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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沖繩：寫在許仁碩〈日本左右翼運動中的暴力與解放：「三島由紀夫 vs.東大全共闘」〉之後
【分享】日本左右翼運動中的暴力與解放：《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講座（上集）youtube影片存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fNK83ieQ44
▪ 時間：2021/8/17
▪ 主講者：許仁碩
台北人，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於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為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主要從法律社會學視角出發，關注東亞的警政體系、社會運動與歷史議題，並致力於研究教學、媒體寫作與社運實踐，希望為人權盡一份心力。為《轉角國際》、《鳴人堂》、《蘋果日報》專欄作家及《端傳媒》評論作者，外文評論散見於《Asia Democracy Network》與《朝日新聞論座》。譯有《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脆弱的和平》。
▪ 主辦：大腳小腳親子共學團、島呼冊店
📍「大腳小腳共學團」資訊可見：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QinZiG...
📍「島呼冊店」資訊可見：https://www.facebook.com/tofubooks
照片來源：天馬行空數位有限公司
▪ 講座內容介紹：
這次分享不僅是提供對該部影片有興趣的朋友一些背景知識，更是希望藉著這部電影上映的契機，能有機會在台灣談談日本戰後到七零年代間，左翼與右翼運動的思潮與行動。在當時，「三島由紀夫」與「東大全共鬪」確實是分據光譜左右的明星，也因此這場對談在五十年後，依舊吸引了無數的注目與討論。但他們各自到底主張些什麼，又為什麼會同台舌戰？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乃至於國際運動浪潮中的定位為何？從何而來，後來又走向何方？對今日的我們而言，究竟有著什麼樣的意義？這都是日本社會多年來，一路爭辯至今的大哉問。由於電影尚未上映，因此並不會討論片中具體情節，而是希望能從這些在影片中難以一一細說，卻又至關重要的脈絡當中，開拓出更多一同探究、反思的空間。
ㄧ、開場：「三島由紀夫」、「東大全共鬪」與現在的日本社會
二、戰後日本左翼運動中的東大全共鬪：
簡介戰後日本左翼運動
「東大全共鬪」的主張及實踐
三、戰後日本右翼運動中的三島
簡介戰後日本右翼運動
三島的自我定位、社運主張及實踐
四、「對談」的前因後果
對國內外政治、社運議程的回應
雙方在運動議程上的交會
就「暴力」與「解放」理念的異與同
遺緒：在「三島」與「全共鬪」之後的運動發展
五、從「對談」反思台灣
社會運動中「暴力」的邏輯與歷史
對現今對日關係與東亞情勢的反思
參考資料：
1. 8/20【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中文預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CMIS...
2. 三島由紀夫以一擋千東大激辯影像 塵封50年見天日(中央社20210719)
https://pse.is/3lyz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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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雜想筆記。
2019 年，第五次去到沖繩的時候，是難得純粹的旅行。我到了邊野古，讓艷陽下在棚子內抗爭的陌生老人坐上我的車，引導我回到那片海。
因為語言沒辦法溝通，只能讓他坐上車指路。我用極為破碎的日文告訴他 「我是台灣人。社會運動…我參加過。和平的營隊。海。我來過這裡。」
1969 年的那場辯論，追求社會改革的學生，邀請了喊著「天皇」的三島由紀夫。那是在佔領講動後的運動策略，某種自我辦學精神，邀請極高地位的文學家來到校園。
「我來這裡，是為了追求語言的極限。」
有一個瞬間，語言的極限就在那裡。對話的最後。
「你說只要我們講『天皇』你就加入我們，剛剛我說了，現在我正式邀請你。」
「是的，這就是語言，你的確說了天皇，但我仍要跟你說『不』。」
為了說出那個「不」，2014 年在日本讀書的一群台灣留學生，自費飛到沖繩，為受邀赴沖分享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做翻譯、導引。上飛機前我才知道，提出邀請的是日本右翼。
我在飛機上惡補《沖繩札記》，過幾天後在沖繩美術館分享的最後說「關於基地的問題，我一直在思考『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句話。」後來幾年在石垣島，我們談台灣的反核運動裡面的「犧牲體系」。
美術館裡的右翼老人痛斥台灣學生被媒體扭曲。黯淡離開了邀請者以後，我們到了邊野古，在那片海划船，好幾次跟島嶼的朋友們解釋著「我們台灣人，沒辦法放棄『國家』這個東西…宣言的內容，希望加上不只美國，還有中國的因素。」
幾年後台灣的作家以日文小說獲得大獎，她的小說《獨舞》談一個台灣女同志赴日工作，那本小說以「死ぬ（Shinu）」開頭，漂亮演繹了日語獨有的巧諷口吻，塑造了中文做不到的開場；在獲獎後，卻因為她說最想忘記的日文是「美しい日本（美麗的日本）」而受到一些台灣網友的批評痛斥，刷洗著一片大頭貼框「台日友好」之時。
1969 年的辯論，到了今天以「開啟五十年的真相」構框，熱烈躍動於戲院大螢幕。
我不願重複原來片名所設定的順序。如果語言是極少數我還能有一點僅存的「政治意識」承載的地方，我會把東大全共鬥放在前面，而三島由紀夫是受學生邀請而來，要放後面。
我會做這些看似徒勞無功的表態。在沖繩和平營的時光，以及在那之後回到台灣傳達的場合，我經常覺得多數的行動，都是徒勞無功。
我們曾接觸了許多沖繩的抗爭者，許多老人，也與 SEALDS 琉球的年輕人，幾度熱切地想要抓緊彼此交流的時光，儘管我們之間的溝通是那麼破碎。沖繩的人們與印象裡的日本人真是不太一樣，沒有過度的客套禮儀，有更南方島嶼所謂的「人情」。
東大辯論發生的時候，有一名學生走上台前，代表著台下可能數百位鼓譟的人，「我們不想聽這些抽象的概念，應該就具體社會問題的立場來辯論。」
全共鬥的學生與三島，在此時一起抽著菸。
語言的極限。三島說著「我所說的那個天皇並不是『那個天皇』。想想對底層人民而言，天皇的存在。」同樣對既有迂腐的日本政府體制有著不滿，一個對持續性有著追求的高舉天皇，一個對解放區作為人類可能性的實踐路線。
其實我們皆需要一個集體性的投射物。
語言的極限，就是《俘虜》裡面那句尖銳的批判，說原來你殺人，只是為了維護「your sense of order」美麗的日本，輕輕的吻，挺立的屍首。
好幾次我們受限於語言，在幾次和平營裡面，一群鬆散的集體的人們，以日文、韓文、英文、中文的翻譯花了四倍時間在考驗交流耐性；五十年前，在最菁英、精練的東大舞台同樣是花了四個小時，用罄方法在突破語言，「但答案是不。」相異與相同，認同與認異。
有時候徒勞無功卻能夠真誠坐上陌生人的車子，帶出海面；有時候恆久了五十年驚動輿論，也仍失語——紀錄片本該是有其語言，在最近上映的片裡，用盡力氣只是做到電視報導的轉譯，除了能夠採訪到老去的當事人，開頭結尾只是保守陳舊的日劇感——
無法從辯論的語言更往前推進，這體現了所有僵固暴力的結構，各種方法都難以去說明「日本社運」，原來不是自然語言的隔閡，是歷史重量的卸載仍然不夠。
因為我們還沒在島嶼以外的地方得到「台灣人」這個語言，沒辦法說出「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台灣人的台灣人？」錯軌的時間軸，歷史的跳島。
只能不合時宜，不去嘻笑「美軍兵力駐台假消息」。極限侷限的經驗裡，我只能守著自己的語言。
意識提升的緣故，不太有人吐槽 1969 年的辯論只有男性，那是理所當然的「歷史狀態」，但和平營經驗裡，以女性、孕婦、孩子與動物為多數，我想語言還是「尚未觸碰到極限」，還有能夠突破的空間，在尚未於話語的場域奪權的陰性實踐裡。
所以反倒在看小說的時候，因為是台籍女同志日語文學的「死ぬ」與反「美しい日本」之中，我看見閃耀的亮光，語言與實踐的工作還有一大段沒有看過的風景。
就像在島際望向大海的時候，自然而然浮起一種對於平和的想望，流動的水質，錯軌的空間，屬於語言。櫻花落下已經被流水沖去，有一天流向大海。
那也是繼續共學、繼續鬥爭的場域。
我們談論日本時不能略過在地理上近到可能受核四輻射外洩影響的沖繩群島。
我們熱烈旅遊之地。
我們的語言有機會帶著基於歷史意識的政治性；無論那被構框成什麼陣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