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gs: 人類學理論 人類學史 新自由主義 Appadurai --- # 關於新興未來的人類學裡的情緒擺盪 :::info [Moodswing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emerging future](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full/10.14318/hau6.2.002) by Arjun Appadurai, New York University in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 6, No 2 (2016)](https://www.haujournal.org/index.php/hau/issue/view/hau6.2) Translated by 陳韋辰(Jun 2021) ::: 能夠閱讀到Sherry Ortner對人類學如何發展及如何反映其生成脈絡的看法，總是令人感到高興。因此，藉由她稱為「黑暗人類學」(Ortner 2016)的細緻反思，即透過新自由主義的黑暗透鏡，來觀察過去三十年來的民族誌與理論發展，使我們注意到權力、暴力與排除的運作在我們的生活中日益飽和。這篇文章中幾乎沒有一句是我不同意的，因此我很樂意將精力集中在進一步思考Ortner優雅地放在我們面前的思索進路之上。 讓我從「新自由主義」開始談起，Ortner定義了這個範疇來支持她的論點，即黑暗人類學主要是回應了新自由主義這個歷史制度及其製造苦難與不正義的特殊能力。Ortner的文章提醒我，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很少使用這個範疇，我在這進一步深究。本質上而言，「新自由主義」指涉一個進化的資本主義藉由讓國家的角色變成資本股份公司在法律、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自由之擔保者，使自由主義成為其工具的時刻或時期，而這些自由曾是以個人為重。「新」指明了在我們這個時代裡，開放自由(liberal freedoms)這個主題的重大轉變。這個範疇的問題在於，對於各式各樣的現象而言，這個範疇變得過度鬆散、包羅萬象，可能會讓我們的批判感有鈍化風險。一個能同時被用來理解作為當前政治經濟性質的監控、鬆綁／去管制、私有化與金融化的概念，不可能是一個細緻的工具。Ortner並未陷入概念鬆散的陷阱，但我想了解，她對新自由主義這個範疇的依賴，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她對於黑暗和光明人類之間關係有力的歷史化。舉例來說，當代資本主義一個重大轉變(tectonic shift, 有板塊飄移之意)是要求其作為個體(individual)的主體在希望、渴望與對美好生活的想像上運作，而其金融、精算與演算法工具逐漸讓我們個人(dividual)被分割成為風險、疾病、債務或是功能失調的索引片段[^1]，而歐洲與美國人類學這種性格上對立的加深，其深層原因是否應歸咎這種轉變？若我們擺脫新自由主義這一範疇在概念上的便利性，我們或許能拓展Ortner對或多或少有希望的人類學 [^1]: 我曾於《詞語金流》(Banking on words)中討論了個體(individual)與個人(dividual)之對比的當代影響(Appadurai 2015)。【譯註】Appadurai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談到了金融化過程如何製造了dividual的形式，即將人們「分割和切丁」成量化風險範疇，這些人因其與風險及不確定性的關係而被歸為一類。可參見DOI: [10.7208/chicago/9780226392974.003.0002](https://chicago.universitypressscholarship.com/view/10.7208/chicago/9780226392974.001.0001/upso-9780226392660-chapter-002) Ortner也觀察到，人類學家對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興趣，與新自由主義範疇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有所關連。身為有幸受孔恩(Bernard Cohn)栽培的學者，我的博士論文針對印度南部寺廟進行民族誌與歷史研究。在當時，即1970年代初期，人類學對殖民主義的研究還屬草創初期，但是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以及Ortner文章中提到的許多人類學家的著作中，人類學對殖民主義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然而，人類學家對殖民主義的研究，很快地被受到英美批判人文學科的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啟發的後殖民狀態研究的光芒所掩蓋而顯得黯然失色。殖民主義的人類學研究，與後殖民世界的人類學研究之間，存在著某種鴻溝。這樣的鴻溝反映人類學之中，在關注權力、宰制、帝國的取向以及認為文本、意義、詮釋更有價值的取向之間擺盪的問題。Ortner對政治經濟和文化論取向之間的緊張關係有許多意見，這是她長期關注的問題之一。文化論取向在人類學領域的普遍勝利，可以以葛慈(Clifford Geertz)與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1970~198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之中的聲望來印證，這解釋了人們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興趣普遍降低，以及解釋了人們對艾穆班布(Achille Mbembe)所說的「後殖民」(postcolony)的興趣日漸提高。人們甚至會懷疑，新自由主義範疇在意識形態上的有害影響之一，是否為抹消對於殖民主義與帝國的記憶，並以更現代的治理模式取代之。 Ortner文章結尾深入討論了當前人類學對抵抗、行動主義與社會運動（包含我所從事的）之研究，她認為這些著作混合與調解了黑暗人類學與正向人類學（如關於善的人類學、研究倫理、幸福快樂的人類學）之間的鬥爭。Ortner對於關於渴望與可能性的人類學研究之興趣，我表示讚賞。這些研究認識到，渴望與希望如同絕望與苦難一樣，有其文化邏輯，且是被語言、歷史、脈絡所形塑。這些研究對於在美好生活、正義、自由、公平等觀念的普遍性中的主流發展主義信念提出異議。這些研究還破壞了陳舊的現代化理論偏見，即認為所有人類社會都在走向圍繞在平等、自由與理性觀念的歐美道德共識。因此，這些近年對於美好生活及其不同形式的研究，納入對於毛細管治理術(capillary governmentality)的傅柯式恐懼，但是他們避免了某些傅柯式論述，走向關門封艙、彷彿抵抗與改變毫無空間的傾向[^2]。 [^2]: 【譯註】指的應該是由於某些傅柯式論述強調權力具有無孔不入的滲透性，從而認為抵抗與改變已變得豪無可能。 Ortner一直對抗爭感興趣，她在這篇文章中重返這個主題，同時對人類學中的行動主義與社會運動研究進行思考。人類學家對「抗爭」這個主題的興趣起起落落，促使Ortner產生一些有趣的想法，她也想深入了解人類學家週期性的「對抗爭的抵抗」。我也對這種擺盪感到好奇。可以肯定的是，其根源之一為人類學的文化概念長久以來把文化與一致性(coherence)、共識(consensus)、整合(integration)聯繫起來，而人類學以往傾向於將這些特質與小規模社會聯想在一起。然而在過去幾十年中，人類學對文化內部的不和諧、爭論、衝突和多樣性的興趣逐漸成長。這樣的發展，無疑是轉向黑暗人類學過程中的一種積極伴奏。然而，抗爭與不一致(incoherence)、不和諧並不相同。抗爭意味著針對宰制的文化秩序的政治批判。當談及政治批判時，人類學很少用它自身的觀點提出見解。當人類學家談到抗爭時，他們通常借鑑馬克思或傅柯的觀點，有時則結合這兩種觀點。Ortner充分地討論了這些批判人類學的思想資源。但仍有更大的問題待充分探討：在視抗爭為一種文化事實的基礎上，為什麼人類學對於抗爭可能採取的各種可能形式上沒有更多的洞見。根本的問題可能在於關注抗爭的人類學家與關注多樣性及差異的人類學家之間有著性格上的差距(temperamental gap)，且能追溯至政治經濟學與文化論取向間的差距，這對Ortner的敘述而言相當重要。也許我們現在已準備好邁向一種關於抗爭以及為了抗爭的人類學，這種人類學在討論抗爭時能更充分地納入對美好生活的多元想像，使它成為不僅是表示拒絕意見的人類學，更是關於受文化影響的渴望的抗爭人類學。 這些是Ortner的文章在我心中引發的眾多想法的一部分。Ortner的文章對過去三十年來的歐美人類學的描述具有權威性。它的多元性、懷疑性和參與性也同樣令人欽佩。在這黑暗的時代，Ortner的聲音、語氣與她的想法一樣令人敬重。她的文章提醒我們，身為一個大思想家並仍保持清醒、慷慨和樂觀，是可能的。人類學界需要更多像Ortner這樣的人類學家！ ## 作者介紹 Arjun Appadurai是紐約大學媒體、文化與傳播學系的戈達德教授(Goddard Professor)，目前是柏林洪堡大學歐洲民族學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他最近的一本書是《詞語金流：衍生金融商品時代中語言的失靈》(Banking on words: The failure of language in the age of derivative financ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 參考文獻 Arjun Appadurai. 2015. Banking on words: The failure of language in the age of derivative fin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erry B. Ortner 2016.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 (1): 4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