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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美國官方報告《中國海外統戰工作：背景及對美國的影響》
description: 這份報告介紹了中國「統一戰線工作」（下稱統戰）的歷史背景、意識形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下稱統戰部）的組織架構及運作，其餘參與統戰工作的組織，以及統戰工作對美國造成的影響。中國政府利用所謂的統戰工作去收編或消除可能反對中共政策或統治權威的勢力，而除了關注境內的反對力量，負責執行中共當局統戰方針的機構—統戰部—還有另一項重要任務，也就是「海外影響力」工作。在習近平領導之下，統戰組織在中國總體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為了開展海外影響力行動，統戰部策動了「華僑工作」，藉此吸收海外華人及華人社區；其餘重要附屬組織也在統戰方針指導下，從事針對他國及他國行動者的影響行動。在這些團體當中，如「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組織，雖然看似與官方統戰政策與機構沒有明確關聯，但從它們從事的許多活動，並且受中共監管這點都可以看出，這些組織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統戰政策掌控。由於統戰工作在本質上，便是透過建立難以證明能造成實際影響的連結，藉此尋求影響力，更時常牽涉民族、政治、國家認同等敏感議題，因此必須深入了解北京當局的統戰策略、目標與及行動者，才能制定有效且全面的回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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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官方報告《中國海外統戰工作：背景及對美國的影響》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原文出處：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China%27s%20Overseas%20United%20Front%20Work%20-%20Background%20and%20Implications%20for%20US_final_0.pdf

翻譯者： 蕭新晟、鍾巧庭*

*先前由於作業疏失漏植，在此補上協作譯者姓名

## 執行摘要
這份報告介紹了中國「統一戰線工作」（下稱統戰）的歷史背景、意識形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下稱統戰部）的組織架構及運作，其餘參與統戰工作的組織，以及統戰工作對美國造成的影響。

中國政府利用所謂的統戰工作去收編或消除可能反對中共政策或統治權威的勢力，而除了關注境內的反對力量，負責執行中共當局統戰方針的機構—統戰部—還有另一項重要任務，也就是「海外影響力」工作。在習近平領導之下，統戰組織在中國總體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

為了開展海外影響力行動，統戰部策動了「華僑工作」，藉此吸收海外華人及華人社區；其餘重要附屬組織也在統戰方針指導下，從事針對他國及他國行動者的影響行動。在這些團體當中，如「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組織，雖然看似與官方統戰政策與機構沒有明確關聯，但從它們從事的許多活動，並且受中共監管這點都可以看出，這些組織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統戰政策掌控。

由於統戰工作在本質上，便是透過建立難以證明能造成實際影響的連結，藉此尋求影響力，更時常牽涉民族、政治、國家認同等敏感議題，因此必須深入了解北京當局的統戰策略、目標與及行動者，才能制定有效且全面的回應策略。

## 前言
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工作是向前蘇聯取經，自從習近平2012年上任以來，對統戰工作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並且提升其在對外策略中的重要性。

在國家層級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下稱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下」，匯集各黨派與利益團體代表（界別）的統戰組織及協調機構，由中共最高領導層—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擔任主席。在實際運作層次上，則由中央統戰部協調統戰工作。

其他組織也在海外統戰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利用一系列手段，影響海外華人社區、外國政府及其餘行動者，使它們採取或支持北京當局偏好的立場及政策。包括中國政府、軍方組織、文化協會、友誼協會、學術團體、孔子學院等官方/半官方組織，都在統戰部指導或資助之下從事海外統戰工作。

除此之外，統戰部也負責監督針對香港、澳門、台灣的統戰工作，在這些地區進行的種種影響力活動，目標則是壓制當地的獨立運動，破壞在地本土認同，並推動當地對北京當局政治體制的支持。

在所有案例中，統戰工作均是為了以下種種目的服務：推動北京當局偏好的論述，迫使生活在自由、開放社會中的個體自我審查、避免談論中共不樂見的議題，騷擾甚至破壞對北京持批判立場的團體。

中國共產黨持續為其在美國的統戰工作奠定基礎，某些類似舉措已在美國盟邦取得相當成功（例如在澳洲和紐西蘭，中文媒體機構已被中共有效把持、中共也接管了當地的華人社區組織）。

中共當局也一直企圖影響學術場域內針對中國的論述，在某些案例中，對美國法律保障的言論與集會自由權造成侵犯，甚至含有刑事侵犯的可能性。但儘管中共當局對其統戰策略開誠布公，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依然對此議題的深度與廣度缺乏瞭解。

## 統戰工作——背景及扮演角色
（首先介紹了一點中共透過統戰工作鞏固權力的背景，包括國共合作抗日的歷史）澳洲阿德雷德大學的統戰問題專家格羅特（Gerry Groot）指出，如今中國的統戰運動已演變成招募「同路人」的系統性工作，這些「中共同路人」不必然是中共黨員，大多為著名的知識份子、學者、作家與商界人士等。中共透過統戰工作拉攏或顛覆潛在的反對勢力，不但成功消滅了包括宗教團體、少數民族在內的大規模、公開反對力量，更激勵公眾展現對中共當局的忠誠，這些政策也同樣用於壓制中國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及其餘新興反對力量。

統戰工作在中國境內取得高度成功後，中共也將統戰的觸角伸向海外，企圖影響外國行動者與政策，使其為北京當局的利益服務。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回顧「2014年統戰訓練手冊」中的內容，統戰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團結一切力量」以「重挫境外敵對勢力」。

### 中共中央統戰部
中央統戰部是中共主管海內外統一戰線工作的職能部門，直接向中共中央委員會負責，執行政協擬定的統戰方針。中央統戰部的組織架構分為4個辦公室與9個局，每個局各自負責特定群體（中國用語為「階層人士」）的統戰工作。習近平上任後特別針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產階級）以及新疆工作新增設2個局，培養新興中產階級與新疆民眾對共產黨統治的支持及忠誠，並壓制新疆地區維吾爾族與其餘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運動。


除此之外，中央統戰部旗下事業單位還包括：機關服務中心、台灣會館、華興經濟諮詢服務中心、幹部培訓中心、中國統一戰線雜誌社、中國西藏雜誌社，光彩事業指導中心、信息中心、台灣同學學術交流中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辦公室、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

### 習近平統治下統戰部的復興
習近平把統戰工作視為重要工具，利用個人對中國情感和意識形態上的同情，以及對重點群體提供金援，藉以加強海內外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許多西方分析人士也認為，習近平上台後，對統戰工作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並曾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致詞時呼籲「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強調「統一戰線是黨的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至關重要。與此同時，北京當局的對外政策也轉趨強硬。

統戰重要性的提升也表現在人員任用上：越來越多統戰部官員躋身共產黨內或政府的高層職位，習近平上任的頭幾年，中共新招募了逾4萬名統戰工作人員。雖然格羅特指出，這些新人多數仍負責中國境內的統戰工作，但北京當局不斷在加強海外統戰的力道，幾乎所有中國使館如今都編列了統戰人員。

除了逐步增強統戰工作在黨組織內的權威，中共當局也同樣要確保統戰工作遵循習近平的個人指示而行。2015年，中共中央委員會成立「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並由習近平親自擔任領導人，標誌著中央政治局對統戰工作的「直接指揮」；統戰部前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則在2017年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呼籲統戰官員「堅決擁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

### 統戰目的：掌控話語權
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亞洲項目主任夏美林（Merriden Varrall）指出，自從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始感到外界對其有偏見，必須主動去管控世界對中國的印象。
為了進一步推廣北京當局屬意的敘事、中共也藉由（海外）統戰工作來扼殺對共產黨統治的批評、宣揚對中國的正面看法，更鼓勵民主國家的選民對國內政策施加影響，使其方向對中國有利。

格羅特的研究也指出，統戰工作要講述的是習近平多次念茲在茲的「中國故事」、中共偏好的歷史解讀，並鼓勵安插在各國的「暗樁」宣傳中國版本的敘事。（後面講了一點習上任後嚴加打擊「歷史虛無主義」（對官方版本歷史的質疑），並將其視為共產黨的威脅）

美國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研究員馬提斯（Peter Mattis）則說，中國共產黨採取的威逼利誘手段，有時已侵犯了美國公民及其他人受美國法律保障的言論、集會自由權。

舉例來說，2008年奧運傳遞聖火活動來到美國舊金山，當地舉行反中國共產黨的示威活動，中國當時企圖把此事定位為國安問題（而非公民權利問題），組織並指揮數千位中國學生到場「抵制」示威，用人海戰術徹底壓過抗議者對中共的批評聲浪，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當時形容：「這項由外國敵對情報機構發起的行動，強硬鎮壓了美國大城市中依據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集會自由權）所舉行的活動」。

馬提斯並指出，諸如這種壓制美國本土抗議活動的行為已經越線，構成如「共謀侵權罪」的犯罪行為。

### 統戰目標影響族群：海外中國人
從近期的官方聲明可以看出，中國領導人與中共越來越注重所謂的「海外華僑工作」，並藉此影響海外中國人的行為與觀點。習近平在十九大會議演說中曾宣告黨要「廣泛團結聯系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共同致力於（黨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金融時報》取得的統戰訓練手冊也顯示，中共愈發關注對海外華人的統戰工作，更表示「中國人在國內的團結，需要海外中華兒女的團結」，中共中央委員會2015年提出的「工作條例」更挑明，統戰工作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引導」海外中國人。

「海外華僑工作」的目標即為利用種族、文化、政治、經濟上的連帶關係，去動員海外華人社區的情感，在最理想的狀況下，這些海外華人社區會出於自願去倡導中共的利益，同時使中國的對手邊緣化。

統戰教學手冊中便指導工作人員，透過強調海外華人與中國的「血肉聯繫」，贏取海外華人對中共財務、政治上的支持。為此，統戰官員也時常與外地的「海外同鄉會」成員會晤，有時甚至有當地中國使館的高級官員陪同在側。

2018年3月，中共組織進行改組，將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併入中央統戰部，由統戰部全權負責僑務工作。澳洲斯威本理工大學（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中國專家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指出，中國國家機構與海外華人合作的活動「迄今為止相當透明」，一旦這些活動完全被統戰部收編，就更難以追蹤中共針對海外華人的統戰工作。

此外，中國情報部門更會強迫海外華僑擔任眼線，監視其他海外中國人，無論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皆然，這也顯示了這些機構試圖在掩蓋官方聯繫的情況下積極從事「海外華僑工作」。

前中國駐雪梨外交官陳用林就曾告訴自由亞洲電台（RFA），中國政府會恩威並施，藉此鼓勵中國留學生充當中共的線人，美國喬治亞大學的古懿（Sulaiman Gu）及澳洲國立大學學生吳樂寶也證實，中共國安人員層試圖招募他們擔任海外華人異議團體的線人，在與古懿的對話錄音中，中國國家安全部的探員要求他提供美國親民主團體，以及爆出中共高官大量貪腐醜聞、被當局視為眼中釘的富商郭文貴的情報。

此外，中國情報單位還會特別鎖定少數族群，例如居住在海外的維吾爾人，威脅他們做中國的眼線，否則就要把他們在新疆的親人送往「再教育營」，或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裡。曾受威脅的維吾爾人表示，這種強制手段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蒐集維吾爾人在外國活動的細節，更是要在西方國家流亡群體的內部製造不和，並且對這些人形成威嚇作用，防止他們發聲反抗中國政權」。

美國新聞網站「Buzzfeed」中國分社前社長李香梅（Megha Rajagopalan）曾對相關議題進行廣泛報導，她指出，儘管不能確定中央統戰部是否直接涉入，但北京當局對海外維吾爾人的種種侵擾，相當符合統戰策略要消弭潛在政治反對派的特徵。在北京當局試圖讓海外批評聲浪噤聲的同時，與之一致的是，中國安全部隊拘捕了數十位《自由亞洲電台》維吾爾族記者在新疆居住的家屬，為的就是要報復他們對相關事件的報導。

2018年8月，當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ERD）在審議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遭大規模拘禁的證詞，中國方就是由統戰部第九局（新疆事務）副局長胡聯合大力駁斥拘留情形存在，並堅稱「包括維吾爾人在內的新疆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及權利」，卻也揭示了中央統戰部確實有參與北京當局逼迫穆斯林少數民族噤聲的行動。

中共針對海外華人的統戰戰略為美國執法單位及反間諜機構帶來許多困難。舉例而言，由於中國情報單位及統戰工作特別鎖定華人，美國執法單位設計的反間諜方案必須考量到避免讓華人感覺受歧視。因此，調查必須針對那些情報蒐集者的活動進行追蹤，藉此找出他們的目標對象，而非本末倒置。

美國前反間諜官員克利夫（Michelle Van Cleave）曾作證表示：「美國的反間諜行動並非是為了找到叛徒，而是要理解對手如何利用情報來對付美國。」曾為FBI效力的梅傑（David Major）則指出，著眼於種族的並不是美國政府，而是那些情報蒐集者，「中國情報機構特別針對漢人，因此在中國的觀點下，華裔美國人更容易被鎖定。」

## 其餘涉及統戰工作的組織
除了中央統戰部之外，還有一連串中共軍方與民間組織，在統戰部或政協直接/間接領導下積極從事統戰工作。大量涉入統戰工作的參與者強調，儘管有統戰部及政協這些明確執行統戰戰略的組織，但統戰對整個黨而言都是首要之務。

舉例來說，直接隸屬統戰部的促統組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CPPRC），在全球90國擁有至少200個分會，在美國則以「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a’s Peaceful Unification」的名稱登記，如今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已成為（宣稱）代表華僑社區的重要團體，也是動員全球華人社群支持北京當局的領導組織。

而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絡局（前「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也會襄助「文化協會」或「友誼協會」等掩護機構的活動，作為展開政治宣傳活動、進行認知管理、蒐集情報等工作目標的一環。

例如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CAIFC）便是前政治部的掩護機構，在情報蒐集、政治宣傳、認知管理等層面發揮了多重作用，透過「三亞倡議」促進美國退役將領與中國軍方之間的非/半官方交流、對話（雙軌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即是一例。

而根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2017年12月發布的《銳實力：威權主義影響力在民主國家中漸增》報告指出，既有對中國影響力活動的討論，時常是基於中國媒體、學術與「友誼」組織是獨立於中共之外運作的錯誤印象，但「絕大多數（如果不是所有）與國外同行打交道的中國實體，均明確地為黨國目標服務，不是遵循官方或非官方的指導方針，就是避免採取會違背中共方針或危害政權的立場。」另一位專家則表示，統戰部外國情報工作採取的策略就是「利用和善的表象及無害的語言」，聲稱這些組織旨在向中國人與外國人推廣中國文化，與其他中共附屬組織做出區隔。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
政協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諮詢機構，也是統一戰線系統最高級別的政治實體。自1954年以來，政協一直是中共「愛國統一戰線」的一環，中國共產黨外各黨派的高級成員會被選為政協委員，得以直接向政協全國委員會及地方上的委員會傳達建議。

美國中情局1957年對統戰進行研究的解密文件描述：「各黨派無一例外地承認、並且不斷重申自身從屬於中共黨章與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地位，政協內的共產黨員對中央委員會負責，以確保委員會控制這些組織。」此外，軍方與文官亦會透過政協的外事委員會，協調彼此的對外影響力活動。

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友聯會）China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Friendly Contact
友聯會過去是前「解放軍總政治部」的掩護機構，如今則可能直接向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匯報工作。根據其官網所述，友聯會是個「致力促進國際與區域人民友好交流的國立社會組織」，「促進人民交流、合作，增進世界和平及發展」，並且與外國政府機構、政黨、重要政治人物與軍方人士皆建立密切關係，以推廣中國的政策、成就或目標。澳洲前總理騰博的顧問、前駐中記者加諾特（John Garnaut）形容，背後的意圖就是要把中共欲傳達的訊息「外包」給「天真或出於自利私心的中間人」。

友聯會同時也成為部署地下情報收集者的平台，與國家安全部、民政部與外交部都有關係，除了派遣情報蒐集者至國外，友聯會也會資助外國軍方、退伍軍人團體、商界、政界人士訪問中國，並在訪中行程中精心安排團員與特定解放軍成員接觸。

### 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根據紐西蘭華裔學者杜建華（James Jiann Hua To）的說法，1989年天安門屠殺事件爆發後，中共當局在國內加強對大學生思想工作的力度，對海外中國學生同樣不例外，也促使CSSA成立；杜建華表示，CSSA自創立以來便受到當地中國大使館的鼎力相助，數量不斷增長，迄今在美國已至少成立142個分會。外交政策研究所則指出，CSSA在外國擔負了交誼中心的工作，「幫助中國學生適應國外生活、讓校園裡的中國學生齊聚一堂，並且展現中國文化」。記者格瑞爾（Tanner Greer）也表示，CSSA為中國學生提供租屋訊息等生活指南，對於遠赴西方國家求學、校方卻鮮少給予相關資訊的中國學生來說相當重要。

不過，雖然CSSA提供學生許多社會服務，卻也常試圖掩蓋與中國政府間的聯繫，透過與使館/領館的密切關係，接受中國當局指揮，並積極展開與北京當局統戰策略一致的海外華人工作。相關報導跟運動人士也指出，CSSA經常與中國政府合作，參與對海外中國學運人士的騷擾、恐嚇及監視行動，壓迫其言論自由，更至少在一起案件內涉嫌參與工業間諜活動。
（舉例：法國《世界報》2005年就曾報導，位於比利時魯汶的一家CSSA實為「以比利時為基地的經濟間諜網絡」的掩護機構，而這個網絡是由「數百名在歐洲各行各業工作的中國間諜」組成。）

美國前情報官員則表示，CSSA成員的主要聯絡對象，便是在使館等中國外交機構任職的情報人員，在許多案例中，CSSA成員更直接與中國境外的國安人員合作，（舉了數個CSSA成員向中國國安部匯報活動的案例），在美國以外的地區，CSSA也扮演相似作用：2007年，埃及警方與中國國安部人員，在北京當局要求下逮補了200多名維吾爾族學生，多人遭拘留或驅逐出境，2位被捕學生事後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們被捕前曾被CSSA埃及分會主席盤問過伊斯蘭信仰的相關問題。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周安瀾（Alex Joske）表示，他在擔任學生記者時，曾因報導內容而被CSSA成員騷擾，並稱CSSA鼓勵其成員形成一種心態，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學生和大學社群間的分歧與對立。格瑞爾則直指，統戰工作的總體目的就是「拉攏能帶來好處的人員、運動與組織，動員他們在自願下為黨出力。」根據CSSA的公開資訊，中共對CSSA的收編手段包括提供金援挹注，令CSSA提倡北京當局的外交優先事項，響應使領館的指揮，甚至直接受使領館管轄。

2018年，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報告則指出，美國喬治城大學CSSA的年度預算，約有半數來自中國政府資助，「坐實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學生組織間的聯繫，這個情況經常被懷疑但難以證實。」

收受中國政府金援固然不等於直接受其監督，中國政府給予個別CSSA的經費似乎也有所差異，但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員庫克（Sarah Cook）指出，其他國家的政府通常不會提供學生組織相同等級的金額。

舉例來說，習近平在2012、2015年二度訪問華府期間，中國駐華盛頓領事館都透過CSSA發錢給學生，組織數百人參加歡迎習近平的活動。胡錦濤在2011年訪問芝加哥，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CSSA更包車載學生出席接待活動，與會者同樣會收到CSSA發放的現金，但被CSSA主席要求保密。

外交政策研究所指出，由於這類活動牽涉金額規模不大，通常存放在CSSA的非官方帳戶，或是成員的私人帳戶，因此校方行政人員可能不會發現CSSA獲得來自北京當局的資金，但已經出現CSSA因違反校方財務與學生組織規範被暫時關閉的案例。邁阿密大學教授、中國專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則表示，孔子學院也會補助CSSA的政治活動。

除了給予資助之外，中國使領館對CSSA的監督關係，這種關係的性質似乎已超越單純的合作，更涉及直接從屬關係與政治指導，也引發外界對CSSA運作獨立性的嚴正關切。2017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CSSA的主席在宣傳影片中直接明確指出，CSSA「受中國大使館指導」，並且「與大使館一起工作」。ChinaChange.org連署網站的創辦人曹雅學更斷言，所有CSSA背後都有中國政府出資；陳永林則說，絕大多數CSSA都由中國政府設立，美國西南地區CSSA聯盟的組織章程甚至規定，聯盟中所有CSSA主席的候選人都必須經過中國駐洛杉磯使館批准。

中國並非是唯一會對海外學生組織提供援助的國家，但其利用CSSA政治動員學生，實現北京當局的外交政策目標，並增強他們對共產黨的擁護，早已遠超單純資助文教活動的程度。2017年，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邀請達賴喇嘛至該校畢業典禮發表演說，卻遭CSSA要脅「採取強硬措施，堅決抵制校方」，並宣稱CSSA已與領事館協調完畢，「正在等待中國大使館對於此事的建議」。

而田納西大學CSSA雖然在章程中自述為「非政治性」組織，卻要求其成員「熱愛祖國」、「保衛祖國的榮譽及形象」，來自港、澳、台的學生若要取得參加CSSA的資格，則必須「支持中國統一」並「承認」一個中國原則。這項規定也顯示CSSA的目標不只是頌揚中國的傳統與文化利益，更明確包括提倡中共在外交場域的重要宣稱，在此案例中更與美國「認知兩岸同屬一中」的官方立場不一致。

北京當局試圖直接伸手掌控CSSA的活動，也讓部分內部成員感到不滿，有CSSA的負責人就表示，他們受到中國領事官員施壓，要求他們提交確實遵守政府要求的證據。

除此之外，CSSA常試圖隱瞞或淡化其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可能致罪的內容在（校方行政人員會審查的）CSSA英文版網站中時常被隱去，使得對CSSA獨立性的關切進一步複雜化。

在達賴喇嘛畢業演說風波後，一名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CSSA的重要成員改口表示，先前宣稱CSSA已與中國領事館聯繫一事是「誤會」，並堅稱CSSA是「100%由學生自發運作」的組織，該校CSSA的現有網站版本表示該組織「由海外國際學生自發建立」，但網站在2015年的存檔版本卻顯示，該校CSSA過去曾在網站上表明組織是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的下轄組織。

追蹤中國審查制度的倡議網站「數字中國」（China Digital Times）的資深編輯指出，網頁內容是在CSSA抗議達賴喇嘛蒞校演講後被修改的，因為「當時眾人開始挖掘CSSA與中國政府的連結」。除此之外，CSSA也會試圖隱藏其與中國政府間的金錢關係，匹茲堡大學CSSA的主席曾在新浪微博上發文稱，中國領事館提供CSSA 6000美元的年度預算，但隨後把發文刪除，可能即有隱瞞中國政府對其提供財務支持的意圖。


### 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是由中國共產黨資助成立，在全球各地、由小學至大學層級教授漢語、中國文化及歷史的教育機構，卻也同時宣揚了北京當局偏好的敘事，更破壞了學術自由與機構自主權等重要學術原則。

孔子學院與中央統戰部之間有著長期且正式的連結，中國前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前委員劉延東在2004年發起孔子學院計畫，她當時即為中央統戰部的部長。劉延東也是孔子學院的管理機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漢辦）—的主任。根據漢辦的資料，截至2014年為止，光是在美國就至少有110所孔子學院；《新華社》則指出，截至2017年底，全球142個國家設有逾500所孔子學院。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前局長費丹（Richard Fadden）指出，重點在於孔子學院受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內說中宣部是中央統戰部的附屬組織，但此處應有誤）資助，甚至受中國領事館或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監督。美國《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助理總編則認為，孔子學院之所以能在美國各大學廣泛設立，是源於美國大學對於接收金錢資助的「一種令人憂慮的意願」，甚至願意以大學表面上致力堅守的原則為代價。統戰專家費約翰則指出，大學願意在北京當局的條件下接受開設孔子學院，以及為此承擔的所有妥協，都表明大學可以為了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放棄學術原則，也暗示著常規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合約簽訂前雙方應有的注意）」可能不適用於評估與中國大學或是企業間的關係。

除了向美國學生教授漢語（包括派遣數百位教師到美國，協助達成美國政府對漢語的教學目標），中國政府更還會資助美國學生到中國留學。自2007年起，漢辦已經藉由「漢語橋」計畫資助了6000多名美國高中生訪問中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編輯艾博拉希米安（Bethany Allen-Ebrahimian）認為，若是沒有漢辦的金援資助，許多學生根本就無法成行。而這些交流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透過傳授參與者對中國有利的觀點，再透過他們進一步傳播、從而正當化這些觀點，為中國構築友好的（言論）環境。

然而，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李長春也曾表示，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學，在當局增進中國軟實力、倡導中共歷史版本等（海外宣傳）目標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另一位中央政治局前常委、中宣部前部長劉雲山則在2010年寫道，中國應當在核心議題上「積極開展國際宣傳戰」，並「好好建立和運營海外文化中心和孔子學院」。這表明了中國對於軟實力的願景並不是要培養中國的吸引力，更多的是著眼於打擊西方國家與外國關於中國的論述。

在開設文化、語言課程外，眾多記錄顯示孔子學院也曾組織抗議活動，反對「歪曲歷史並威脅中共統治穩定」的主題。舉例來說，漢辦的網站曾張貼一部演講影片，講者關於西藏問題的論調與中共當局的政治宣傳如出一轍，更聲稱美國為了要讓中國參與韓戰而轟炸中國鄉村。

倡導學術自由的美國組織「全國學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NAS）」曾在2017年發布關於孔子學院的一份報告，當中有些令人擔憂的發現，包括學院教師面對「自我審查的壓力」、大學校方與孔子學院簽訂的合約「極少」公諸於世，中國用金援當作籌碼，使得校方更難對中國有所批評，孔子學院更教授學生選擇性、片面呈現的中國史，避免提及中國政治史及對人權的侵犯，學院章程更要求主辦機構應「避免損害孔子學院的聲譽」。此外，孔子學院的工作人員，更親自介入審查與台灣相關的素材，甚至包括在美國的學術會議中也是如此。

出於對孔子學院進行政治宣傳、審查與介入美國大學決策過程的擔憂，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近年加大了對孔子學院活動，以及其與中國政府間關係的審查力道，從而導致部分學校從孔子學院計畫退出。

作為加強審查的一環，國會議員要求與孔子學院合作的學校進行解釋，更提出相關法案，試圖提升孔子學院的透明度。共和黨參議員、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魯比歐（Marco Rubio）2018年2月致信給佛州五所大學，信中特別指出中國當局「愈發積極地利用孔子學院去影響外國學術機構，同樣也試圖影響對中國過往歷史與現有政策的批判性分析」所帶來的風險，要求校方結束與孔子學院的合作關係。西佛羅里達大學在收到信隔天，即以「學生缺乏興趣」為由，停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

（摘譯）數月之間有多位眾議員及州議員提出相似要求，敦促校方關閉孔子學院，在這樣的審查壓力下，德州農工大學不久後宣布終止與漢辦簽訂的合約。

美國國會在2018年的數個法案，均有包含針對中國共產黨與其餘惡意外國勢力的條款。2018年3月，參眾兩院議員提出《外國勢力透明化法案》（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Act），要求推廣外國政府政治理念的組織必須登記為外國代理人，並要求大學公開來自外國的特定捐款與贈禮。同年5月，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則提出《阻止高等教育間諜及竊盜法》（Stop Higher Education Espionage and Theft Act），意圖加強美國政府打擊外國情報組織在教育體系內從事工作的能力。魯比奧與「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也提出法案，呼籲建立跨部門任務小組，編制針對中國在美國及其他盟邦進行影響力行動的報告。最重要的是，國會通過的《2019年度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內涵蓋美國政府對「外國惡意影響力活動」的回應，其中更特別劍指中國。

## 在美國與其餘目標國家的統戰活動
隨著對中國海外統戰活動的關注不斷增加，有許多報導與分析揭露了中國「影響力運動」的案例，這些活動以其特有的統戰手法著稱，企圖影響美國及其他國家對中政策的意圖也昭然若揭。下述案例包括統戰對美國學術與政治論述的影響、在紐澳的政治干涉，以及在台灣進行的政治戰。

### 統戰在美國：資助學術與政策論述
《外交政策》2017年報導，華府外交學術重鎮、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SAIS）直接從香港前特首、現任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創立的非營利組織「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獲得一筆資金，用於資助教職與研究計劃。

CUSEF是依照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登記在案的組織，不只花費數十萬美元為中美關係遊說，也與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CAIFC）合作開展計畫、和中國駐美大使館聘僱同一間公關公司，其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以及涉入外國影響力活動的程度可見一班。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並非首個與CUSEF建立夥伴關係的學術機構或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東西方研究所（East-West Institute）、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等在美國外交界深具影響力的組織，都與CUSEF有合作。

針對外界關切，CUSEF出資贊助是否將影響SAIS的中國研究與產出，SAIS中國項目主任藍普頓（David Lampton）則澄清，稱CUSEF並未對研究計畫或教師提出條件或限制。但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則指出，中國在這方面上的投資，是為了「在對的地方培養足夠的人」，使得中共未來無需親身介入爭論，就有扶植的人馬能為其助拳。

克魯茲則認為，與統戰附屬組織合作的首要隱憂，是中共當局在中國問題的相關爭論中，利用「無意間宣揚中共意識形態的美國人」為中國政府發聲反駁。《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金（Josh Rogin）也表示，中國透過「影響那些擁有影響力的人」，讓美國人把中共欲傳達的訊息傳播給其他美國人。而北京當局試圖「委外」進行資訊傳播工作，部分原因也是中方認為「非中國來源」的政治宣傳，較容易使外國人對宣傳深信不疑。

2018年1月，克魯茲還致信給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高層，強調董建華與統戰及政協的聯繫，要求校方審慎考慮與CUSEF之間的合作關係，更把CUSEF稱為「偽慈善基金會」，數名教職員也提出類似擔憂。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校長最後宣布，該校中國公共政策中心不會接受CUSEF任何資助。

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澳洲與紐西蘭收到中國統戰附屬機構的大量政治獻金，統戰機構同時也投資當地媒體，甚至有統戰機構或解放軍成員在紐、澳政府任職，使外界密切關注中共當局是否對紐西蘭與澳洲的對中政策施加不當影響。而中國對一連串紐澳組織進行的統戰工作，也在發揮政治影響力、控制媒體、推翻不利中國既有論述等層面，取得巨大成功。

### 對澳洲及紐西蘭的政治影響
澳洲查爾斯特大學（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公共倫理學教授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的著作《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因其內容描寫中共對澳洲的滲透，前後遭三家出版社以擔心吃上官司為由拒絕出版。根據漢彌爾頓的說法，中國統戰組織會培養成員參與目標國家的政治活動，包括擔任（政府）要職與成為候選人。澳洲情報機構「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SIO）則曾估計，至少有超過10名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候選人，與中國情報機構有所關聯。

在澳洲的統戰活動涉及提供政治獻金、針對高官政要的影響力活動，甚至騷擾華裔澳洲人社區的成員。中國地產大亨黃祥模擁有澳洲永久居留權，同時也是統戰附屬組織「和平統一促進會」澳洲分會的會長，更因其大量捐款給澳洲政黨而備受矚目，成為中共在澳洲統戰活動的關鍵人物。

澳洲前國會議員鄧森（Sam Dastyari）過去曾因其辦公室帳單由黃祥模的公司支付而飽受批評，在南海領土爭端議題上也表態支持中國，但他在2017年底被爆出，曾私下提醒黃祥模，指出黃祥模可能正受澳洲情報單位監控，因此宣布辭去國會議員一職。

而有分析認為，中國在紐西蘭進行的統戰是「主宰」華僑的成功案例，而從華裔紐西蘭國會議員楊健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中共的影響力活動在紐西蘭運作得更為順利。

楊健在入籍紐西蘭並踏入政界前，曾在中國軍情部門工作長達15年，更曾擔任澳洲國立大學CSSA的會長，後來才被發現，他並未在申請紐國永久居留權的文件上註明自己曾是解放軍的一員。美國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研究員馬提斯則說，雖然楊建聲稱自己只是在軍情學校教書，但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就是在情報體系中工作的官員。楊建的地位可能讓他更容易取得中國的敏感情報，但據《金融時報》指出，楊建長期推動紐西蘭與北京當局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在國際政策上也總是站在中國利益相符的立場。

CSIS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張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則認為，相比於美國，中國政府可能把紐西蘭視為更容易攻克的目標，讓中國得以「在西方國家從基層開始培養政界人才，並幫助他們達到有影響力的地位」，並指出紐西蘭可能是中國的「試驗場」，（這樣的海外統戰行動）未來將會在其他國家運作。

#### 控制媒體
澳洲華裔富商周澤榮（Chau Chak Wing）是中國政協委員，在中國對澳統戰行動中也出力不少，除了捐款以外，更試圖掌控澳洲過去（立場）百花齊放的中文媒體。《雪梨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曾引述一位任職於親中出版社編輯的說法，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澳洲95%的中文報紙都是由中國政府引進的」；澳洲國立大學的研究則特別點出「澳洲新快報」（Australian New Express Daily），作為中國政府施加影響力的鮮明案例：周澤榮曾讚許澳洲新快報「從未發表任何中國的負面報導」；加諾特則直指，周澤榮利用其「親中媒體帝國」，讓自己以「組織澳洲華僑重要人物」的身份為人所知。

#### 推翻既有論述
周安瀾與漢彌爾頓都指出，中國在澳洲的統戰工作同時瞄準華人與非華人社區，試圖透過「翻轉目標對象對中共統治的負面觀感、宣揚有利於中共觀點」的雙管齊下，藉此影響他們的選擇、方向與忠誠。

自2000年代開始，在中國駐澳使領館的推波助瀾下，受北京當局信任、對中共友好的人士掌控了澳洲大多數華人社區與專業協會，兩人並進一步指出，比起直接地控制，中共官員通常的目的是指導這些組織。澳洲的CSSA也相當活躍，許多CSSA高階成員每年都在中國大使關資助下前往坎培拉，討論「最新黨章以及與大使館的合作」，並發表許多親中共論述，中國駐澳大使更在2013年親自頒獎給CSSA成員，表揚他們是「優秀幹部」，但被授與這個稱號的通常都是中共官員。

（摘譯）但分析者也指出，即使中共利用華人社區進行統戰工作，分析時仍須審慎區分中共及其代理人，以及廣義華人社區之間的差異，例如CSSA就不能代表所有中國學生與華僑的利益，以防遭北京當局反咬有種族主義之嫌，許多澳洲華人更在揭露中共的影響力行動上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CSSA與其他中共支持的組織確實在澳洲展開統戰活動，周安瀾更表示北京當局利用中國學生擴展其影響力，更在澳洲華人之間培養「西方自由世界及支持自由者是中國敵人」的想法。

### 統戰在台灣：政治作戰
中共為了壓制台獨運動、削弱台灣政府等目的，積極發動對台灣的資訊戰，更招募台灣及第三國的政治人物，倡導中國最渴望見到的兩岸統一大結局。

與其他統戰活動相同，中共對台的統戰活動包括資助（台灣人）到中國免費旅行，並提供其貿易訂單與工作機會。
台灣專家寇謐將（J Michael Cole）指出，中共對台統戰行動的目標並非要洗腦台灣人民，讓普羅大眾支持統一，而是為了製造騷亂局勢，令北京當局能以保衛人民的名義，出動解放軍入侵台灣。

此外，對台統戰行動還包括在第三國進行遊說活動，藉以改變國際社會對台灣地位的論述，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黃祥謨就曾在2017年10月資助一項在澳洲塔斯馬尼亞洲議會舉行的促統活動，主張台灣應與中國統一。

寇謐將進一步說明，透過製造社會不穩定，利用騷亂局勢達到政治目的，是中共等專制在台政權的常用手段，中共對台統戰活動就是個相當明顯的案例。寇謐將指出，中共統戰行動涉及資助犯罪組織，藉以製造社會動亂並干預內政，「利用台灣的民主制度，反過來攻擊台灣」。

舉例來說，竹聯幫創始元老、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曾經動員200名群眾（包括黑幫份子與親中人士），抗議香港社運人士黃之鋒及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來台。張安樂承認自己經常與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聯繫，在統戰部也有朋友，但否認其背後有來自北京當局的資助，也不認統促黨受中國政府指揮。

2017年，台灣統派政黨新黨宣布有意在中國成立聯絡處，於此同時，新黨黨主席郁慕明與政協主席俞正聲，以及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北京會晤，四名新黨成員在該月稍晚被台灣檢方逮補，訊問其與中國之間的聯繫，發言人王炳忠更涉及共諜案，住處遭當局搜索。2018年6月，王炳忠及另二名新黨成員因涉嫌替中國吸收台灣軍官，而被檢方起訴。

## 中國統戰工作對美影響
中共的統戰工作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而由於北京當局堅持中共與中國之間不可分割，使得要解決這些問題更形複雜。中國專家已示警切勿將中共與中國、中國人民劃上等號，《紐約時報》記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曾寫道，記者在處理相關議題時，必須帶有敏感度且思慮周詳，以免落入可能被詮釋為種族主義的論調。傅才德說，在討論中國影響力行動時，若使用「中國人」或「中國影響力」之類的措辭，會釀成把所有華人與中共錯誤連結在一起的風險，因此，他建議把關注焦點放在中共相關資金如何去影響大學、智庫與其他機構的「使命與焦點」。

單單將中國海外統戰工作的爭議界定為「中國影響力」，是將中國人民與文化帶來的正面影響，與外國勢力透過可能對美國造成傷害的方式，影響美國政策的破壞性影響兩者相提並論，這種「中國影響力」觀點將兩種影響力混為一談，可能將激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更賦予中共當局額外擋箭牌，使中共得以指控這是美國對華裔美國人的種族歧視。

（摘譯）此外，在看待這個議題時，區分其造成的影響是否合乎法律也很重要。澳洲在2017年制定了新版反外國影響力法案，時任總理騰博（Malcolm Turnbull）特別指出「隱秘、強制或貪腐」的外國影響力活動是不可接受的，但在合法基礎之上，對各國軟實力的「透明參與」則樂見其成。但騰博也進一步指出，澳洲對此保持開放與樂觀，但並不天真，認真看待中共在澳洲的政治介入問題。

（摘譯）雖然中共海外影響力行動在美國的成效不如其他國家成功，但《外國人看中國》（Sinocism）電子報創辦人利明璋（Bill Bishop）指出，檢驗中國的影響力活動極其重要，北京當局正在建立未來也許會派上用場的節點與網路，美國不應該忽視這點。在紐、澳所發生的事，便是這些網路在之後發揮作用的可靠案例，而對其餘可能在未來被鎖定的民主國家而言，也不啻為一種示警。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統戰組織積極培養與政治人物及政治獻金金主間的關係，透過遊說活動，鼓吹北京當局偏好的政策走向；鼓勵海外華人參政，藉以倡導中共當局利益，最後如馬提斯所言：「讓美國人轉而與自身國家社會利益唱反調」。

（摘譯）雖然中共當局對近來牽涉統戰的中外文報導、研究甚至出版品都坦率以對，但統戰的組織化程度與造成影響在政策制定圈仍鮮有人知，此外，也充分彰顯了西方媒體對中國政治的理解低落，對統戰扮演的角色缺乏理解。

諸如董建華、周澤榮等人，明明與統戰脫不了干係，卻總是堅稱對統戰工作毫不知情，否認與中國政府有所關聯。CSSA等統戰組織雖然收受中共資金支持，或受中共指導，也堅持組織乃是由個人經營，與公部門無涉。

例如，董建華在2018年2月投書《外交家》（Diplomat）雜誌，責備「部分美國人」視中國為敵手，稱中國對領土擴張或出口意識形態並無興趣，卻沒有揭露董建華與中美交流基金會的關聯，也未提及中美交流基金會涉入中共影響力活動的情事。

為了有效對抗中共影響力行動，需要持續進行研究與調查，才能進一步揭露統戰活動的運作方式、在中共黨內扮演的角色，以及與其餘中共重要機關的聯繫。而台灣與澳洲長期以來都是統戰戰略的試驗場，對於相關行動非常熟悉，也能在國際社會聯合應對中共海外反民主活動時扮演要角。

（摘譯）而為了解決對中國審查制度與影響力行動的疑慮，一些專家建議，美國應該自行在大學投資並擴大中國文化、語言課程，以減少校方對中國資助的依賴。專家同時也呼籲，校方與孔子學院簽訂的合約應該更加透明，更應重新審議合約內容，讓大學掌握課程教授內容的主導權，否則就應該關閉孔子學院。此外，透過校方增加對中國學生的（各方面）支持，也有助於減少CSSA等組織的影響力。另外，若大學校方更加堅定且明確地支持校內的言論自由，可能會遏止統戰附隨組織去侵擾對中國有所批評的成員。

總而言之，要對抗中共最具顛覆與反民主性質的影響力行動，透明化、監管，加上更多對統一戰線的了解，都是相當有發展潛力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