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娜·哈拉维 《后真相、气候危机与新政治想象》

> 在不是一种人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的信仰，而涉及更切实、具体的生活，即人如何居住在世界中。
> 哈拉维表示，她最近主要关注的是生态问题，即“土地和水的主权斗争”，包括人在内的许多物种都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在目前的形势下，应对这一问题比强调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更紧要。她认为社会活动人士应当协同合作，共同敞开对于可能的未来的新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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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娜·哈拉维**
开车去圣克鲁斯拜访唐娜·哈拉维时，我不禁觉得自己出生得太晚了。一座金属驴子雕塑立在哈拉维的正门前，我们按门铃时，一群狗争相跑到她的门前吠叫，大黑公鸡昂首阔步地在屋后的鸡舍里踱步——整个场景使我们想起了一个自由与创造力的时代，这是战后的财富在北加利福尼亚创造的。
这里存在着一种反文化，它的语言和情感有时会被科技行业采用，但这种反文化的实践者大多被排挤在外。哈拉维于1980年来到圣克鲁斯大学任职，成为美国第一个女性主义理论终身教授，她仍然传播着对一个更开放的世界的感知。
哈拉维是一批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学者中的一员，她们一开始都接受过科学训练，继而转而研究科学哲学，以考察有关性别的信念如何影响了自然知识的产生。她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1985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这篇文章的写作首先是出于《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杂志在罗纳德·里根当选后的一项女权主义战略任务，继而成为对控制论和数字化如何改变了身为男性或女性——或者其实应该说是任何一种人——的意义的隐喻式思考。这篇文章引发了一阵狂热的追捧，以至于哈里·昆兹鲁（Hari Kunzru）几年后在《连线》（Wired）杂志上这样描述她：“对于二十几岁过着波西米亚生活的人来说，她的名字有着通常只有高科技舞曲音乐家或者新的欣快剂（phenethylamines）才有的声望。”
赛博格式对性别的看法是崭新的，它把性别看做不断变化和可变的。哈拉维对信息技术如何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到新的关系、剥削和团结之链中的描绘，颇有先见之明——当时柏林一个在Instagram上有影响力的人可以用一部在中国组装成、含有在刚果开采的钴的手机，登录菲律宾人管理主持的平台，帮硅谷管理人员赚一笔不义之财。
哈拉维的另一篇极富影响力的文章，或许她是几年后发表的一篇关于所谓“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论文。这个想法是在她与女权主义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它关注真理如何被创造。哈拉维主张，是特定人群的具体实践创造了真理。比如，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不只是观察细胞或对它进行实验，而是通过观察、测量、命名和操纵细胞，共同构建起了“细胞是什么”。这一类想法在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中历史悠久。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科学战争（science war）——“科学现实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一系列公共辩论——期间，它们成了引燃政治争论的火药，在当今学术界关于偏见和客观性的争论中也有所体现。
哈拉维最近的工作转向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和气候危机。她是个关注面广、有主见的思想家，一个相信共同思考是最好的思考方式的左翼女权主义者。她经常引用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其他人的文章，并称赞他们。意大利电影制作人法布里奇奥·特拉诺瓦（Fabrizio Terranova）最近拍摄的一部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为地球的存续讲故事》（Storytelling for Earthly Survival），就刻画了这种责任感，以及她非凡的聪慧和创造力。
在她圣克鲁斯的家中，我们谈到了她对科学战争的记忆、这些事件与我们当前的“后真相”阶段的关系，也谈到了她对当代气候行动主义（climate activism）和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看法，以及为什么游戏（play）概念对政治至关重要。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是，我们生活在“后真相”的时代。一些批评家指责像你这样的哲学家造成了“后真相”繁荣的“相对主义”环境。对此你有何回应？
哈拉维：我们的观点从来不是说，“真相”只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待它。
布鲁诺[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我曾经一起在巴西参加一场会议。（这让我想到：如果人们想批评我们，那也该是因为提出和传播这些观念要耗费大量的飞机燃料，而不是因为这些观念把人们引向“后真相”！）
总之，我们参加了这场会议。在场的是一群灵长类野外生物学家，加上我和布鲁诺。斯蒂芬·格里克曼（Stephen Glickman）是个很酷的生物学家，私下把我们拉到一边，说：“现在，我不是想让你们难堪，但你们相信‘现实’吗？”
这个问题让我们俩有点震惊。首先，我们惊讶于这是一个“信仰”问题，一个新教式问题、忏悔式的问题。这种认为“现实”是个信仰问题的观点，是被宗教战争勉强世俗化的遗留物。事实上，“现实”是关于世界化（worlding）和居住（inhabiting）的，它涉及到检验事物的成立性（holdingness）——事物能否成立？
以进化为例。你愿意或不愿意“相信”进化的的说法已经透露了谜底。如果你说，“我当然相信进化论”，你就输了，因为你已经进入了再现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的符号学——坦白地讲，也进入了“后真相”。你走入一个竞技场，这里所有问题都只涉及内部信念，与世界无关。你已经离开了世界化的领域。
科学战争期间攻击我们的科学斗士们，决定把我们描绘为社会建构主义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s）——即认为所有的真理都纯粹是社会建构的。我想是我们自己不小心走入这种境地的。我们以各种方式招来了那些误读。我们本可以倾听得更仔细，回应得更慢些。人们很容易就会像科学斗士们那样解读我们。后来右翼又抓住了科学战争，采纳了它，最终助长了一系列虚假的新闻话语。
你的博士读的是生物学。你的科学家同事对于你对科学态度有何看法？
哈拉维：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一、两个科学家喜欢这样谈论问题。科学家有充足的理由对这种语言保持警惕。我也参加了捍卫科学运动（Defend Science movement），在大多数公共场合，我不会过多强调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我会用再现主义的语言，会为不那么强的客观性辩护，因为我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这样做。
这是欺骗吗？不完全是。这和[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说的]“策略性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有关。用和你同住一室的人一样的习语说话是有策略性用途的。你设计一个够用的习语，这样你们就可以一起做事情。我赞同我们能在房间里一起做的事情。以后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比如在有关气候变化的斗争中，你必须和盟友一起阻止那些在地球上猖獗的玩世不恭、资金充足、种族灭绝主义的机器。我想这正是我和同事们在做的。我们没有停止发言，也没有放弃自己提出的理论装置。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形势决定该重点强调哪些内容。
你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哈拉维：我关注的重点是土地和水的主权斗争，比如有关达科塔通道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黑山高原（Black Mesa plateau）的煤矿开采和各地的攫取主义（extractionism）。我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绝种和灭绝危机、人类与非人类的迁移和无家可归。这是我主要投入精力的地方。我的女权主义现在就体现在这些方面。
你认为对年轻的气候社会活动家和“绿色新政”等来说，哪种政治策略最重要？
哈拉维：这些从业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想象，这反过来又指明了需要做哪些工作。他们敞开了一种不同于[人种志学家]黛博拉·罗斯（Deborah Bird Rose）所说的“双重死亡”——消灭、榨取、灭绝——的设想。
如今我们正面对一个消灭、榨取和灭绝的世界，面临不断产生的系统化无家可归性。花儿不再在正确的时间开花，昆虫也不能喂饱它们的孩子、不能迁徙，因为时间完全被打乱了。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家可归性，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强制迁移。
这一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人类世界中。在中东和中美洲等地区我们看到人们被迫迁移，其中有些是气候移民。中美洲北部三角区国家[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干旱正迫使人们背井。
因此这不是个人道主义问题，而是个多种类、多物种的问题。
为什么游戏的概念那么重要？
哈拉维：“游戏”能够描绘目前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生物学和化学中存在一种原始的机会主义，事物随机地运作，形成新的系统。这不是直接的功能性问题。我们需要开发一些实践，来思考那些不包含在功能性中的活动形式，那些指出了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或者尚未实现却依然开放的方向的活动形式。
在我看来，如今的政治需要我们互相鼓励去做这件事，以想出如何能一起为尚存的事物敞开可能性。我们不能在消极的情绪下做事情。如果我们只批判，就做不成。我们需要批判，绝对需要，但一味批判不能敞开人对可能的事物的感知，也不能敞开人们对尚不存在却十分必要的事物的感知。
我们这个时代已然确立的混乱是不必要的。它存在，但没有必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