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共和國的反挫：1980年代的個人備忘錄

--- title: 夢想共和國的反挫：1980年代的個人備忘錄 tags: 其他, 組織 --- # 夢想共和國的反挫：1980年代的個人備忘錄 - 作者：黃崇憲 - 原文刊於[《走過八十年代（思想22）》](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66574)。 - 2018年9月1日謄稿。 > 改變並不會經常發生，它就像一道歷史的門扉，只在某些特定的時刻開啟。能夠活在歷史開門的時代，乃是一種幸運，可以見證開門之前的黑暗與恐怖，可以看到門被撞開時的風捲雲湧。而一九八〇年代正是一切沈寂都開始飆颺起來的時刻。 > >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 ## 記憶﹡時間的修辭學 追憶1980年代，彷彿像是在對青春的自己，招魂。 西班牙的布涅爾說過：「沒有回憶，我們就什麼都不是了。」回憶是我們生命深處，無比深沉重要的力量。回憶是奇美的，因為有微笑的撫慰，也有淚水的滋潤。記憶回收的生命故事，可以成為詩意栖居之地。在飽經滄桑的中年，以柔和的、懷舊的眼光回望昔往生命的歲月。往昔歲月的點點滴滴，那些渺小的過去，如同神奇的酵母，放大了回憶者對過去的體驗，也深化了自己對現實人生的感悟。回憶讓我們回首來時路，尋找我們需要的東西：安寧、撫慰、生存的意義、堅持的理由，並重拾向前走的勇氣。 德希達也認為：記憶是一種時間修辭學，使人們夠將其與過去或將來一起構成現在的在場。當經歷過生命更迭、憂苦與逝去，若回頭看望，你會留下哪些畫面？生命中有哪些重要的停格頑強地拒絕被遺忘？海德格說，人的存在，「此在」，具有追問的形式。記憶一旦有了人生體驗，就便得有血有肉，有脈息；生命敘事一旦有了歷史縱深，也就便得浩茫蒼涼有厚度。對過去感時傷懷的憑欄追撫，「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浩歎，「長恨此生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之死亡環伺的惘惘威脅感，以及「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的生命無常感，這一切組合成蒼涼無力的手勢，淒楚的黃昏，遙遠不可磨滅的夢，年輕夢湖上的霧，殷切的思念，悲嗆的祭奠。 說吧，記憶。 記憶像是泛黃的剪貼簿，在時間的羊皮紙上沙沙刷過，在大腦皮層下寫下複雜的密碼。回憶總是傷人，尤其是一個青春不復返，轟隆轟隆倏忽而過的年代。青春曾經餵養著我們靈魂巨大的騷動、飢餓、與徬徨。那憤怒的、挫傷的、頹困的，我們共有的革命與虛無、頹廢與希望。有一個年代是老靈魂的，越遠的越近，越久了越真。到最後，只有老靈魂還年輕著。那個一點也不溫柔的1980年代，究竟，我們相信的是什麼？我們青春時的理想，再過去三十年來的人生經驗、歲月的淘洗下，其內容、意義已經以多種方式被修改和增刪。曾經，我們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現在我們只希望還活得像個樣子，過著不上不下的人生。世故了，老去了。如今，我們都成了過去曾許諾過的理想的通緝犯。就像西方的告白文學，回朔自己1980年代的青春、理想、困惑、絕望、和負罪感，也都在半百回手中，得以再度復活。回憶像在暗房中沖洗照片，從顯影劑中逐次呈現。 ## VHS視框中的騷動島嶼，1980年代的反抗影像紀錄：綠色小組 在我的生命歷程和記憶中，上個世紀的1980年代，和德惠街密不可分。德惠街是讀大學時父母在台北為我購置的居所。由於房子不小，近50坪，起初又只有我一個人住在那裡，沒有大人們的管束，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母親口中的「狐群狗黨」聚集的山寨，朋友們來來去去、進進出出。雖是私人住宅，卻更像龍門客棧。常有朋友們來喝酒，聊天到天亮，就留宿下來。最多時曾睡過二三十人，浴室也長排滿牙刷，彷若青春版的巴黎公社。 1980年，我自台大畢業，帶著大學時期介入黨外運動「案底」之忐忑心情，惶惶不安地入伍當兵去了，德惠街的住所，就由好友王智章和一些朋友繼續住在那裡。人生中真的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因緣，沒想到德惠街就成了後來由王智章所創設的「綠色小組」的工作基地。 1985年，我和相戀多年的女友長寧結婚，把回台北德惠街探望老友們當成蜜月旅行。住在德惠街的王智章，向我提起，想拍攝當時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紀錄片，苦無經費，尚差三四萬元，才得以購買第一架機子。我因剛結婚，身上帶著婚禮時親戚給的吃茶紅包，和長寧討論後，把差額補足，買下了「綠色小組」第一台VHS國際牌電子攝影機。此後，「綠色小組」開始從第一台攝影機的觀景窗前，深入台灣各地拍攝各種抗爭活動，包括政治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原住民運動、環保運動、老兵返鄉運動、反核運動、學生運動、及各種集體的自力救濟行動。紀錄了彼時這塊充滿著不義、矛盾、衝突的，騷動島嶼的反抗影像，並透過地下管道發行。回顧1980年代，在威權體制強控制體的鬆動中，台灣成為社會運動與集體抗爭大量出現的歷史時刻。「綠色小組」的適時介入，終於衝破了1980年代中期以前，原本由三家電視台把持、傾向官方觀點的電視媒體壟斷，人民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媒體，去呈現巨變中的社會內容。一個新的溝通管道和新的社會文法出現了，反叛的「小眾媒體」代表了台灣人民追尋資訊、表達、言論等方面自由意願與行動，開闢了一個新的「人民—民主戰鬥」的新戰場。由上而下聯合壟斷的國家意識型態機器，其公信力終於被揭露、挑戰、和撼動。 「綠色小組」成立於1986年10月。這一年，是來自中國的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實施戒嚴的第38年。「綠色小組」的主要成員為王智章、李三沖、傅島、林信誼。作為一個運動性的錄影團體，「綠色小組」給自己賦予三項使命。第一、記錄，記錄台灣的社會運動，拍攝的影片大約有3000小時。第二、傳播，也就是以錄影帶傳達社會運動的訊息，剪輯完成並公開放映的影片約有120卷。第三，戰鬥，和官方的電視台進行戰鬥，特別是在發生重大事件，運動遭到電視台嚴重扭曲打擊的時候。因此剛成立的時候，它便把自己定位為民間的運動性團體，也是台灣解嚴前唯一具有顛覆性的反體制攝影團體。 「綠色小組」的第一次初級，就是1986年底的「中正機場事件」，用影像記錄整個過程，呈現了國民黨出動直昇機、裝甲車、派軍警圍堵的情形。許信良闖關回台的中正機場事件，軍警向群眾丟擲催淚瓦斯、警車誤闖群眾區以致被掀翻。官方的電視台全面抹黑這個事件，指控反對黨是暴力團體，反對黨的支持者是暴力份子，對反對黨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而「綠色小組」拍攝的「中正機場事件」則適時揭穿電視台的謊言。 「綠色小組」的另一個代表性作品還有「520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是台灣解嚴後第一起造成警民激烈衝突的大規模社會群眾運動。示威群眾以石塊和汽油彈做為抗爭工具，強倞對抗代表公權力的警棍與盾牌。其成因反映了戰後國民黨發展掛帥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長期以犧牲農業，發展工業，忽視農村建設，重視都市建設為主。這個大政策方針，主要洛實在低米價、低工資、勞力密集的出口導向工業，犧牲農民利益。在520事件中，警察與農民在首都爆發激烈的衝突，農民和學生遭到嚴酷的鎮壓，政府逮捕了一百多位參與者，並利用電視台全面捻區醜化，說農民運動是陰謀暴力團體，對參與的農民極盡恐嚇。綠色小組拍攝的「520事件」則再度揭穿政府與電視台的謊言，極力為農民平反。由於這支錄影帶發行量很大，顛覆性很強，所以政府機關一度要查扣影片和拷貝，綠色小組則發動群眾，成功的阻擋了官方的查扣行動。同時，綠色小組並成立放映隊，深入各地農村，用大螢幕放映這部影片，告訴農民事實的真相，鼓舞農民的士氣。520事件是台灣戰後最大規模的農民請願運動，而警民衝突之激烈也前所未見。時至今日，檢視這場歷年來最嚴重的街頭衝突事件，警察與民眾將近20小時的激戰、對立，在警棍、石塊、甚至燃燒汽油的情況下，受傷的民眾與員警，某種程度的說明了，台灣人為民主所付出的代價。 這是一場解嚴前後的媒體戰爭，打開了之後再大大小小的民眾集體抗爭現場，鎮暴警察和人民群體相互衝撞、扭打、身體集結與暴動的畫面，並以驚動社會的視聽影像管道傳播開來。藉由小眾媒體的傳播效應，當時整個台灣社會都從戰後大家共同經歷的歷史，開始產生了截然不同、甚至對立衝突的歷史詮釋。操作簡易、價格低廉的ENG（簡便電子攝影機）首度成為「弱者的武器」。 回顧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角度來看，「綠色小組」的出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現象，其積累的社會運動影像資料，是台灣民主運動最珍貴的影像史料，更是台灣戰後史、大社會變動之影像記錄檔案。「綠色小組」攻擊和挑戰三家獨裁電視台的霸權，開啟了台灣小眾媒體的、政治與社會棟紀錄片的崛起。社會運動紀錄從此扮演一股反省紀錄的角色，肩負反體制、與推動社會運動的、自主性傳播力量。 由於德惠街成為「綠色小組」的工作室，電話開始被監聽，更常有情治單位要來查扣錄影帶，而和聞聲趕來救援的記者朋友及支持者劍拔弩張對峙的緊張場面。為此，一個鐵工有還打造了一道鑲著綠色和平反戰logo的鐵門作為第一道防線。那扇鐵門迄今依然矗立在那兒，閃著不鏽鋼的冷光。同時，德惠街自然也成了當時許多社運工作者聚會、華山論件的場所，白天大家各自在不同的社運場域打拚，晚上則不約而同聚到德惠街來喝酒聊天、分享戰果、討論下個行動計畫。遇有「大戰果」時，則共同集資扛來大批啤酒，冰箱不夠放，乾脆堆在滿佈冰塊的浴缸中。通宵達旦的狂飲、唱歌、笑鬧，甚至互擁痛哭。如私，彷彿就是我們等待黎明的儀式。青春、反叛、性與政治，赫爾蒙語催淚瓦斯，電光石火般地，一起烘焙著我們焦躁但又炙熱的靈魂與身體。那些來去匆匆，出入德惠街、投身社運的朋友們，是1980年代難忘的身影。直到今天，每一想起，就有種深深的對那個年代及友情的懷念。 有一段時間，原住民盲詩人莫那能也住在德惠街，聽他講述妹妹如何被親戚騙到都市為娼，以及他如何流落到台北，到砂石場做工資低廉的粗重勞動工作、當起兼差牛郎。之後，又如何歷經險阻波折，把妹妹從私娼寮營救出來，又是如何挺過肺結核、甲狀腺癌、和雙目全盲的悲慘故事。他的個人遭遇，不啻現身說法般地，對我這「市鎮小知識份子」結結實實的上了一刻，活生生的被汙辱與被損害者的被壓迫史。我都還能記得，我是如何飽含著淚水聽完他的故事，從而也開始關心原住民運動。1984年原權會正式成立前的幾次籌備會議，就是在德惠街開的，而1984年的連續礦災，更是震動了我和整個台灣社會。 ## 海山煤礦災變 1984年6月20日，海山煤礦發生煤塵爆炸，該次災變共造成72死，大多是阿美族礦工。在海山煤礦災變後20日，7月10日，同縣瑞芳鎮發生煤山煤礦災變（103死），年底12月5日同縣三峽鎮海山一坑煤礦也釀巨災（93死）。三次災變總共死了將近300位礦工，創下台灣工安史上死傷最慘重的工傷意外，而罹難礦工中原住民的比非常高。早期原住民青壯年人口中，有很高比例投身這個黑色的勞動世界。災變現場猶如鬼城，坑內煙塵瀰漫，空氣中夾雜著濃濃的瓦斯味和嗆鼻的焦味，讓人窒息難過。救難人員輪流下坑搶救，不捨晝夜、不分彼此的投入。 災變坑口，每隔一陣就會有隆隆之聲，捲揚機拉出台台煤車，車上常載滿了土石泥煤，湯湯水水的一路泄著，有時就載運出礦工的烏黑屍身。一具具屍體包著塑膠布便於扛抬，屍體形狀扭曲怪狀，打開一看，都被大火燒得焦黑男變。有一位最嚴重的罹難者身首異處，幾乎只能靠掛在屁股後面水壺上的號碼來認人。有的死者臉上佈滿著驚駭的表情，手指曲起，有扒地擦破手指的痕跡，指尖還留著烏黑結塊，很像是人寫與泥土混合的硬塊。坑外等待的家屬們，張張木訥的臉上淚水不斷，肝腸寸斷哀聲動天；再不就是一臉疲累的救援礦工們，他們大部份是本坑的，也有各地友坑趕來的，有的一語不發，有的暗自悲泣成張張大花臉。個個蓬頭垢面，個個臉上寫滿愁容、心急如焚。死者已矣，留下的妻兒稚女、老父或者寡母，卻如同置身於人間煉獄。每一位死難礦工的背後，是一個個陷於淒風苦雨的破碎家庭。縱使能夠救活，變成植物人的機率頗高，對原本困窘的家計，更是一筆沈重的醫療負擔。 向來，林班、礦坑、海洋與鷹架，可以說是當代原住民遷徙異鄉勞動的代名詞。採煤礦的工作，是一個叫高工資但又高風險的工作。礦工常自嘲說是：「已經入土但未掩埋的屍體。去的話，詐死一個人，但是不去的話，餓死全家人。」 歌者胡德夫紀念海山煤礦爆炸，曾以悲愴的聲音憑弔阿美族同胞，唱出了《為什麼》： >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離開碧綠的田園飄盪在無際的海洋 >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離開碧綠的田園走在最高的鷹架 > 繁榮啊繁榮為什麼遺忘燦爛的煙火 > 點點落成角落裡的我們 >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湧進昏暗的礦坑呼吸著汗水和污氣 > 轟然的巨響堵住了所有的路洶湧的瓦斯 > 充滿了整個阿美族的胸膛為什麼啊為什麼 > 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找不到留在家鄉的門 >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離開碧綠的田園飄盪在都市的邊緣 >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湧進昏暗的煤礦呼吸著汗水和污氣 > 轟然的巨響堵住了所有的路洶湧的瓦斯 > 充滿了整個阿美族的胸膛為什麼啊為什麼 > 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找不到留在家鄉的門 > 胡德夫雄渾又悲憤的聲嗓，如同天問般的控訴，唱出了原住民，從高山走入地底的，被壓迫者的吶喊。那段日子，我常在酒後的深夜，聽著這張卡帶，一遍又一遍，久久不能自己。 此外，有些「綠色小組」拍攝的畫面，也一直盤繞心頭揮之不去： ### （畫面一）：老兵返鄉探親運動 1987年4月「老兵返鄉探親運動」是解嚴前後各式運動中，最短小、最尖銳的一根刺。它刺破了戒嚴令下、長期高壓控制的社會氣氛，也改變了之後的兩岸關係。外省族群壓縮四十年的親情、思念、以及對祖國長年以來的各式想像，全部一湧而出。畫面上出現，用紅色廣告顏料寫著「想家」、「望穿山河四十年」白襯衫，在接上散發傳單，滿臉悲悽和憤怒交織在一起的老兵。在金華國中大禮堂，舉辦的母親節群眾大會，由老兵們組成的想家合唱團，在台上演唱「母親你在何方」，台上台下哭聲連天…… ### （畫面二）：自由之愛——「只要真理存在，我們終將回來」 1986年，因為刊物內容不符審稿制度，以及台大校方不滿大新社的言論，大新社遭到停社一年的恥。大新社遂與其他幾個社團結成聯盟，不理會審查制度直接發行刊物《自由之愛》、發起「大學改良芻議」連署、參與學代會選舉、組織「漫步」遊行，直接挑戰了校方的權威。同年12月24日傍晚，夜色漸沉中，台大「自由之愛」學生，將台大校門每顆椰子樹榜上黃絲帶，現場播放Joan Baez的抗議歌曲。大橫布條上寫著「只要真理存在，我們終將回來」。在面臨校方恐嚇，上台演講可能會遭受退學處分的威脅下，學生一個個站上了肥皂箱，進行演說。學生是時代的溫度計，在1980年代末的學潮中，學生除了爭取校園內的自由，也廣泛關注社會上的各種議題，主動走入社會中接觸、訪問民眾（如鹿港反杜邦運動）。每個時代的青年理想主義，就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文明高度。 ### （畫面三）：…… ## 從文藝少年到憤怒青年 驀然回首，整個1970-80年代是我啟蒙、蘊蓄、轉折、透過生命的撞擊而成長的、生命的軸心時期。激流的年代、亂雲的心情。那是一個身心都在起著重大變化的年代，生命中的youthquake（仿擬earthquake）。而我又是如何走過那段浪莽顛狂的歲月，蛻變成今日的我？艾略特所說的：Only through time, time is conquered。凡用心活過得歲月，畢竟真的會留下痕跡，哪怕只是雪泥鴻爪。 美麗島事件與林家血案是我成長中重大的創傷事件，讓我由個人內心世界與自我耽溺的私領域，轉向公共領域的積極參與投入。讓我由自艾自憐，沒有什麼力氣的個人感傷世界，逐漸走出來、蛻變、內在革命、確立生命中級的關懷。從文藝少年，到憤怒青年。沒有1970-80年代之交的美麗島事件，與林家血案的內在創傷，我不會轉向社會學。從慘綠的文藝青年，走向社會學式的思考。從個人內傾的自我耽溺的內心世界走出來，進行宏觀的社會學思考。從社會學的思考去回溯自己的生命傳記。昔往生命一層一層所堆疊起來的肌理紋路，形成生命的沖積扇、肥沃月灣、和實踐的地質學。1970年代交，正是我生命的軸心時期，此後路徑依賴地形塑之後的生命的大方向：循著內在鼓聲前進的自我追尋、政治關懷為基底的知識實踐、知識背後的社會焦慮。並構造了我生命中交揉的兩個主軸：自我誕生的胎記（愛好文藝的、頹廢的、自我耽溺的）與成長的灼熱疼痛烙印（政治啟蒙、美麗島事件、與林宅血案，作為個人覺醒的重大創傷事件、啟動社會關懷與政治參與）。胎記是自我誕生的紀念；烙印卻是自我成長後獻身的誓言。 慘綠文青時的我，all gestures（專專姿勢）、「傢俬頭」一堆：抽煙斗、捲菸絲、喝Gin Tony、寫詩（寫了不少望文生義的花名，卻從沒見過那些花，九層塔和九重葛不分，落霞與孤鶩齊飛）。想創作但又疏懶荒嬉，因不能直面創作帶來的焦慮與挑戰。腦袋裡想好了一堆想寫的文章篇名，記在一本隨身的筆記本中，但都沒有下（正）文。好友王智章常糗說，我第一本該出的書就是寫滿標題的小次冊子，整本書就是我未能寫出的文章篇名目錄。此外，文青還要有點神經質、歇斯底里、失眠。當然，最好也有點胃潰瘍、偏頭痛，這都是「文藝青年」該有的「行頭」、「配備」和「氣質」。 我們喜歡夜晚和邊緣的生活，迷戀愁悶的播放藍調的小酒館，或煙霧瀰漫的地下室酒吧、放蕩的生活、和可望英年早逝。打心底服膺，活得精彩，比活得久更重要。面對死亡，泰戈爾的說法最深得吾心：「是死亡為生命之幣烙上面值，如此方能用生命去購買真正有用的東西。」 在酒後午夜的台北街頭，穿著綠色美軍外套，邊走著，邊朗朗上口的，朗誦著瘂弦的詩句：「我等或將不致太輝煌亦未可知……」，腳下踩著的，則是程排停在路邊的車頂，一部跨過一部。自己設計，繡上Nihilist（虛無者；餓國無政府主義者）的T-shirt上衣，腳上踩著藍白夾腳拖。穿夾腳拖，是青春反叛的，溫和社會宣言。因為威權戒嚴體制的壓抑，個人的反抗不能以刺耳的標語之姿出現，只能把叛逆隱藏在矯情、波希米亞般的、泰然自若的面罩和偽裝之下。我們認為堅持叛逆、「耍酷」，可以保有部份的靈魂整體性，這提供我們一塊象徵性的領土，是KMT威權體制管轄不到的。 搖滾樂則是生活中重要的關鍵音符，把我們和父母、師長的世代隔開來。那時還沒有龐克和嘻哈，我們在黑人音樂和民謠音樂尋找真誠，以替代當時那些愛來愛去、風花雪月般的國語流行歌曲。Woody Guthrie, "This Land is Your Land"; Pete Seeger, "We Shall Overcome"; Joan Baez,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Bob Dylan, "Blowing in the WInd"。黑膠唱片嗶嗶剝剝的吵豆子聲，把你帶回悠遠斑剝的記憶。Bob Dylan那沙啞、疲倦的聲嗓，只能屬於老靈魂的民謠詩人的吟唱，讓你姬妾地想傾吐透支了的青春反叛備忘錄。我們也不喜歡好萊塢體面的安全主題電影，那種健康陽光騙。我們比較喜歡《畢業生》、《我倆沒有明天》、《虎豹小霸王》、《計程車司機》、《黑夜追緝令》、《巴黎最後的探戈》、《發條橘子》、《午夜牛郎》、《逍遙騎士》、《替天行道》。 我們嗜讀Jack Kerouac「垮掉一代」的聖經*On the Road*，幻想著追隨他漂流過的美國最老的一號公路，一路從東岸紐約橫越廣袤的中西部，到舊金山，並且在頭上插一朵花，宣告一種新的價值、新的生活態度、以及愛與和平的新世紀的到來。一路上吃無數apple pie、ice cream，坐無數的順風車，睡無數的車站，搭訕無數女孩，會過無數晃盪奔天涯的流浪者。我們夢想著，也有自己的一號公路，一條彎彎曲曲的，自我啟蒙旅途。最重要的是，我們想離開令人窒息的台灣。 而薩林傑的《麥田捕手》又是那麼恰切地擄獲了我們rebel without a cause的徬徨、反叛的善感心靈。該書是「反英雄」經典形象的代表作，主教Holden厭倦、痛恨成人世界的虛假醜惡，卻無力改變現狀。於是，他只得選擇放縱、墮落、自暴自棄、以「虛偽」和「撒謊」的方式，去反抗現實社會的「假模假式」，是一個孤獨的桀傲不遜的，具有鮮明反抗性格的青年形象。作為一個未成年人，他只能以有限的能力（無視傳統、判經離道的行為舉止、言語談吐方式）作為「日常生活抵抗的隱蔽腳本」。 Holden的心願是去麥田裡做一個忠實的守望者，終生守望著孩子們不再受到「污染」，保護他們的純真無邪。Holden痛惜純真童年的流逝，又拒絕進入虛假的成人世界。他是畢選擇流浪、走向邊緣、同時不放棄自己的使命：保護孩子，建立有益於孩子們健康成長的自由的精神家園。《麥田捕手》觸及了當時我們心靈中最脆弱的部位，使我們真正體會到自己的徬徨無助。Holden替我們發出「嚎叫」，我們在吶喊，在反抗，只是大人們從未聽見而已。我們卻在Holden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並隱隱刺痛著我們年輕善感的心靈。 青春，是一份不可思議的禮物、生命中唯一的奇蹟。她是如此之美，也如此、如此之短。青春，也是最昂貴的單程車票，因為她一去不回頭。 ## 壓傷的蘆葦：美麗島事件 整體而言，我的1980年代是憤怒的、挫傷的、頹困的。我的1980年代，被覆著美麗島事件揮之不去的不可承受之重。 1980年代最後一個月發生的美麗島事件，令我激憤、哀傷，那似乎也是台灣1970年代結束前最後的激憤與哀傷，我也彷彿結束了一場顛簸疲憊的航行。要談台灣的1980年代，就非得從「美麗島事件」的挫敗講起。1980年的台灣，政治氣氛是肅殺保守的，在前一年的美麗島事件、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之後，又發生了反對人士旅美學者陳文成，陳屍於台大校園，以及1989年在鄭南榕出殯日詹益樺的自焚事件。美麗島事件為1970年代寫下悲愴的據點，野味1980年代先開了激動的序幕。 「美麗島事件」所積孕的是一股「反國家機器體制」的強大民間力量，是台灣社會自二二八以後歷經漫漫長夜，直到1970年代戰後新世代崛起，所長年累積孕育出來的一股涵蓋政治、文化、本土以及其他面向的運動。它是戰後台灣反對力量最集中的一次反擊，爾後1980年代的所有反對運動都無法和其相埒。而1980年代的台灣，正是在美麗島事件後全面大反省的騷動年代，無疑地必然會在台灣歷史中，留下里程碑的地位。 在我寓居的德惠街門外，牆上掛著引自聖經上的：「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凡奉行公義的，終將得勝。」在那大逮捕的素殺氣分鐘，我只能將自己的憤怒，如此低調地呈現。「美麗島事件」後的生活主調，是徹徹底底的挫敗、茫然、無望、徹底的敗北、就像降青春的半旗。我和朋友們開始研究愛爾蘭共和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都市游擊戰、和如何製造土製炸彈。 我們一群台大論壇社的憤青們，像踩著斷了軸的烽火輪的哪吒。我們的「民主大業」之夢想共和國，一夕之間崩倒，只能枯索地站立在夢想的殘骸之上，只能踩著烈火親吻過的灰燼過活。只能以充滿知識份子道德使命感的空洞、虛矯身段，蹈空地大談報復理想。1970-80年代的政治介入，讓我認識到沒有一勞永逸的烏托邦。同時，1980年代的我們普遍感受到「文藝無用論」，與其寫那些有的沒的五四三文章，不如勇敢的上街頭，不是用筆，而是用身體站出來。不甘于停留在巴斯卡所說的，「人是會思想的蘆葦」。我們憤怒，想將革命的浪漫情懷，寫在歷史的宣紙上。在當年的社會運動中，我被鎮暴警察的消防水柱沖倒過好幾次，並多次站在第一線，夾在警察和憤怒的民眾中，自動地當起糾察隊員。政治氣氛如此險惡，那是一個國家可以隨時吞噬個人的時代，個人面對著強悍、專橫的威權體制，像瘦小的大衛仰望著巨人。 但1980年代也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是台灣掙脫舊枷鎖，翻開歷史新頁的時刻。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領域內的激變，在在使我們看到台灣圖像往複雜、詭譎的性格輻湊。1980年代站在新舊典範替換的臨界點上。台灣1980年代的巨變，不只是政治強控制體的鬆動重組，更是社會文化價值的丕變。對我來說，1980年代是一個苦難與輝煌並存、希望與幻滅的殘酷年代、那是青春的暴動成長，也是凋零離亂。1980年，我自台大畢業，翻開那泛黃的畢業紀念冊上，我的留言是：「我們以苦痛、眼淚、甚至全生命，去迎接未來美麗的新世界。」（多麼陳映真風啊！） 整個1980年代與1990年代之間，台灣有一場精神叛變的發生。許多價值觀因為新事物的出現一瞬轉變，原本遵循的典範開始轉移、權力開始重組。1990年代的台灣，則是告別的年代，告別1980年代以前我們所熟捻之舊世界的起點。1980年代最值得驕傲的就是民間力量的覺醒，凝聚成台灣最流行《愛拚才會贏》這首流行曲，林強的《向前走》更是唱遍了大街小巷，反映了當時台灣曾經擁有的某種昂揚、樂觀、與集體自信心。1980年代的運動特色就是多元浪漫。沒有一個時代繪像1980年代，如萬花筒般的混亂，光芒炫目。1980年代是激動澎湃的年代，舊的威權體制在崩潰當中，台灣的民間社會卻還在尋找新的秩序。就如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所說的：「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 ## 德惠街﹡青春的好望角 1970-80年代的台灣，空氣中，醞釀著衝突和不安，但也飄盪著一種美好的熱切。在這個多颱風的島嶼上，一場又一場的社會衝突，不斷地衝擊著她的歷史航道。Bob Dylan的"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我們俯仰其中，Children of Revolution，天地悠悠，人的存在，如滄海一粟。我何其有幸，蒙命運之神的寵眷，得以在德惠街和一些朋友們，在困頓與顛躓中徬徨向前，一起成長。德惠街是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歷史地標，在我的人生轉彎處，召喚著我航向激進的希望烏托邦。 驀然回首，在德惠街的家，我一方面過著和朋友們高談闊論、放酒高歌的波希米亞式的大學生活，寫詩，戀愛；一方面似乎是人生的擦邊球般地，意外撞見政治（然後就一頭撞上去）去），激情地捲入黨外民主運動，衝撞威權體制。因緣際會，在大三時開始為《美麗島雜誌》寫稿，騷動年代的體制反叛，我被基進化為不折不扣的an angry young man。1970年代末的黨外運動讓我們活得很興頭，夢想彷彿伸手可及。1970年代，曾經是夢想共和國的年代，we live for politics，不像現在的從政者live by politics。那時的政治參與，有著素樸的理想、理直氣壯的正義感、和巨大真誠的感動，召喚著我們前進。迄今，我始終認為「黨外」不能直接化約地等同於民進黨。我比較喜歡當「終身的黨外」，不加入任何政黨，還是比較懷念當年「黨外」帶著草莽氣的江湖與時代。然而，相較於我們的老政治犯前輩們，我常覺得我們這帶四五年級生是非常幸運的。我們的政治啟蒙、覺醒、轉向、剛好伴隨著台灣大環境的改變。政治氛圍的改變，使得我們並沒有付出太大的代價，但對前行者的政治犯們來說，卻付出了慘痛巨大的代價。 1970-80年代的德惠街是我們八方風雨、青春結義的水滸。對於上世紀，1970-80年代之交的，那些困守在頹廢中，自我感傷、相濡以沫的我們，一廂情願地自己宿造成地下黨人般的左派人物。我們在那裡相互取暖、依靠。在德惠街鋪著長矛地毯的客廳地板上讀馬克思，沉醉在巴金翻譯、由帕米爾書店出版的舊俄安那其主義者的座鐘：《麵包與愛情》、《一個反叛者的話》、《彼得克魯泡特金自傳》、《法國大革命史》、高爾基《人間》等書。這些書不僅成為我們的夢想，也點燃了我們心中的火焰。我們聽李雙澤、Bob Dylan、Joen Baez、Beatles、Simon & Garfunkle、Leonard Cohen、大量喝酒、但有時只是自我荒頹、閒閒百無聊奈地混著。理想在風中飄盪，現實上卻毫無著力之處。 我們一邊用酒精和夢支持著生活，一邊熱切又虛幻地追求著被威權體制囚禁和問吊的理想。縱酒無度，儼然就是我們的「戰鬥姿態」。我們有時像年輕的布爾雪維克黨人，有時像波特來爾的浪蕩子、班雅明筆下的閒逛者。那時，我們是憤怒的年輕人，至少我們自己覺得，就算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是要改變這個世界的人。現在回想起來，還深深地眷戀著當時的叛逆、茫然，但那已是無可贖回的過往。Bob Dylan的"My Back Pages"。Leonard Cohen說的"poetry is just the evidence of live. If your life is burning well, poetry is just the ash." 德惠街，令我熱切懷舊的、青春的拜占庭。 德惠街是24小時不打烊的夜店，也是任何酒後無處可歸、來者不拒的棲息所。德惠街彷彿就是1970-80年代的小餐館、街角咖啡屋、激進書但、Jazz Bar、Woodstock、文化據點和研討政治的地下黨部。 > 德惠街是青春首航的好望角 > 浪蕩子相互取暖的耶路撒冷 > 江湖弟兄朝聖的麥加 > 憤青放情菸酒，高談闊論的文化沙龍 > 浮游群落的棲息地 > 游牧民族的綠洲 > 政治異議者的流亡政府總部 > 永遠回不去的失樂園 > 波希米亞的首都，就是德惠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