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卫哈维：后记
由Donald Nicholson-Smith翻译的列斐伏尔的重要著作《空间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是非常出色的英文译本，收获了很大的反响。与其他外语相比，列斐伏尔的大量作品（见附表）迄今为止很少被翻译成英文，因此这一二十世纪法国伟大的知识分子的积极的工作和生活很少被英美读者所知晓。
列斐伏尔于1901年出生在比利牛斯山脉的Hagetmau（他长期与这个地区保持联系，后来成为他对农村和农民社会的社会调查地点）。根据他的自传，他的母亲是热情的，甚至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而他的父亲温和地反对教权-这是他一生中津津乐道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的经验，塑造了他的政治和思想意识，引起了他intellectual change的漩涡，他在《空间生产》中列举如下：
> 大约在1910年，某个空间被破坏了。这是常识空间，知识空间，社会实践空间，政治权力空间，这是迄今为止在日常话语中所体现的空间，就像抽象的思想一样，是交流的环境和渠道...
> 欧几里得和透视空间像参考系统一样消失了，以及其他以前的“commonplaces”，比如城镇，历史，父权，音乐中的音调系统，传统的道德等等。这是一个真正crucial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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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了索邦大学，在一个知识分子想当活跃、政治动荡的时期。在那里，他成为了jeunes philosophes（青年哲学？）小团体的成员，他们反对他们所看到的那个时代过时的以及与政治不相干哲学（被柏格森所塑造），主要是通过在激进的哲学杂志Philosophies上发表文章，来重新定义哲学的奋进，不仅要研究斯宾诺莎，黑格尔，尼采的哲学思想，还要包括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着作（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在那时第一次被翻译成法语）。列斐伏尔和他的同伴拒绝把哲学看作是一种孤立的或专门化的活动。他们认为，哲学的重点在于不仅要抓住科学的进步（比如相对论），而且也要抓住日常生活的qualities，就像列斐伏尔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着作中所说的那样。18个月的军旅生涯经验使他反对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战争的意识觉醒了，之后为了谋生，他在巴黎做了两年的出租车司机（这是一个深深影响他对空间和城市生活本质的思考的经验），这使他对象牙塔中的哲学工作所生产出的概念保持清醒。
Jenue philosophe立刻被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和文化先锋派运动所吸引。他在“Philosophies”（1924）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达达的一幅肖像，虽然不是那么赞美，却足以让他与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结下了一生的友谊。他与像布列塔尼和阿拉贡这样的超现实主义者的接触marked him for life，并在1956年与共产党决裂之后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对景观，诗歌和艺术实践的animating力量的信仰，对于列斐伏尔产生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活跃革命运动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
列斐伏尔和其他几位jeune philosophes以及许多超现实主义者一起，逐渐走向了共产党所支持的立场，最终于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之后的一年他在普里瓦斯（Privas，离巴黎很远，在Ardeche）首次担任了professeur de lycee的正式职位，并于1932年在蒙达尔吉斯（Montargis），后者有与巴黎更像。他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马克思早期着作的仔细研究，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方法（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表现的）的重要性的认同越来越强，并产生出了一种由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所强化的强烈感觉，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包括法国），集体抵抗和国际组织对于左派进行任何进步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在党内的早些时期，既有武装或组织活动，又有各种工业部门（如普里亚斯地区的丝绸工业）的日常生活调查。列斐伏尔还专注于寻找某种可能与政治实践有关的哲学基础或立场。 考虑到打击法西斯主义，popular front politics in france的出现和法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斯大林主义的出现，要继续将之前的工作推进下去，并非易事。他在1936年与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erman）一起出版的“神秘的意识（La conscience mystifiee）”研究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和政治，but was so badly received by the Party，使得列斐伏尔被劝阻继续接下来的写作。他对希特勒主义的评价得到了较好的接受，他产生影响力和广泛传播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工作最早出现在1939年，在纳粹占领期间被查封和烧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已经成为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知识分子。纳粹占领期间他逃离了巴黎，然后被维希政府从他在圣艾蒂安的教学岗位上撤职，之后他首先在马赛加入了抵抗运动，之后又在比利牛斯山的Campan山谷加入了抵抗运动，在那里他将详细地对农民社会的生活和历史与Resistance融合在了一起。 这些成就了他战后作为社会学家的声誉，最终导致了1963年LaValléede Campan的出版。
从1945年到1958年，列斐伏尔仍然留在法国共产党内部，但经过短暂的他被普遍认为是党的主要哲学家（并且用这个职位的重量可能不明智地攻击了他认为不必要的东西，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欢愉时期之后，他发现自己与党的复兴斯大林主义紧张的对抗。 例如，法国方面接受了斯大林所支持的李森科明显错误的植物育种理论，并批评使用美国现在提出的新的高产杂交种子既是资产阶级的也是反革命的-列斐伏尔认为这种立场简直是无稽之谈，部分是基于科学，另外也是因为他看到，通过试图否认农民额外的生产力来源，党最终会摧毁它的农民基础（这在法国恰恰发生过，与意大利相反，意大利共产党took a quite independent line）。
然而，这并不是Lefebvre的一个非创造性时期。他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普及者的角色-他显然喜欢的角色-在政府资助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Research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成为了一名研究员，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性的评论，如笛卡尔 1947年），狄德罗（1949），帕斯卡尔（1949年和1954年两卷），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阿尔弗雷德·德·穆塞特（1955），拉伯雷（1955）和皮尼翁（1956）。这些研究的重点不仅在于将这些创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置于当时的物质背景之中，而且还要探究历史观念和思想的创造潜力-在他离开党后更加强调这一点。这些是对辩证唯物主义（一个多卷的项目，其中第一卷出现在1947年，但后来可能因为政治压力而被放弃），马克思主义和“日常生活批判”研究的主要着作。（他又一次触及到被共产党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so badly received的“La conscience mystifiee”中的异化主题）。
1956年“赫鲁晓夫报告”的发表，揭露了斯大林主义的许多恐怖主义，但法共最初拒绝承认。列斐伏尔通过德国同事获得报告，在党内组织了内部的对立运动，并最终于1958年被法共排除在外。我们大多数人很难理解排除一个在组织里待了三十年的人意味着什么。法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政党，而且是其成员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中心（有时被比作是一个延伸和非常紧密的家庭结构）。列斐伏尔高效地写出了自己的出路，通过写作“La somme et le reste”（1959年）这一对自己生活中的大部分工作进行描述，自我批评和评价的总结，突破了社会和心理上的困难。
列斐伏尔did not leave the party by the right door but by the left。从斯大林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可以通过深化对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把握和实践来探索许多以前潜在的观点（对萨特在他的“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所描述的“beyond reproach”的把握），通过探索日常生活的历史和社会学（现代性的起源，农民生活的结构，“城市革命”的意义以及巴黎公社的起源，以此作为人民运动可以结晶为压倒一切的革命力量的典范），并继续研究浪漫主义，审美经验，诗歌和文化事业以及革命政治中的个人创造性思维的作用。作为斯特拉斯堡大学（1961-5）的第一个社会学教授，后来在南泰尔（Nanterre，1965-73），他反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脱离日常生活的福柯，通过与海德格尔的接触，悲观的暗流进入了法国哲学，以及在学术生活中成为霸权主义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使他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如萨特和梅洛 - 庞蒂）和结构主义的阿尔都塞的是，他拒绝看到所谓的“年轻的马克思”的工作（被人道主义者称颂，被阿尔杜塞诋毁）和“成熟的马克思”（被人道主义者诋毁，被阿尔都塞人所称颂）的分裂。列斐伏尔坚持认为，生活是一个项目，马克思的生活必须被看作是一种interestes的整体，同时流动而不是分散的片段。他从这一立场出发，努力从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抢救辩证唯物主义，从历史学家身上抢救历史，从结构主义者身上获得革命行动的能力，从社会学家身上抢救社会。
例如，他在自传中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他所解释的短暂而决定性的感觉（喜悦，投降，厌恶，惊奇，恐怖或愤怒） 揭示日常生活中所包含的全部可能性。 这种运动是短暂的，会瞬间消失，但在它们通过的过程中，各种可能性 - 通常是决定性的，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 - 都是被揭露和实现的。 “时刻”被认为是破裂点，对可能性和强烈欣快的认识。 这个想法是为了理解革命热情的崇高时刻，比如巴黎公社宣布的那一天。 也是在1968年的起义中塑造了许多学生的意识。
例如，他在“La somme et le reste”(他的自传)中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他所解释的短暂而决定性的moment（喜悦，投降，厌恶，惊奇，恐怖或愤怒）揭示日常生活中所包含的全部可能性。这种运动是短暂的，会瞬间消失，但在它们通过的过程中，各种可能性 - 通常是决定性的，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都被揭露和实现。“moment”被认为是破裂点，对可能性和强烈欢愉的激进体认。这个想法是为了理解革命热情的崇高时刻，比如巴黎公社宣布的那一天。也塑造了1968年起义中的许多学生的意识。这个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巴黎发展起来的情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相一致。列斐伏尔后来和情境主义分子一起倒下了。他虽然挑衅性地将他们描绘成浪漫主义者，但他们却指责他剽窃他们的观点来解释公社，而没有欣赏他们自己创造“情境”的策略的革命潜力，而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勒菲弗尔的moment,这种碰巧才能被动体验到的东西。持续参与情境主义思想（如Guy Debord的LaSociétédu spectacles所代表的）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德波尔的批判性观察，就像列斐伏尔最初设想的“时刻”是纯粹的时间，而不是“situation”的时空性，在列斐伏尔后来的关于城市化和空间生产的著作中被默认地反驳了。
这个看似理论和抽象的论点大部分都是在学生运动的支持下生存的，这个运动在1968年5月的非凡moment达到了高潮-列斐伏尔在他的“ Nanterre au sommet（1968）进行了细致地描述。列斐伏尔有时被描述为那个运动的“父亲”，当然，spark在南泰尔听课的一千多名学生是非常重要的。马尔库塞在美国学生运动中的影响与列斐伏尔在法国的角色之间的平行可能是合理的。 他们都是思想家和长期积极分子，他们对不安定和不满的一代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可否把这整个事件的渊源归功于他们，差距就悬殊了(就另说了？)。（but that is a far cry from crediting them with paternity of the entire event.）
1968年以后的这些年，列斐伏尔对城市化和空间生产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1968年到1974年之间，有7本关于这些主题的书籍，《空间生产》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列斐伏尔还共同创办了Espace etSociété杂志，汇集了许多杰出的年轻思想家（今天最著名的是Manuel Castells），他们被列斐伏尔的兴趣所激励。列斐伏尔的思想把城市化和空间生产这两个主题相互联系了起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通过1968年的事件，列斐伏尔逐渐认识到城市日常生活条件（而不是狭隘地关注工作场所政治）的重要性，是革命情绪和政治演变的中心。在南泰尔郊区-靠近外围贫穷的棚户区-的大学中爆发的significance,以及随后的巴黎街头行动的地理，提醒他这种政治斗争在一个独特的城市空间中展开的方式。 但是对城市问题的思考很快使他否认城市是现代生活中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实体。它已经被一种城市化过程或者更普遍的空间生产过程所取代，它以全新的，相当陌生的方式将全球与地方，城市与国家，中心与边缘联系在一起。1968年以前引起他注意的日常生活，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政治，必须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空间生产的背景下重新解释。
但是，列斐伏尔的特点不是纯粹从技术，经济甚至政治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要寻找解释革命行动的方式，在社会过程背景下产生新的可能的代表形式，而这些正在重新定义人类身份的本质。
《空间生产》是一本能够从多个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书。列斐伏尔借鉴了他对哲学的深刻认识，他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考，他对诗歌，艺术，歌曲和嘉年华的经验，他与超现实主义者和情境主义者的联系，他强烈介入作为当代思潮和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他关于城乡生活条件的社会学考察，他特有的整体观和辩证法。读者在这里不仅可以发现无数的思想脉络，而且还可以对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和解构主义，符号学，福柯对身体和权力的看法以及萨特版本的存在主义的默认或隐含的批评。然而列斐伏尔从来没有拒绝这样的formulations。他总是与他们交往，以适应和改造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新见解和创造性的见解。因此，这本书也是思想和行动新思路的开端。 尽管一生的参与达到了高潮，但“空间生产”的初步调查形式很多，其中有很多是爆炸性的，有很多能够“引爆”（他自己常常选择的一个词)这种有可能固定、冻结和僵化的situation的capacity.这是一个强烈的政治文件。
列斐伏尔坚持认为，生活应该作为一个项目来生活，唯一有意义的知识和政治项目就是生活。空间的生产决不是项目的结束，因为他继续写作和工作到今天。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值得广泛阅读，并为其无数的可能性进行研究。
*A note on source* 列斐伏尔的生平和工作内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他写于1959年的自传，La somme et le reste; 另一个是我总是提及的，由Rémi Hess撰写的传记：Henri Lefebvre et l'aventure du siècle”（Paris: Editions A.M.Metailie,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