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这一章是对第七章最后一波民族主义（亚非殖民地）的增补修订。
相较于初版，作者作出了一个修正：亚非殖民地世界的官方民族主义并非承袭于19世纪欧洲王朝制国家，而是应溯及殖民地政府。殖民政府意识形态和政策布局的基本语法是通过①人口调查、②地图和③博物馆三种权力制度（institutions of power)一起形塑的。三者分别构建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

人口调查 → 其治下之人的性质
地图 → 其领地的地理
博物馆 → 殖民地政府家世（ancestry）的正当性

• 人口

作者认为，人口统计专家们是基于分类思想（classifying mind）人为地培殖出了一种想象的认同。这种分类体系的排他性质和量化逻辑生硬地忽略了人群的异质性，使得那些无法归类的都被归类到了“其他”这一类别之中。而其虚构性正体现在，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每个人就都被囊括于分类之中并安插在一个确定的标签之下了，然而被标签的人当时却可能根本不会用那样的标签来认识自己。一个特定的人由此被理解为可以集合和复制的一类人中的一个数字。

• 地图

和人口调查一样，新式地图是在一种概括一切的分类方式的基础上生效的——将整个地球纳入了经纬线刻度方格的几何框架之中。战争和条约—— 量化的地图与权力的结盟。

人口调查与地图的共谋：新式地图帮忙把人口调查所想象出来的分类范畴实实在在地分离开来了；反之，人口调查通过人口学式的“三角测量”从政治上填满了地图那徒具形式的地形图。

晚期殖民政府的地图演化出了两种类型：
①历史地图(historical maps)——关于某块领土编年史的政治传记。目的是重建新到手的财产的历史，以新的制图论述来证明领土单元的古老性。
②作为识别标志的地图（map as logo)：涂色的殖民地→ 拼图🧩→ 可被记忆、传播和想象的象征物→ 孕育了反殖民民族主义。

• 博物馆

考古：这是除历史地图外，构建征服行为正当性的更好方法。与旅游业合作的遗迹考古学使得政府看上去是当地传统的保护者。古迹作为一个一个的地点被纳入了殖民地的地图之中，而古老的威望则属于制图的政府。然而，这样的考古并非真正出于保护古迹或恢复传统的目的。古迹内部不再允许有宗教仪式，只有旅客可以往来于四周。因此，神性的古迹以这样的方式被博物馆化，改头换面成一个世俗的殖民政府统治权威的标志。

并且，拜印刷术和摄影术所赐，古迹变得具有无限的可复制性——因为统治者并不相信本地古迹拥有真正的神圣性。考古学报告→全页插图→识别标志化：亵渎化过程。

殖民地考古学的一个不自觉的直系后裔是后殖民国家政治的博物馆化：它所呈现的，是作为国家权力标志以及作为“当然，那就是它”的识别标志的古迹。

本章小结：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相互关联地共同阐明了晚期殖民地政府思考其统治领地的方式，并将其想象转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特殊事物被视为某一系列的一个临时性代表，而且总是从这个角度被处理的。想象先于实体而存在。

殖民政府不只渴望在其控制下创造出一个全景式人类景观（边沁的环形监狱），而且这种可见度的条件是每一个人，每样东西都有一个系列编号。这种想象的形态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的产物。

第十一章 记忆与遗忘

• 新空间与旧空间

新兴民族国家内会出现与母国的对应之物（New York, New Orleans…），在母国旧地名前加“新”字以示平行。新与旧被理解为共时性的存在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中，是一种手足间的竞争共存，而非历时性的后继者对已逝者的继承。

这种平行性和共时性的想象出现的条件：①新旧团体间的距离必须够远 ②新团体要够庞大③ 稳定的从属关系（反例：为何阿拉伯和中国的海外移民无法形成新的民族国家）。

这种平行性导致了新世界革命战火具有奇异的特征：新世界的人民并非想要推翻母国，而是要守护自己与母国之间的平行关系。革命家的梦想只是重新安排帝国内部的权力分配——逆转支配关系。；本是同根生——亲戚间的战争。

• 新时间与旧时间

本章第二个问题是“民族的过去”的问题，美国人从不提及自己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现代希腊共和国却强调自身与古典世界的渊源（迟来的苏醒）。

这种区别在史学史上表现为，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标志了和现存世界的一次大断裂（新纪元），由于其“模型”的意义，民族主义被阅读成一个具有序列连续性的历史传统，所以也形成了民族主义运动史的模式，甚至是“民族史”这一新兴事物的模式。
北美独立→ 获得认可→ 成为遗产→ 进入家谱

而在欧洲，新的民族主义被想象为“迟来的苏醒”——被远方的事件所惊扰的苏醒，因而彻悟大梦背后的巨大古老性。

反向的腹语术：被安排情节的历史是新旧世界都适用的解决方案。写史的人代表无名死者说话（死者自己并不明了自己语言和行为的意义，所以需要人替他们说出他们真正想说的话），历史学是这样构建了法国大革命。

• 再次确保是手足相残

本章第三个问题：如何书写“民族独立”之前的“民族史”？这十分吊诡。作者引用法国史学家Michelet的话：我们必须要已经遗忘（悖论）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我们要忘记历史事件的真相，即那时本没有民族；我们要记住：这些历史事件是属于“民族的”，其参与者都是同一个民族的兄弟姐妹，确保这是一部家族史，而所有的悲剧事件只是家族内部的手足相残。

• 民族的传记

传记是一种悖论：所有意识自身的健忘症使叙述得以从遗忘中产生——就是因为不能被记忆，所以必须被叙述。遗忘的连续性经验引发了对一个“认同”的叙述的需要。

不同于人物传记，民族没有确切的起讫日期，因而民族传记无法采用顺时间之流而下的写法。于是采用了回溯的方式为民族立传，从一个现在（original present）死亡事件开始写，如二战孕育了一战。

倒放电影式的历史写作方法：

假如事件A、事件B、事件C的时间顺序是：

事件A　　　事件B　　　　事件C（民族解放/独立）
1200年　　　1700年　　　1900年
————————————————→

其中只有事件C是发生在民族独立以后，事件A和B可以说实际上都与“民族属性”关系甚小，但我们可以认为三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从而书写出一个连贯的民族史，而这一民族史的思考方式是向前追溯的：

事件A——(导致了)—→事件B——(直接影响了)—→事件C
（结论：事件A是民族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为了配合叙述的目的，从墓园中攫取的那些激烈的死亡事件必须被记忆/遗忘成“我们自己的”。

小结：本章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narrative）是构建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九章 历史的天使

本章主要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后革命时期的“官方民族主义”。以三个国家以及他们之间的战争为例：越南、柬埔寨和中国。

革命与民族主义在研究和模仿的发展过程中被抽象化，成为一种可转移的模型（本身就是供盗版之用的）。也就是说，从法国大革命之后，一切民族革命都是源于理论的，是刻意发明的产物。于是，此后的革命与民族运动有了“革命计划”与“民族主义纲领”。从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经历了依不同的时代、政权、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权而调节的过程。同样，“官方民族主义”也是可以被模仿和调节的——但不曾改变的是其官方性格。在革命家成功控制了国家（实质是从被推翻的政权继承了国家）之后，官方民族主义就变得重要了。革命领导阶层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扮演起宅邸新主人的角色。这体现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对旧宝座的眷恋和对旧国家的配线（wiring）的继承。

“官方民族主义”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进入了后革命时期的领导风格之中。这类领导阶层很容易就借用了旧王朝推定的民族属性。他们把民族诞生以前的帝王都变成了民族的同胞，在这种从对过去的包容顺应之中总是会产生“国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只要旧王朝的归化程度越深，那古老的华服就越能披裹在革命家的肩上。

当然，作者以上批判针对的是领导阶层，因为接盘的并非人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说白了都是“大官之间的战争”，人民并不真正地关心。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没有成为可以被追随的先例或模式。而要避免此类战争的再发生，我们首先要抛却“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是民族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是现代历史发展的病态”这样的虚构论点。

本雅明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历史天使”：

本雅明深知文明与野蛮形影不离，深知将历史视为线性、进步的过程会为毁灭大开方便之门。作者在此借本雅明之口说出了民族史塑造过程中的残缺和虚构，以及“进步”作为一种民族主义发展的力量对于历史的篡改。
天使背对未来对于废墟的凝视很引人深思。相比较于他对于废墟的“呼愁”与忧伤，本雅明似乎更倾向于天使对于风暴的倾听与抵抗，毋宁说，这即是历史的天使的使命与宿命。在《历史哲学论纲》第七，本雅明甚至直白的写道：“历史唯物主义者总是尽可能切断自己同它们（指文化财富）的联系，他把同历史保持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视为自己的使命。”

《历史哲学论纲》：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lter-benjamin/mia-chinese-walter-benjamin-1940.htm

问题：
1.如果说历史天使本意在于“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那么这样的“修补”究竟是怎样的？换句话说，假设天使并非遭受风暴的吹击，是否能够如其本然的完成修补的任务呢？
2.Anderson为什么在恰恰这一章节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呢？

总：以上三章的重点关键词：虚构的方式，“想象的共同体”之“想象”
（人口、地图、考古的虚构性；民族史的虚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