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父权制度的终结：信息时代的社会运动、家庭与性

父权社会是所有当代社会的基础结构，其特征是在家庭单位中制度性地强化男性对女性与孩童的权威。
源自父权制度与文化的支配性和暴力在个人人格和人际关系中留下痕迹。作者强调：存在于家庭结构以及人类的社会生物性再生产的父权根源，其实是历史地（文化地）构架的。

父权家庭面临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三个发展趋势：
1.信息与全球经济的兴起
2.人类生殖科技的变革
3.妇女斗争与多面向的妇女运动发展

妇女大量从事受薪劳动加大了与男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同时动摇了男人作为家庭生计供给者的支配性地位。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负担，妇女们在千禧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她们的战斗。妇女的斗争是以分歧的形式出现，其拥有与美国的妇女参政运动一样悠久的历史。但她们一直处于被忽略的位置，直到近25年，人们才亲眼目睹了女性对抗压迫的世界性的抗暴运动。这些抗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下有不同的强度，但都深深影响了社会制度，并且更根本地影响了妇女意识。
先进的工业国，绝大多是妇女认为她们与男性是平等的：妇女不仅有公民权，更有掌控自己身体与生命的权力。这样的意识迅速扩及全球时，便是触及了社会根源的重大革命，和“我们是谁”这样的核心问题。在斗争中妇女意识和多数社会中的社会价值的转变是惊人的，这些转变同时显著的影响了从政治权力到人格结构的整体的人类经验。

作者认为这个转变过程的关键是父权家庭解体，当父权家庭崩溃时，整个父权制度的系统和人类的整体生活将逐渐地但肯定地被转化，而父权制度的反挫可能会扭转目前文化变迁的过程。

女性主义观念在近年来引爆成运动的四个元素的组合：
1.与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紧密联系的经济和劳动市场的转化
2.生物学和药学上的技术转化（这些技术增加对生育小孩以及对人类物种再生产的控制能力）
3.相对于经济和技术转化的背景，父权制度已经被60年代社会运动后兴起的妇女运动所冲击
4.思想在全球文化的快速扩散

女性主义对于性别关系的冲击，催动了质疑一种规范的异性恋的浪潮。
女同性恋脱离男性支配的困境；男同性恋开展其他形式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对所有人没有了制度性的限制，性解放成为新的自我表现领域。
这不是恐同者所想象的无止境的性的巡游，这是自我的肯定，以及对性和爱的实验。
同性恋运动对父权制度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但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并未结束。

第一节 父权家庭的危机

父权家庭的危机指家庭模式的弱化，这种模式建立在家庭中成年男性户长对于其他家庭成员的威权和支配的行使。
作者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社会，尤其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很容易发现父权家庭正在衰微的指标，他从以下几个论点进行了论述：

1.因离婚或分居造成的已婚夫妇家庭的解体，是叛离依赖长期家庭成员之间承诺的家庭模型的第一个指标。
2.婚姻危机的频率增加，以及晚婚和建立没有婚姻的伴侣关系。（缺乏了法律的约束，再次在制度和心理上弱化父权）
3.人口学的因素——人口老化、死亡率的性别差等，导致了越来越多样的家户结构的产生，传统的核心家庭模式的普遍性降低，并破坏了此模式的社会再生产。单身家庭、单亲家庭激增。
4.家庭不稳定，妇女对于生育拥有更多自主性。父权家庭的危机延伸成为人口更替的社会模式的危机。非婚生子女数量增长，且由母亲照顾。生物的再生产发生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之外。

许多国家的粗估离婚率显著上升，1971-1990年英、法、加拿大的粗估离婚率都增加了一倍以上
美国、苏联在1971年已经达到了粗估离婚率的高峰
回教国家埃及粗估离婚率下降或许反映了社会回教化的趋势，但其1990年的粗估离婚率依然高于意大利、墨西哥、日本。

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离婚和结婚比例已经呈稳定状态，这主要是因为60年代后结婚比例的下降。整体而言双亲已婚的家户数量和比例都显著减少。除墨西哥和德国，进20年来大部分国家的原始结婚率都在下降。晚婚成为全球化现象。

发达国家的非婚生子女的增长也是父权家庭危机的重要现象。
父权危机最明显的结果：在许多发达国家生育率极速下降，低于人口更迭率。
安娜·卡伯力指出80年代的北欧国家生育率回升与优惠的社会政策以及社会容忍度息息相关，当90年代初期北欧国家削减社会福利时，生育率逐渐趋于平稳，维持在人口更迭率的水平。
而在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生育率被移民人口推高，这也诱发了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发展。工业化国家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差异，可能就是少数族裔移民社区亟力维护父权制度与主要族群（黑人和白人）传统家庭的瓦解。
日本语西班牙国家之外的发达国家中，父权家庭正成为一种次要的生活形式。传统家庭形式中未经挑战的父权支配，妻子和子女对丈夫和父亲的依从关系，都在弱化或者瓦解之中。

第二节 职业妇女

妇女大量进入受薪市场的原因

1.经济的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

在作者的数据收集研究中发现，20世纪80年代半数左右具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妇女集中在服务行业中工作，甚至在发达国家中的比例更高，而且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的趋势。
即使当妇女在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中的人数增长，但也显现出了性别歧视的存在：在相同的工作中，女性只能获得较低的工资、较高的风险工作和不易升迁的窘境。

经济全球化也将妇女整合进世界市场，女性劳工成为工厂的主要招募对象。

2.劳动市场利用妇女特殊的社会状况所形成的性别区隔，同时增加其本身的生产力、管理控制与最终利益

父权家庭的威权模式有家庭延伸至工厂，厂方与男性家长之间也存在了某种程度的协议。

而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女性热情地加入公会捍卫自己的需求，甚至比男性主导的公会更为热情。

作者认为女性雇佣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是男女之间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作者同时认为造成20世纪90年代女性劳动人口扩大最关键的因素是：女性劳工所展现的弹性。这是女性在父权制度下平衡家庭与工作的一种方式。

结论：将妇女整合进受薪工作与劳动市场，对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性的收入增加提高了家庭地位，妇女在寻求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她们在与现实对抗的同时冲击了父权制度。

第四节 爱的力量：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解放运动

父权主义需要强迫异性恋，文明奠基于性的压抑和禁忌。福柯所述“性，是社会的建构”
异性恋的假设受到挑战，家庭会得到崩毁。男同性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偶尔被允许，女同性恋处在持续压迫的状态。
虽然女同性恋总与男同性恋结盟以对抗异性恋女人的文化宰制，但瓦解父权后随之而来的对性规范的批判，使许多妇女更倾向女同性恋运动的表述。
男同性恋愿意参与运动的原因：1.60年代强调自我表达与质疑权威的社会运动风气；2.妇女运动对父权制度的冲击，使得大家质疑女性以及男性，因为他们只能存在于这个二元对立却彼此支持的社会分类中；3.恐同社会对同性爱恋的残暴压制

作者认为还有三个诱因使同性恋运动在美国与全球蓬勃发展：
1.在大都会地区，先进 信息化经济的形成引导出多样创新的劳动市场与弹性企业网络，可以在各种技术阶层中创造新工作，使个体从大型组织中独立出来；
2.性解放运动作为60年代运动的主题有普遍的接受度；
3.女性主义对父权制度的挑战，造成男性与女性在物质与心理上的分离。

同志运动的核心是性解放运动，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不仅是情欲偏好，他们是根本的认同。

一、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和性解放运动在台北

台湾妇女运动始于1972年，创始人是吕秀莲。她主张妇女应参与劳动市场，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对女性角色的限制。她强调她的新女性主义的本土性，反对西方有些女性主义的“消除性别之分”。70年代末，美丽岛事件后被捕入狱。
在此之后，台湾妇女运动在80年代得以成长。
1982年，《妇女新知》杂志创立，以表达女性意见、争取妇女权益为宗旨。1987年，华西街游行，女性首次占领街道，抗议台北色情产业。七月成立为基金会。
90年代民主政治生活登场，妇女运动的数量和影响力增长。
1990年，第一个女同性恋团体“我们之间”正式成立。
1994年的反性骚扰大游行，提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的口号，提出了性解放运动。这一运动同时引发了女性主义内部的分歧。
1995年台大发起“情欲拓荒节”，在女生宿舍中放A片的活动。
在一系列的影响下，台湾同性恋团体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蓬勃发展。1996年“台北同话”登上台北电台。
进行了反艾滋游行，拒绝同性恋艾滋污名化，保卫妇女的生存问题。

女同性恋者要对抗社会对她们的视而不见，男同性恋者要对抗社会对他们“不正常的”污名。
同志运动也要求掌握公共空间。

动摇了家文化中父权制度和异性恋体制的联盟，介入关于同性婚姻以及非异性恋家庭的法律和文化之战，深化了对父权家庭的批判。

二、自由空间
美国男同性恋在城市的某些地区占有优势位置形成了自治村，形成了文化自主的网络。
选择旧金山的理由：是一个速成都市，道德标准宽容，是太平洋阵线的主要港口。
60年代晚期的嬉皮文化、社会运动、男同性恋解放运动共同塑造旧金山男同性恋社区的质变。
男同性恋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哈维·米尔克的成功
旧金山同志运动对艾滋病的防治具有可观的影响，改变世界对于艾滋病的迷思。
90年代社区内性互动模式趋于稳定，于是开始渴望组成同性家庭，向政府寻求亲权的确认。性解放运动将持续借着攻击异性恋根源与掠夺传统家庭特有的权利去破坏父权制度家庭。

他们温和的性欲，同时引发了性少数文化的发展

90年代旧金山激进男同性恋的群体与女同性恋联盟之间分裂逐渐扩大。

三、综述：性认同与父权体制
男同性恋运动与女同性恋运动争取选择恋爱和恋爱方式的基本人权，是性认同、性解放的有利表现。
混淆了性欲的界限，解散了家庭、爱、性别以及权力，在熟知的世界中引入了基本的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