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地帶 - HackMD

--- tags: 人類學理論人類學史新自由主義 Rutherford --- # 灰色地帶 :::info [The grey zone](http://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full/10.14318/hau6.2.006) by Danilyn Ruther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in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 6, No 2 (2016)](https://www.haujournal.org/index.php/hau/issue/view/hau6.2) Translated by 陳韋辰(Dec 2025) ::: Sherry Ortner這篇精煉易讀的文章傳達一個簡單的訊息，也為她那一系列對人類學思想趨勢極具影響力的深思增添新的篇章。這是黑暗的時代，而當今的文化人類學家們在撰寫「黑暗民族誌」(dark ethnographies)、運用黑暗理論(dark theory)來揭示其輪廓時，正是在忠實反映這個時代。前輩學者的工作反映他們各自的時代需求與契機。在1970和1980年代，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去殖民化，以及越戰，都塑造了人類學家進行的研究計畫及其採用的工具。在〈六十年代以來的人類學理論〉(1984)一文中，Ortner記錄這種動態，展示從關注結構到著迷於實踐的轉向，源自於某些政治社會鬥爭，它們促使人類學家轉向布迪厄和馬克思等思想家尋求靈感。而在本文中，她將前一段時期置於世界資本主義轉型的更大脈絡之下，並指出冷戰為當時的政治計畫與夢想劃限。當今的全球資本主義遵循新自由主義教條，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即認為透過一個制度框架，此制度框架的特點是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釋放個體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的幸福」(Harvey 2005: 2，引自 Ortner 2016: 52)。當前情勢下盛行的悲觀情緒召喚出悲觀的理論，而傅柯對權力無所不在特質的描述位居首座。但為了應對這種黑暗，人類學家也在尋找微光。有些人關注人們在新自由主義的廢墟中尋求美好生活的方式；另一些人則追蹤、甚至有時加入探求嶄新出路的行動者(activists)的行列。如同任何試圖描述學科狀態的人一樣，Ortner被迫對其進行概括。但如果在這種概括中文化人類學家看起來有點像從眾的羊群，至少在Ortner的文章裡，我們是一群正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羊：積極參與、保持警覺、睜大雙眼、對我們研究相關的風險與機遇保持警戒。正如Ortner早期作品對人類學初學者有所裨益，她對當前時刻的處理，對於了解眾多文化人類學家的關注與提問而言，將是一篇很有價值的引介。若缺乏此類這類背景，很難參與我們學科最新的討論：初學者需要了解哪些主題是學者認為值得關注的，以及學者認為哪些引用最能有效為論述提供權威性。但Ortner本人無疑也意識到，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處理她所承擔的任務。在勾勒其中幾種可能性時，我並非意在貶低她的貢獻，只是想表明在同一領域另闢蹊徑可能帶來那些收穫。一方面，問題出在理論本身。Ortner在社會科學普遍使用的語義下運用這個詞。工具箱裡的工具與奠基性的思想家緊密相連；我們必須選擇要「使用」涂爾幹、馬克思、韋伯，或是傅柯。這可能是個人喜好問題，但在我自己的教學與寫作中，我總是對那些在觀點上看似對立的思想家之間發現的驚人共鳴感到著迷。我告訴我的學生們，當我們在閱讀《監視與懲罰》([1975] 2012)並討論傅柯對斷頭台奇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時，傅柯所描述的場景，與涂爾幹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 2008)中試圖解釋什麼賦予集體表徵力量時所的集體歡騰氛圍，可能存在什麼共通點？或者當我們閱讀關於禮物的精神時，我可能會停下來，提醒學生關於商品拜物教以及資本主義既依賴又掩蓋特定勞動身體之具體貢獻的對話。是的，他們的政治立場不同，但他們的倫理立場呢？馬克思([1867] 1990)與牟斯(Mauss, [1925] 2016)難道不都在呼籲我們：應當讓那些缺席者得到應得的回饋嗎？廣義上來說，你的確可以根據思想家關注的世界是明亮還是黑暗來對他們進行分類。但有時凸顯他們的矛盾性更有幫助：事實上對莫斯來說，禮物不僅是和平的工具，也是戰爭的武器；事實上傅柯將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理解為權力效果的敘述，鑲嵌了一種堅持他者與自我糾纏的道德立場。這種做法的好處在於，它鼓勵我們更仔細、更具創造性地閱讀，而不是基於我們對作者政治立場的理解而加以否定。其好處也在於，它提醒我們避免一種假設心態，即認為若我們的動機是正當的，那麼我們的分析肯定是正確的。另一方面，還有脈絡的問題。Ortner完全正確地指出我們所處的時代正在塑造我們的研究主題和取徑。但新自由主義不僅重塑我們研究對象的生活，也重塑了我們許多人任教的大學。無論如何，自1980年代以來，人類學家被迫尋找新的方式去證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所謂的「科學大戰」(science wars)後，自然科學家與文化人類學家之間新的合作變得可能而且必要，該論戰得出的重要洞察是事實可以是社會性「建構」的，這不會使它失去產生實際影響的能力。這是學科領域一個令人振奮的發展，但也反映文化人類學家日益面臨的限制。最優秀的研究能穿梭於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邊界地帶，同時不因而失去其批判的鋒芒。一位可以提及、但Ortner文章並未提及的學者是我的同事安清(Anna Tsing)，她的《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2015)要求我們想像在受損的星球上生存意味著什麼。安清和其他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ers)研究者致力於展示令人驚奇的全新生命形式如何在逆境中生根發芽：在森林深處、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縫隙與裂痕之中、在那些被推向邊緣的人與植物之間。在這樣的研究世界裡，理論既非黑暗也非光明——既非悲觀也非樂觀。相反地，重點應在好奇心，以及在關係性為常態的世界中，對人類能動性界限的堅持。我覺得今日文化人類學令人驚訝的，與其說是我們的情緒，不如說是我們對自身使命的重申，這項使命是為我們努力理解的任何一個世界角落，創作出經驗豐富、充滿想像的描繪。自1980年代以來，人類學家對其思想相關的歷史懷抱敏銳認知，因為無論以何種方式，這些思想都與過去的不正義緊密連結。已故的特魯約(Michel-Rolph Trouillot, 2003)的作品在這方面堪稱典範。特魯約要求我們嚴肅對待那些賦予該學科特權的研究對象的歷史，即美國的種族主義、西方的帝國主義，這些歷史也形塑人類學在學術領域中佔據的地位。同時，他敦促我們反思從這些過去繼承而來的概念工具與方法論工具擁有的權力。民族誌仍是在經驗層面上強而有力認識世界的方式。「文化」也具有讓人類學家難以割捨的概念核心，即行為具有模式化特徵的，而模式是習得的。在閱讀Ortner對學科近年變化的描述時，這些更長遠的系譜脈絡值得我們放在心上。趨勢可能潮起潮落，但更深層的歷史也在制約我們；我們理應直面它們。這些想法旨在補充Ortner的反思而非取而代之。Ortner在這篇文章中做了一些大膽的事情：在追蹤塑造我們學術關懷的脈絡時，她提供了一種理論的理論和民族誌的民族誌。她的發現讓我感到出奇地樂觀。黎明之前總是最黑暗的，不是嗎？ ### 作者介紹 Danilyn Rutherford是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人類學系教授，也是《掠奪外國人的土地：印尼邊境上國家的界限》(Raiding the land of the foreigners: The limits of the nation on an Indonesian fronti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和《利維坦的笑魘：西巴布亞的主權和觀眾》(Laughing at Leviathan: Sovereignty and audience in West Papu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的作者。她目前正在完成她的第三本書《活在石器時代：荷治新幾內亞的殖民主義、人類學，與帝國經驗》(Living in the Stone Age: Colonialism, anthropology, and the experience of empire in Dutch New Guinea)。 ### 參考文獻 Émile Durkheim. (1912) 2008.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anslated by Carol Cos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chel Foucault. (1975) 2012.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David Harvey.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rl Marx. (1867)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London: Penguin. Marcel Mauss. (1925) 2016. The gift: Expande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ane I. Guyer. Chicago: Hau Books. Sherry B. Ortner 198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6 (1): 126–66. Sherry B. Ortner. 2016.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 (1): 47–73. Michel-Rolph Trouillot. 2003. Global transformations: Anthropology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Anna Lowenhaupt Tsing.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