂潮，或者说恰恰是因为我们正面对着图片的狂潮，所以我们都成了图符的破坏者，成了打破旧习的人（ikonoklastisch）。可以被消费的图像破坏了其本身所特有的语义和诗意。图像已经超越了对现实的单纯反映。通过可消费化处理，图像被驯化。图像的驯化让图像的疯狂消失不见。它们因此而失去了它们的真实性。
所谓的“巴黎综合征”（Paris-Syndrom）是指大多出现在日本游客身上的一种急性心理障碍。
日本游客那种强迫性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拍照热情是一种下意识的防御机制，其目的在于通过拍摄图像来驱赶可憎的现实。
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Rear Window）形象地展现了现实带来的冲击体验和作为屏蔽物的图像之间的关系。电影的结尾，真正的窗又重新变回了后窗，变回了眼中的那番美景。
与后窗相反，在数字窗Windows中，现实闯入，即他者闯入的可能并不存在。数字窗追随着普遍化的想象，比后窗更有效地把我们屏蔽在现实之外。与模拟媒体相比，数字媒体让我们更加远离现实。也就是说，数字和现实之间的相似性更加小。
数字媒体具有去真实性。
数字媒体无关年龄、命运和死亡。
数字图片不会绽放也不会闪耀，因为绽放归结于枯萎的负面性，而闪耀则是源于阴影的负面性。
历史的动词就是动手（处理）。汉娜·阿伦特将其理解为“开始”（initium）的能力，也就是说让新的、完全不同的事物开始。在这里，她将“出生”提升为动手（处理）的本体论条件。每一个新生都代表着新的开始。
不死的数字时代既非政治的又非形而上的。它更多地是后政治的和后形而上的。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去延长的，这种赤裸的生活既无生也无死。数字的时代是后出生（postnatal）和后死亡（postmortal）的时代。
维兰·傅拉瑟预测说：使用数字设备的人们在当下过着未来的“非物质生活”。这种新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手的萎缩”。数字设备让人们的双手弯曲变形，但同时这又意味着摆脱物的重负。未来的人类将不再需要手。
非物质未来的人们不是劳动人（Homo faber），而是游戏人（Homo ludens）。未来的“无手而动指的人”，也就是数码人（Homo digitalis），是不会动手（行动）的。
行动用不一样的、新的事物去抗拒已经存在的事物，它有一种内在的否定性。它的赞同同时也是反对。但是如今的正面社会却避免了所有形式的反抗，也就从而消灭了行动。在这个社会中只有相同事物的不同状态。
傅拉瑟的闲适的游戏乌托邦实际上是绩效和剥削的反假想国（Dystopie）。
新自由主义的绩效强制将时间变为工作时间。它将工作时间绝对化。休息只是工作时间的一个阶段。现在的我们，除了工作时间没有另外一段时间（keine andere Zeit）。因此，我们把工作带着度假，带进睡眠。因此，今天的我们睡不安稳。作为筋疲力尽的业绩主体，我们的入睡就如同双腿麻木之后的失去知觉。
现在，虽然我们摆脱了工业时代奴役我们、剥削我们的机器，但是数码设备带来了一种新的强制，一种新的奴隶制。
智能手机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但是从中也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强迫，即交流的强迫（Zwang der Kommunikation）。如今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在这里，自由也化身为强迫。社交媒体大大强化了这种强迫。归根结底，它源于资本的逻辑。更多的交流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本。
“数码”（digital）这个词让人想起手指（digitus）。手指是用来数数的（zählen），数码文化基于数数的手指。然而历史是叙述的（erzählen），它不会数数。数数是一个后历史范畴。
就连好感也要靠数有多少个“赞”来衡量。叙述在极大程度上丧失了其意义。
因此，一切不可数的，如今都已经不再存在。
“手会行动”——海德格尔（Heidegger）这样描述手的实质。
海德格尔认为，手是“存在”的媒介，而存在是意义和真实的源泉。
而只用到指尖的打字机则会使我们远离存在：“打字机掩盖了书写和文字的实质，它让人们放弃了手的核心区域，但人们对这层关系却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即他们忽视了存在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手的本质不是Ethos（伦常），而是Logos（逻各斯）。在这里，海德格尔的逻各斯想法源自农民采集（lesen）的手：“如果没有这种采集，也就是在拾麦穗和摘葡萄意义上的采集，我们永远也不会有阅读……任何一个字的能力。”海德格尔以此让逻各斯表现为农民的习惯，这种习惯对待语言的方式就如同它对待耕地一样——照料、开犁和耕种；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要与隐匿且封闭的土地交流，并且必须面对土地的不可捉摸和深不可测。
由“大地与天空，凡人与诸神”构成的海德格尔的世界也是一个农民的世界。
“大地”代表的是“大体不可推测”和“大体封闭”。但与此相对，数码代表的却是一种对透明度的强迫。
海德格尔的“真相”（Wahrheit）经常被隐藏（sich verbergen），它不会贸然呈现，它必须从“隐匿”（Verborgenheit）中“攫取”（entrissen）而出。
与之不同的是，信息没有可供其规避、供其隐藏的内在空间，即内向性（Innerlichkeit）。海德格尔会说，它没有跳动的心脏。信息的特点是纯粹的正向性和纯粹的外在。
信息是积累的、叠加的，而真相则是排他的、有选择性的。
土地、神和真相属于农民的世界。如今，我们不再是农民，而是猎人。
与农民不同，猎人们是移动的。没有强迫他们安家的农田，他们不会定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机械时代的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农民的习惯，因为那时的人还被机器束缚。
在旧石器时代，这些设备就是猎人手中的矛、弓和箭。但新的猎人不会陷入危险，因为他们用的是鼠标，他们猎取的是信息。这也正是他们和旧石器时代猎人之间的区别。
在信息猎人看来，层层权力等级就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障碍。因此，要求透明度也就是他们的策略。
如广播一类的大众媒体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力关系。不对称的等级越高，权力也就越大。与之不同的是，数字媒体生成了一种天然的交流关系，即对称的交流。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发送者。在这种对称的交流空间中是很难植入某种权力关系的。
猎人和信息的采集者就是透明社会的居民。
未来，数字社会中的信息猎人们将带着谷歌眼镜（Google Glass）上路。这种数据处理眼镜代替了旧石器时代猎人们的矛、弓和箭。
它让信息社会更加圆满，因为它让存在与信息完全同步。
谷歌眼镜使猎人的视觉绝对化：不是猎物的东西，即不在信息范畴内的事物全都被隐没（ausblenden）。然而，感知的深层快乐却在于这些行为的无效率之中。它源自徜徉于事物却不对其加以利用和榨取的长久的目光。
海德格尔的农民是一个主体（Subjekt），主体的原始意思就是隶属和服从（源自动词subject to，sujét à）。农民屈从于大地的法则（Nomos）。土地（terran）的秩序创造了这个主体。今天，人们必须重写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因为人们现在的观念认为自己并不是处于从属关系的主体，而是自我筹划（entwerfen），自我优化的项目（Projekt）。
数字媒体成就了主体向项目转化的过程。
据傅拉瑟所说，人类就是设计可选世界的“艺术家”。艺术和科学的差异随之消失，两者都是项目。傅拉瑟认为，科学家就是“未定型的电脑艺术家”（Computerkünstler avant la lettre）。
傅拉瑟的数字弥赛亚主义并不符合如今数字网络的拓扑学。数字网络并不是由没有本我的节点和交汇组成的，而是一个由自我（Ego）构成的自恋的岛。
傅拉瑟一再把网络交流拔高到宗教的地位。这种网络的信息技术伦理与“犹太基督教所要求的博爱”相符。傅拉瑟在数字交流中看到了一种救世主式的弥赛亚潜力，它服务于“人类的深层次的、关乎存亡的需求，即需要他人的认可以及在他人身上的自我发现，简而言之就是犹太基督教意义上的爱”。
这种网络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us der Vernetzung）并没有得到证实。
数字交流更多是极大地腐蚀了“我们”这一团体。它摧毁了公共空间，加剧了人类的个体化。支配数字交流的并不是“博爱”，而是自恋。
如今，主体解放了自我之后转变而成的项目被证明是一个强制性的形象。它将强制展开呈现，使其表现为业绩、自我优化和自我剥削。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此时的自由本身就会催生强迫。
业绩的主体剥削自己，直至崩溃，并且还会发展出一种常常以自杀为结局的自动攻击性。美好的项目的本我是一个投射体，现在它把准星对准了自己。
在数字转向的进程中，我们最终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土地的秩序。
海德格尔是最后一位保护土地秩序的伟大卫士。他的“大地”让“每一种通过计算得出的侵扰都化身为毁灭”，而数字秩序恰恰绝对化了算法和加法。
数字的规则永远告别了大地的诺莫斯。卡尔·施密特颂扬大地，主要是因为其坚不可摧的特性，这种稳定性成就了明确的界定和区分。土地的法则由城墙、边界和堡垒组成。在灵活变通的数码人（Homo digitalis）身上已经完全消失了的坚定的“性格”（Charakter）也属于土地法则的范畴。而数字媒体与此恰恰相反，它就如同一片“海”，在其中我们“无法画下任何一条固定不动的线”。
精神、行动（Handeln）、思想或者真相，诸如此类的概念均归属于土地的秩序。它们将会被数码秩序的范畴取代。取代行动的就是操作/计算（Operation）。
同样，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不是数字秩序的范畴，它与计算背道而驰。计算的过程与思想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
同样，爱也是存在于恨的负面对立之中的。因此爱与恨之间的秩序就如同真与假、善与恶一样。正是负面性把它们和点赞区分开来，点赞是正面的，因此是可以累积的，是加法性质的。
精神的觉醒要归因于他者。他者的负面性让精神得以存活。只着眼于自己、固守自己的人是没有精神的。
只有突破了“与自我的单纯关系”的精神才能创造经验。没有痛苦，没有他者的负面性，沉溺于过度的正面性之中是没有经验可言的。这就好像，人们经过了千山万水，却无法形成任何经验。人们没完没了地数数，却不能完成任何叙述。人们感知所有的事物，却不能形成任何认识。痛苦，即因为他者而存在的阈值感（Schwellengefühl），是精神的媒介。精神即痛苦。
卡夫卡（Kafka）早就把书信看作一种反人性的交流媒体。
在卡夫卡看来，书信是与幽灵的交流。写在纸上的亲吻不会到达它的目的地，它会在半路上被幽灵捕获，被它们攫取。
现在，卡夫卡所说的幽灵又发明了互联网、智能手机、电子邮件、推特、脸书和谷歌眼镜。卡夫卡会说，新一代的幽灵，也就是数字化了的幽灵，变得更加贪婪、更加无耻、更加喧闹。
物联网（Internet der Dinge）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幽灵。以往默默无语的物品现在开始讲话。
交流的历史可以被描写为石头的错觉加重史。以光速发送信息的视觉媒体最后终结了交流的石器时代。
数字交流的方式不仅如幽灵般鬼祟，也如病毒般扩散。因为它直接在情感或者情绪层面上进行，因此是具有传染性的。这种传染就是一种后诠释学意义上的交流，它不用交流者去读或者去想任何内容。
与石头和城墙一样，秘密也属于土地的法则。它与信息的加速生产和扩散水火不容。
高度的复杂性让数字的物变得鬼祟，变得无法控制。但复杂性不是秘密的特征。
透明社会有其背面和反面。从某种角度上讲，透明社会就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它的后面或者下面就是没有任何透明性的幽暗空间。例如暗池交易（Dark Pool）就是指金融产品的匿名交易。金融市场上的这种高速交易究其终极就是和幽灵的交易，或者说是幽灵之间的交易。彼此交流，彼此斗争的是算法和机器。如果卡夫卡还在，他会说，贸易和交流的这些幽灵般的形式已经“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它们会导致无法预测的鬼祟事件发生，例如闪电暴跌（Flash Crash）。如今的金融市场也培育出了魔鬼，凭借着高度的复杂性，它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干坏事。暗网的名字就叫作门（Tor，德语是“门”的意思），在这扇门里，人们可以完全匿名游走。它就是网络中的数字深海，没有任何的透光性。随着透明度的增加，黑暗也在滋长。
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将电影的接受形式描述为“震惊”（Schock）。与震惊相对的是人们在面对一副油画时的沉思（Kontemplation）姿态。但是震惊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我们今天的感知特点。震惊是一种免疫反应，和恶心相似。图像如今已经不能再引起震惊。就连令人反感的图像本身都以娱乐我们为目的（例如，荒野求生）。图像变得可消费。消费的绝对化消除了任何形式上的免疫学收缩。
强大的免疫力会抑制交流。免疫波越低，信息循环的速度就越快。
低免疫波会强化信息消费。但是不加过滤的大量信息会造成感知的完全麻木，这就是某些心理疾病的成因。
信息疲劳综合征（IFS，Information Fatigue Syndrom）就是由过量信息引起的一种心理疾病。IFS的一个主要症状是分析能力的瘫痪，而分析能力恰恰是思想的构成要素。过量的信息会让思想变形。
信息越多未必就会做出越好的决定。如今，随着不断增加的信息量，人们的高级判断能力也随之畸形。
信息疲劳综合征还包括一些典型的抑郁症症状。抑郁症首先是一种自恋的疾病。IFS的症状中还包括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IFS的症状中还包括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罗兰·巴特将摄影描述为“所指（拍摄对象）的发散”。它的本质是代理（Repräsensation）。从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真实事物中发散出的光感染了胶片。摄影将真实存在的所指的准物质痕迹保存下来，它与所指“如影随形”。
在巴特看来，摄影的真相在于它与所指不可分的宿命。
数码摄影对摄影的真实性提出了彻底的质疑；它永远地终结了代理的时代；标志着真实的完结。
数码摄影中不包含与真实之间任何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摄影又与《这不是一支烟斗》这幅画相似。作为超摄影，它展现的是超现实，而超现实必然比现实还要现实。
摄影的代理危机在政治领域也有其映射。在《乌合之众》中，古斯塔夫·勒庞指出，议会中的代表是工人群体的杂役。这种政治上的代理是很强大的，因为它直接与所指相关联。
政治代表不再被看作“民众”的杂役，而是自我指向的体系的杂役。这种体系的自我指向性就是问题所在。因此只要通过与真实所指，即人的反向耦合（或者说对人的反馈）就能克服政治危机。
以前集结成政党或是协会的，有着共同意识形态的群体如今已经土崩瓦解，成了完全由单一个体组成的群。
在公众社会日益消失，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自恋的前提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民主？有没有必要搞一种“智能政治”（Smart Policy），让选举、竞选、议会、意识形态、公众集会都变得多余？要不要搞一种数字民主，用点赞按钮完全代替选票？既然如今人人都自成一党，曾经作为政治基础（Horizont）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为无数的个人观点和个人立场，那么政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没有了话语，民主的存在还剩下多大可能？
20世纪70年代，美国市场上曾经出现了一款带有互动功能的电视系统QUBE（question your tube）。名字中的Q（question）指的就是互动的可能性。这种电视有一个键盘，人们可以用它来进行选择，例如在屏幕上显示的多款服装中挑选出自己中意的那款。这个电视系统也可以用来完成简单的选举流程。例如，它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参选当地小学校长的候选人。观众通过一个按键就可以为某一个参选者投票。
傅拉瑟认为，QUBE系统中的投票与现场投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现场投票和其不可预见的后果之间横着这一条“时间的、本质意义上的鸿沟”。
在这种去意识形态的民主中，政客被专家取代，由后者来完成系统的管理和优化。到那时候无论是政治代表还是各个党派都变成了多余。
傅拉瑟又进一步将QUBE系统和一种乌托邦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在这里休闲和政治活动合二为一。
如今，傅拉瑟梦寐以求的“大部分人都参与其中的、大大改进了的QUBE系统”已经变成现实。数字选举不仅可能，而且每天、每个小时都在发生。点赞按钮就是数字选票，互联网或者智能手机就是新的投票点。点击鼠标或者一段简短的键入就代替了“话语”。
购物不以话语为前提。消费者只需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其中包含着个人偏好。点赞（即“我喜欢”）就是消费者的座右铭。消费者不是公民，因为公民的特点是对集体的责任。
到时候，政治意义上的民意调查就和市场调查如出一辙。选民的观点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来窥探。负面的意见可以通过有诱惑力的好处来祛除。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不再是积极的行动者，不是公民，而是被动的消费者。
在数字的全景监狱（Panoptikum）里，是没有信任可言的，也完全没有信任的必要。信任是一种信仰的行动，在信息唾手可得的今天，它显得过于陈腐。信息社会让所有的信仰失信。有了信任，人们不必过多地了解对方就可以与其建立起联系。
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会被保存下来，我们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追溯的。我们无时无处不留下数字痕迹。
数字的监控社会有着一种特殊的全景监狱式的结构。边沁（Bentham）的全景监狱是由彼此隔绝的囚室组成的。
数字全景监狱里的居民不是被抓捕的罪犯。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假想中。他们自愿地自我展示和自我曝光，并且用以此产生的信息来供养着数字的全景监狱。
看管和控制是数字交流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数字全景监狱的特点就在于，“老大哥”和他的犯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见。在这里，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每个人也都在被监视。
“我们为您提供360度的视角，帮您了解客户。”美国大数据公司安客诚（Acxiom）用这样一句广告语招揽订单。安客诚是如今数量暴增的大数据企业之一，它的数以万计的服务器掌管着巨大的数据库。安客诚位于美国阿肯色州的总部大楼就像特工组织一样，大门紧闭，安保森严。该公司拥有大约3亿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这个数字接近所有美国人的总数。很显然，安客诚公司要比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或者美国国内税务局（IRS）都更加了解美国公民。
在互联网协议（Internet-Protokoll）悄无声息地更新到第六版之后，可供我们使用的网络地址几乎是无限的。因此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物品都匹配一个网址的设想就成了现实。
它们主动地参与到关于我们生活的完全记录之中。
每个人都在监控，每个人都被监控。每个人都是“老大哥”，每个人又同时都是囚犯。这就是数字所成就的边沁全景监狱的完美结局。
福柯认为，自17世纪以来权力不再表现为统治者的死亡权力（Todesmacht），而是表现为生物权力（Biomacht）。
生态政治意义上的监控仅包括外部因素，例如出生、死亡率，或是健康状况，等等。它不能进入或是干涉居民的心理。就连在边沁的全景监狱里的老大哥都只是监视着那些沉默无语的囚犯们的外部表现。对于他来说，犯人们的思想是不得而知的。
取代生物权力的就是精神权力（Psychomacht）。精神政治（Psychopolitik）可以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且控制人们的思想。
大数据分析可以识别能让预测成真的行为模式。假说的理论模型被直接的数据对比所取代。相互关系取代了因果关系。
每一种新的媒体都揭示出一种潜意识。例如，照相机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视觉潜意识”的通道：“在特写镜头下，空间延展；在慢动作中，运动拉伸。
如果我们大体已经熟悉了拿打火机或者拿勺子那种触感，那么我们就几乎不能感知，在这个过程中手和金属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更不用说去感知随着我们自身状态的不同，这个过程有何变化。在这里，照相机凭借着它的辅助手段加以干涉，即它的下降与上升、中断与隔离、过程的伸展与晃动、放大与缩小。通过这些手段，我们才了解到视觉的潜意识，这就好比通过心理分析了解到本能的无意识一样。”
数据挖掘则让人们看见作为个体不曾意识到的集体行为模式。因此数据挖掘也就挖掘了集体潜意识。
数字的监视社会拥有进入集体潜意识的通道，以此干涉大众未来的社会行为，并且由此发展出极权主义特征。它将我们引渡给精神政治的程序设计和控制。生态政治的时代随之终结。我们如今正迈向数字精神政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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