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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證性幻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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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ical dreams](http://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full/10.14318/hau6.2.004)
by Carol J. Greenhouse,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 6, No 2 (2016)](https://www.haujournal.org/index.php/hau/issue/view/hau6.2)
Translated by 陳韋辰(Dec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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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ry Ortner的〈黑暗人類學及其他者〉是一項大膽且絕佳的嘗試，因為她對變動時代中的社會文化人類學做出總結。這篇文章追蹤她所感知到的辯證關係：「黑暗人類學」（指的是對壓迫與苦難的紀錄）引發「關於善的人類學」（指的是人道主義、團結與韌性的敘述）的回應，而兩者的差異在她所指的「抗爭研究」的回歸之中得到消解。黑暗人類學「要求我們幾乎完全透過權力、剝削和長期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角度來理解這個世界」(Ortner 2016: 50)。關於善的人類學（在她的文章中被稱為「幸福轉向」）則「恰好是對這項研究的合理回應」(ibid.: 59)。新興的抗爭人類學結合這兩個趨勢，聚焦於文化批判、資本主義批判以及對社會運動的「深度參與」(ibid: 61-64)。Ortner指出，新自由主義是維繫這種辯證關係的軸心。

在Ortner的論述中，抗爭的重現令人想起其1984年論文結束後的時期(引用 Comaroff 1985等)。如今，抗爭理論以不同的方式東山再起。據Ortner所言，1980年代後，抗爭理論因對美國夢幻滅的失望和後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終結而「步履蹣跚」(2016: 61)。而這次，重新燃起抗爭研究的能量並非來自於對殖民性與霸權的批判（這是她1984年論文中的兩個主題），而是來自於人類學家直接參與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社運網絡(ibid.: 47-48, 51, 63; 另見Garces 2011)。其結論是一種對這三種立場及其矛盾（及其他立場）欣然接受地喝采：「我們全都需要」(2016: 66)。如此簡約的敘述無法避免具有選擇性，Ortner謙虛地承認她有意省略一些理論趨勢（例如本體論轉向、情感轉向和民族誌歷史；ibid.: 48）。即使如此，這篇文章仍是參考文獻的寶庫，對於任何想了解當代美國民族誌的人而言，這篇文章不僅是很好的起點，也能讓他們理解如何將民族誌結合更寬廣的學科知識領域。

閱讀該文後再回頭讀1984年的論文，會產生一種令人迷惑的眩暈感──在某些方面，它們可說是來自不同世界的訊息，但在其他方面，時間似乎一直在累積而停滯（借Evans-Pritchard之言）。早先的文章反映當時的時代氛圍，那時的西方人類學家發現自己出乎意料地被殖民主義的結束和社會運動的興起所挑戰。突然間，人類學家開始認真擔心他們筆下故事中的人，以及人類學的科學性與道德完整性。人類學領域的碎片化（根據Ortner 1984年的說法）是對國內外國家權力碎片化的直接反應──人們逐漸意識到，人類學領域的某些學術典範依賴於現在很少有人願意捍衛的霸權形式，學科以往的優勢因此逐漸瓦解。那篇論文比《寫文化》(Writing culture)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和《文化批判人類學》(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Marcus and Fischer 1986)早了兩年發表，令人驚訝的是，後現代主義的趨勢在它真正到來之前就已經非常明顯了。或許有點矛盾，但（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對學科轉型與民族誌更新而言是有益的開端，因為固定的典範讓位給以踏實參與為基礎的、永遠變幻莫測的知識需求。任何還記得1984年首次閱讀Ortner文章的人，應該還記得它所帶來的振奮感，因為Ortner蒐集那些理論的「碎布與補丁」（她的用語借用自Lowie，又借用自Gilbert and Sullivan）並將它們重新編織成新的布料。1984年文章的第一部分，將當時的爭論重新定位在「帕森斯論/涂爾幹論」功能主義的經線（人類學家「主導的世界觀」），以及馬克思主義/韋伯主義融合的緯線（將馬克思對「經濟剝削」的關注融入韋伯對政治制度的關注）(Ortner 1984: 146)。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她將這些被隱沒的傳統展現在世人視界，指出特納(Victor Turner)是涂爾幹的繼承者、葛慈(Clifford Geertz)則是韋伯的化身(ibid.：128)。其討論接近尾聲時，這兩類理論成為「知識辯證」(ibid.: 160)的骨架，其中結構與行動之間的張力最終在實踐(*practice*)中解決，成為那個時代的理論標誌。儘管那篇文章引用許多今日的研究生可能已經不認識的人類學家，但那篇文章還是把我們帶到了這個熟悉的時刻──一個尚未過去的時刻。

重讀那篇論文，找回實踐理論吸引力背後的問題意識，著實令人著迷。三十多年後，在Ortner的新論文中，能動性(agency)與實踐是理所當然的前提。如今滲透人類學理論化過程的是新自由主義(2016: 48)。在〈黑暗人類學及其他者〉一文中，Ortner強調自1980年代以來，不論在理論上或世界上，文化領域普遍存在著政治化現象，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她觀察得非常準確。人類學的現代化，不時地由對政治變革敏銳的人類學家所推動——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回應相鄰學科發生的危機及相應之發展。文化相對論、歷史特殊論、結構功能論、詮釋論與後現代主義，更別說堅持以實地田野為基礎的民族誌，都是人類學家長期努力提供一種在知識、倫理與政治上具備可持續性的差異論述的例證。其中的一些發展已深刻鑲嵌在這門學科的構造之中，以至於其具體的時空背景現已難以追溯(見Gledhill 2000; Vincent 1990)。舉例來說，借用Ortner的參考資料，從其有爭議的邊際來看，詮釋論直接來自冷戰的知識需求(Geertz 1973)。論述(discours)則是透過後馬克思主義批判進入到民族誌(Williams 1976)。而隨著冷戰消退，人類學與後現代主義的結合（以及這些論戰的激烈程度）至少可以被理解為對全球範圍內的新型態自由主義的廣泛回應。在美國，身份認同(identity)也在同一時期進入這門學科，以一種與種族和階級對抗並與之脫鉤的姿態，而那正是新自由主義在兩黨政治主流化的特徵(Greenhouse 2012)。

在Ortner對1980年代後人類學的描寫中，新自由主義既是研究對象也是理解框架。這種普遍性的構想在學科的某些區塊中確實是股潮流，這篇文章也促使我們思考，還得做些什麼才能使新自由主義更具體地應用於民族誌研究中，因為作為一種普遍性概念，它往往會淪為背景。Ortner將新自由主義大致上定義為「更野蠻的新資本主義形式」(2016: 48)。她指出，新自由主義在美國「非常極端」，其影響明顯地表現在「財富向上移轉及其對美國政治的影響」(ibid.)。我不認為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驗比其他國家更極端，但也許她是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支持者在美國很突出。也許她指的是股東革命(shareholder revolution)的衝擊、聯邦福利的終結、反歧視保護的弱化、助長大規模監禁的犯罪政策、結合軍事聯盟與雙邊投資的單邊主義國家安全政策(the unilateralist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以及美國最高法院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558 US 310, 2010)的判決中將企業財富帶入政治過程，也可能還有其他案例。這些都是Ortner在民族誌上長期關心的議題，也可能是美國（這篇論文的主要焦點）的發展趨勢之一，這些發展支持該文對1980年代到2010年代之間「情況特別『黑暗』」的評估。

她坦承，新自由主義並非鐵板一塊，也無法用它來「解釋」一切──例如她指出「種族、性別、宗教以及民族暴力問題都有其自身的歷史和內在動力」(2016: 48)。但種族、性別和階級也不能與關於權利、「自由市場」、治安與國家安全的激烈論爭分離開來，而這些議題曾經、並仍在重塑個人和社區的生活及政治景觀。這篇文章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作為「背景」(ibid.)，將這些其他事物（地方歷史，包括人類學史）襯托得顯而易見。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更具體地探討，可能會更全面地了解其在實踐中的連結與斷裂，我認為這個意見與Ortner的分析不謀而合。由此來看，她的路線圖中遺漏的本體論、情感與歷史「轉向」的趨勢（或許因為這些轉向並非源自美國的民族誌場域），在於這些轉向如何重新建構她回顧的三個主要角度──引發關於能動性、知識論與反身性的新辯論(見Bessire and Bond 2014)。這些辯論體現她辯證地結合的三種立場──Ortner一方面將它們分別視為政治項目看待，另一方面對於它們彼此可以通約的相稱性(commensurateness)的意義提出質疑，藉以作為對新自由主義的一種批判。

當新自由主義達到它的極限狀況時（包含但不限於基層政治與反全球化運動的復甦），很明顯地，它一直以來不僅涉及全球資本主義，也涉及實施它的國家體系。在這個意義上，Ortner的論文描繪出讓國家、法律與規範成為民族誌審視對象的條件，並帶著新的問題意識。人類學往往跟隨新自由主義進入私營部門（正如Ortner的文獻回顧所顯示）；然而，國家與跨國機構也是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因為那是論爭與抗爭行動的關鍵場所。在新自由主義之下，公私關係的全面重組（主要是透過契約），表明還有餘地重新思考人類學對於尺度與社會距離的慣例(見 Valverde 2009)。

上個世代的「文化轉向」的貢獻是產生豐富的權力民族誌，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使國家非物質化(dematerializing the state)，亦即將國家權力闡述為一種內在感受，而非（韋伯意義上的）有組織實體的直接強制效果。對於研究文化的學者而言，這為國家無形性質的問題提供理論解決方案，將探討的關注轉向論述中的「國家性」(stateness)，以及其作為「文化革命」(a cultural revolution)（借用Corrigan and Sayer 1985的說法）的主觀影響。對人類學家而言，將國家表述為論述形式，也為國家顯露出的非物質性或社會距離的概念困境提供解決方案。但今日我們能發現國家是一種經驗接近的(experience-near)，對工人、移民、囚犯、被拘留者、抗議者（這只是一長串例子的開端）有著高度具體/身體性的影響，是人類尺度上的權力現象學的核心。重組治理(the recombinant governance)是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之一，它使人類學領域對國家產生興趣，因為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被以自由主義的名義壓縮在一塊了。

Ortner談到「關於善的人類學」時觀察到，當前人們對涂爾幹有一些新的興趣，並視他為「將社會視為道德宇宙的理論家」(2016: 50, 59)。並以註腳補充一點：有趣的是，涂爾幹與馬克思再度登場，是在1984年之後仍被閱讀的經典作家。根據Ortner的說法，涂爾幹很大程度上仍受制於一種受歡迎的傳統，這種看法將他與「靜態功能論觀點」聯繫起來，而馬克思則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普遍模式」聯繫起來(ibid.：50)。（她提到了這些演繹，但並不認同）。將這些作者的批判詮釋學扁平化為靜態或普遍模型的做法，需要被重新評估了。其實兩位作者在他們對人類尺度的關注中都破除了普遍性幻想，在那關注中可以思索新的未來。這種受歡迎的傳統的持續存在是諷刺的，尤其是涂爾幹的案例，他與馬克思的「社會勞動分工」的對話，在滿足當今新自由主義的關鍵需求上有許多可取之處。《社會分工論》基本上是涂爾幹對視契約為社會基礎的批判，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則是他對社會時間的創造開放性(creative openness)的論述。

## 作者介紹

Carol J. Greenhouse是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系的Arthur W. Marks '19教授。她的研究與教學領域主要是美國聯邦的法律、政治和民主論述。她最近的一本書是《相關性悖論：美國的民族志和公民身份》(The paradox of relevance: Ethnograph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 參考文獻

Lucas Bessire, David Bond. 2014. “Ont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deferral of critique.” American Ethnologist 41 (3): 440–56.

James Clifford, George E. Marcu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ean Comaroff. 1985.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hilip Corrigan, Derek Sayer. 1985. The great arch: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Blackwell.

Chris Garces. 2011. “Occupy Wall Street, open ethnography and the uncivilized slot.” Intergraph 3 (2/3). http://intergraph-journal.net/enhanced/vol3issue2/3.html. Accessed October 3, 2016.

Clifford Geertz.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John Gledhill. 2000. Power and its disguis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London: Pluto Press.

Carol J. Greenhouse 2012. The paradox of relevance: Ethnograph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George E. Marcus, Michael M. J.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erry B. Ortner 198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26 (1): 126–66.

Sherry B. Ortner. 2016.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 (1): 47–73.

Marianne Valverde. 2009. “Jurisdiction and scale: Legal ‘technicalities’ as resources for theory.” Social and Legal Studies 18 (2): 139–57.

Joan Vincent. 1990.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Visions, traditions and trend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Raymond Williams. 1976. Keywords. London: Coll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