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力量》第五章 权力衰落的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性在于它吸纳和掌控了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建立起时空轴线的矩阵，并且垄断时空的组织架构；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 时空组织成为一种控制的网络和权力，这就是为何现代民族（modern nation）是国家的产物的原因。”
——尼可斯·波兰札斯

全球资本、货物、服务、技术、信息的流通国家对时空的掌控越来越弱。“民族国家”——这个现代的历史产物，它的权力而非影响力（influence）正在衰落。

全球都可看到的对于国家主权的挑战，其原因正是在于现代民族国家无法在 全球化网络的权力 和 单一认同的挑战 二者间未知的暴风雨中，进行海上航行。

本章所要阐析的是：为上述过程提出可能得原因并说明其发展基础、脉络。

第一节 全球化与国家

民族国家操作能量的衰退，其决定性因素是核心的经济活动全球化、媒体和电子通讯全球化以及犯罪的全球化等。

一 国家经济体的跨国核心

相互依存的国际金融和货币市场，在真实世界被操作成为一个统一体，以美日欧形成的强力的系统性的通货合作体为例，其他货币需与此三种货币紧密连接，汇率系统性相互依赖——货币政策服从于该框架——基本利率服从——预算政策服从，此过程中，个别民族国家正在也终将丧失其对经济政策的基本元素的掌控。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及90年代早期欧洲国家的真实写照。
例子：两德统一后1西德马克兑换1东德马克导致的整个欧洲的通货紧缩、美国国债（补：2019年2月美国公共债务总规模突破22万亿美元）。

一方面是跨国的投资、生产、消费；另一方面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赋税系统。
极可能民族国家最后的立足点，就要看税务调查员与跨国律师在虚拟会计空间中的胜负来决定了。

二 全球经济中国家的新财政危机的统计估算

逐步经济全球化的1980-1990年间，分析 美、日、德、英、西、印 六国政府的外债、GDP中净借贷、央行货币储量、政府支出、国家出口等角度，各国政府对全球资金市场的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其中：美国联邦政府极度依赖全球资本市场和外国贷款；日本政府公债占GDP比重与美国一样都超过50%，但依赖的是国内借贷，加上贸易顺差的积累，日本更具自主性

三个主要趋势：
1.国家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显著的经济角色，需要除税收以外的额外融资，因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依赖；
2.相对于全球贸易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有着更快速的增长，两者间落差越来越大；
3.日本政府建立了相对于外资的财税自主，乃是基于国内借贷，而这种国内借贷的基础又来自接着贸易保护主义与出口表现而获利的日本企业，使得日本经济与日本政府可以沉湎于贸易剩余与国内的利润循环，但同时也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泡沫经济”。

总之，国家经济的纠缠以及政府财政对于全球市场与外贷的依赖，创造了民族国家的国际财政危机的产生条件。

三 全球化与福利国家

生产投资全球化也威胁着福利国家，而福利国家是这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政策中的关键元素，也可能是工业化国家正当性的主要基石。

四 全球通讯网络、地方受众、不确定的管制者

地方与区域媒体的政治自主性日益增长。

媒体以及电子通讯的全球化/地方化，就等同于信息的去民族化与去国家化。

五 法律失效的世界？

犯罪全球化，大大地改变了治理过程，且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把国家架空，因而进一步地摧毁民族国家。
犯罪的蔓延及其对政治的冲击，并不新鲜。新的是，组织性犯罪的全球串连，因为基于犯罪经济的尺度与动力，而在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对国际关系的调控。新的是，各个不同背景的民族国家，在国际犯罪的影响下，所造成的深层穿透与最终导致的不稳定话。
同时，通过洗钱犯罪经济与全球金融市场连在一起，成为全球市场的可观成分以及投机的无情来源。
全球化，在不同的方面，削弱了民族国家的自主性与决策权力。

第二节 多边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

后冷战时期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多边相互依赖。
三个原因：
1.围绕两大超级强权所建立的军事集团的瓦解、松动；
2.新技术对战事的戏剧性冲击；
3.知识与信息的增加使人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全球性特征成为社会认知。
现在多角关系的外交政策所形成的混乱，已经转译为任何国家在国际领域中不可能单独行动。
这个结构性地产生的民族国家的僵化，矛盾地导致了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有能力的政治体制的弱化。为了克服民族国家的越来越渺小的趋势，民族国家越来越键结在一起，方向转移至一个新的超民族治理秩序。

第三节 全球治理与超民族国家

对于主要的经济、环境与安全问题议题的管理的主权的共同承担已是不可逆转的；以及另一方面，同时是作为政治制度相互纠结的网的基本元素——民族国家——的已经被穿透。

超民族国家的建立 并非民族国家的强化，反而因为要换来长久维系而带来的权力的系统性侵蚀。

欧盟的形成，并不是一个为未来建立欧洲联邦政府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同盟的建立，使欧洲的民族国家仍可从新的全球失序中集体地创立某种程度的主权，然后在永无止境的谈判规则下分配不同成员的利益。

此外，国家对于冲击公共意见的全球问题越来越束手无策，导致市民社会越来越将全球公民权的责任拿到他们自己的手上，国际特赦组织、绿色和平、无国界医生等一系列人道主义的非政府组织反而比政府主导的机构能吸引更多的基金、以及展现正当性，这种全球人道主义的“私部门化”逐渐削弱民族国家必要性的最后合理性。

第四节 认同、地方政府以及民族国家的瓦解

地方领导人是社会与民族国家的中介者：他们同时也是政治掮客与地方头家。

面对“合法性危机”/“公共人的衰落”

国家开始将权力分散到地方或区域性的政治机制。其中又有两种趋势相互汇聚：
1.少数群体的认同在地方/区域层级上更容易彰显；
2.政府（中央政府）聚焦于全球事务、挑战，逐渐赋予较低层级政府来担任社会连接，且经由去中心化来重建政府的合法性。
然而，一旦这种权力去中心化情形产生之后，地方和区域政府最后将与自己的国家产生竞争性。

地方/区域政府以及领域的认同对人民未来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像力，并作用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之间，以及形塑着民族国家的未来。

信息时代的中央政府要面对全球的力量是，规模过小，但在管理人民的生活事务时，又显得大而无当。

第五节 国家的认同化

两个不同的社会过程：
一方面，认同区域涵化包容，以其对地方制度的控制来扩充认同的社会和人口基础；（加泰罗尼亚）
另一方面，地方社会防卫性地退缩，并以社会排斥的机制来建立其地方自主性。
当一个国家并不能代表强而有力的认同、或是无法为社会中各种利益联盟提供空间，使它们能在（再）构建认同时强化自身的力量，那么，一种被特殊认同（如种族、领域或区域）所定义的社会/政治的势力将会取代国家，并使这种认同具有排斥性的特色。
比如：基本教义派国家

第六节 民族国家的当代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制度革命党政府和美国联邦政府

一 北美自贸协定、恰帕斯与提哇那与制度革命党政权的困境

在此要特别强调这不是传统或典型的暴力介入政治的例子。这是犯罪网络全球化的触角的伸展、美墨关系意涵以及政府高层的涉入，使得此危机成为说明犯罪的全球化如何危机有权力的、稳定的民族国家的最好范例。

在政治上，各种层面上全球犯罪集团对其国家的渗透，且墨西哥毒品与司法勾结的调查工作委由美国的情报局完成，使得墨西哥相当依赖美国的情报单位
在国内政治方面，认同的力量除了揭开墨西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欺瞒，且更进一步：它已经在真正的贫穷者、印第安少数民族与都市各部门间建立起桥梁。

二 人民 vs. 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合法性的衰落

社会运动以及其对国家和政治等公共意象之影响
这股反政府的潮流汇集了意识形态、社会、经济等趋势，并且深植于全球化、身份认同和政治等相互关系之上。
反公司（anti- coporate）情结，而不是反联邦政府的意识，隐隐希望政府能主动介入，且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华府被视为全球化的主导者，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政策导向经济保护主义，限制移民或歧视移民
和公司利益正面冲突
公司着眼点是贸易和资金流动，且亟需技术劳工

三 国家危机的过程与结构

美国、墨西哥例子中，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对国家合法性的直接影响和冲击，包括：福利国家岌岌可危以及传统生产关系解组、工作形态日趋不稳定以及社会的不平等的加剧等。还有全球网络联系上有价值的社会会和经济实体的部门，但使得大部分部门的人口及领域脱离了这个有动力的、全球化的体系。
墨西哥案例中犯罪经济集团的渗透，加速了政治结构解组和国家合法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