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ckMD瘋狂研究（Mad studies）及其影響：文獻初探
一、前言
瘋狂研究（Mad Study）是Richard A. Ingram 於2008年所提出，Ingram（2015）認為在現有的障礙研究領域下，瘋狂的經驗仍會受到「障礙」這個概念的支配，因此他更進一步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擁有瘋狂經驗的主體──瘋狂人士之上。瘋狂研究承接了障礙研究和精神醫學倖存者研究的研究和精神，希望能拓展瘋狂人士與瘋狂經驗的相關研究。
瘋狂研究的核心是以被認為是瘋狂人士的為主，包含了「瘋子；精神醫學的倖存者、消費者；精神醫學服務的使用者；精神障礙者；病人；神經多樣者；囚犯，以及障礙者」（Costa，2014）。這些瘋狂人士在過往的研究中往往被視為研究的對象，被動地等待研究者觀察和訪談。瘋狂研究承襲了倖存者研究的精神，將瘋狂人士（如精神醫學倖存者和機構服務使用者等）視為重要的研究夥伴（McWade et al.，2014；Ingram，2016；Landry，2017），這樣的轉變從而使得瘋狂研究得以在「瘋狂人士的主體經驗」之下開展出與障礙研究不同的道路。而這樣的差異也使得障礙研究更加重視在「如何呈現主體經驗」之上，並進而挑戰了現有對於瘋狂的觀點。一如Ingram所言，瘋狂研究就應該「讓所有的學術學科感到不安……它的終極目標必須是動搖、擾亂所有形式的學術知識（Ingram，2016）」。瘋狂研究具有很強烈的政治意圖，除Ingram所言意圖顛覆學術知識外（如瘋狂研究對精神醫學的挑戰），它也在研究過程和方法上挑戰了既有的研究模式，甚至挑戰當前主流心理學對於瘋狂的醫學和個人化觀點（McWade et al.，2014）。
誠如前述，瘋狂研究對於專家知識體系的警戒來自於障礙研究和倖存者研究，因此在了解瘋狂研究之前，需要先釐清它是如何承襲障礙研究與倖存者研究的學術成果和精神，下文會先以這點作為第一部分的文獻回顧，以界定瘋狂研究在障礙研究領域內的位置以及發展；並接續瘋狂研究的發展脈絡，進一步探討瘋狂研究的理論和分析架構，如何挑戰／顛覆既有的分析框架，尤其是挑戰「康復論述」（recovery discourse）對於瘋狂研究以及障礙研究的威脅。最後，本文將試圖在前述的文獻回顧下，試圖就精神多樣性與康復論述的批判試圖探討，瘋狂研究的可能性與侷限。
二、文獻回顧
（一）正常性與障礙研究
Davis在其1997年的文章中指出，障礙研究的討論需要回到「規範」本身。人們如何界定「障礙」其實是源自於人們如何界定「正常」（normalcy）：
……因為「問題」不在於障礙者；問題在於正常性被建構的方式從而創造了障礙者的「問題」（Davis，1997）
因此從正常性（或者正常人）如何被界定、觀察其演變，便可以從中觀察出「障礙」歷經了哪些轉變。而當「正常」被界定得越來越理想時，隨著正常愈發不可得，出現越來越多問題時，障礙者便因此而誕生。對此Davis從神話、藝術作品、經濟社會學等文獻，分析「正常」指涉過哪些內容，例如在希臘神話中，理想的身軀是諸神的身軀，因而是正常的、美的身軀；而藝術作品中對於身體的呈現則更進一步，是「……選擇理想的特徵或身體部位，以組合成最理想的形象」。而到了Quetelet發明出平均人的概念後，中產階級變成了「正常」人的模版：
……中間階級的災難最少……〔所以〕生活的中間階級是為了各種美德和各種享受而設計的；和平和富足是中間階級的助手；節制、溫和、安靜、健康、社交、所有令人愉快的消遣和所有理想的快樂，是中間階級得到的祝福。 （Davis，1997）
作為「正常人」模版的中產階級，在進入現代化工業社會後，一方面成為了「標準的勞動力」；在另一方面，他們也成為了現代社會對於公民的基本要求。因此，如同Davis隨後列舉Flaubert、Zola以及Conrad的作品中對於「怪人」的描述，這些「怪人」作為那時期的障礙者形象，他們體現出無勞動力、外貌醜陋、以及智力缺陷和優生學上的「障礙」。
Davis（1997）的討論中特別指出了「正常」是如何被用於界定「障礙」。因為有了對於正常的定義和想像，才會有由此而來的偏差現象和行為，也才因此有了建構「障礙」的基礎。在此之上障礙的社會模式（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則認為，障礙是「一種由社會所創造的壓迫形式，且作為社會運作的基礎」，而障礙的建構則導致「那些有『障礙』的人所經歷到來自社會帶來的不利處境和邊緣化」（Lawson & Beckett，2020）。有別於醫學上對於障礙者的觀點，認為他們在身體或精神上有受損或障礙，社會模式的核心關注點在於強調社會透過建構出障礙來達到排除的目的，社會模式的分析取徑將障礙從個人的經驗轉移到對社會的分析之上：
在社會框架下對障礙的概念化合分析，將分析的焦點從個人轉移到社會壓迫、歧視與排除的歷程中。障礙者所受到來自社會的不利對待被認為是「被整個社會給制度化」（Mulvany，2000）
障礙研究將視角放回到社會與障礙者的關係上，將障礙與受損狀態（impairment）跳脫出醫療模式的觀點，「因此，障礙被視為是一種社會產生的不公平狀態，而這個不公平的處境則有可能藉由基進的社會變革來挑戰和消除」（Lawson & Beckett，2020）。
（二）瘋狂經驗與倖存者研究
瘋狂研究關注社會與瘋狂人士間的互動關係，以及他們自身的瘋狂經驗。前面討論到障礙研究如何藉由「社會模式」來探討障礙者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其中社會如何形塑出障礙的討論，成為後來以精神障礙社群對象的「倖存者研究」（survivor’s research）重要的理論來源（Landry，2017）。而這些關於精神醫療機構倖存者與使用者的討論，則將研究的主體放回到精神障礙者身上，從而將精神障礙者的多樣性帶入學術討論中，成為後來瘋狂研究的重要基礎（McWade et al.，2014）。
關於倖存者研究的討論Landry在回顧加拿大的相關研究時指出，倖存者研究大量的文獻集中在英國（Landry，2017）。她引述Church與Reville （1989 ）、Rose與Beresford（2009）與Sweeney（2013）等人的研究，盤點了近25年來倖存者研究的研究脈絡。同時Landry也指出早期的倖存者研究包含了「倖存者主導」（survivor-led）與「倖存者控制」（survivor-controlled）兩類，但這兩個名詞在早期的研究中並未被界定清楚，經常混用（Landry，2017）。此外 ，早期的倖存者研究更大的問題在於「難以界定」，例如Landry在整理加拿大早期的倖存者研究時，有大量跟社區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CBR）和參與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PAR）有關的討論。
除了研究領域難以界定，另外一個關於倖存者研究的困擾來自於「學術研究本身」。由於倖存者研究的研究對象是「精神醫學治療下的倖存者、甚至是精神醫學服務的使用者和消費者」，因此也有大量以「使用者」為名義的研究針對倖存者進行調查。這些將「倖存者放置在被觀察對象」的研究往往也帶有專家和機構工作人員的歧視與偏見，例如Landry引述Rose研究中的某個環節，來指出倖存者即便納入「研究關係」卻仍然深陷在權力不平等之中：
……儘管藉由社群成員來進行訪談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由於倖存者面臨著由父權主義和歧視所構成的互動處境，他們被認為是非理性而且危險的，從而使倖存者身為研究者時會遭遇到額外的阻礙。例如一個計畫的訪談過程中，機構的使用者在訪談機構工作人員時便感受到對方的「不樂意甚至是敵意」。（Rose，2003；引用自〔Landry，2017〕）
倖存者研究直指學術研究本身對於「被研究者」的壓迫。如Landry所說：
倖存者參與在整個研究中被多次強調。部分文獻提過這些倖存者自述與精神病學、藥學或其他類型的研究中可能是壓迫的；這些被研究的經驗是為了其他人的興趣，〔卻〕影響到倖存者們在未來與其他研究的互動。（Landry，2017）
誠如McWade等人所說關於倖存者（以及精神障礙者）的研究大多「沒有〔將〕他們的生活知識平等地納入學術研究中，而是把病人／使用者／倖存者視為是局外人，是把他們作為客體，詮釋和研究『在』他們之上的事，而不是『與』他們有關的事〔objects for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on’ rather than ‘with’〕」（McWade et al.，2014）。在倖存者研究的基礎上，瘋狂研究指出了現有研究較少關注瘋狂體驗以及精神多樣性（neurodiversity）人士的主體經驗；或者即便關注了，卻仍將這些受訪者排除在研究之外。瘋狂研究意圖打破這樣的研究關係，企圖將精神障礙者從被研究的權力不平等狀態中解放出來；同時，瘋狂研究並非僅只是「研究」倖存者，如Landry、Costa、Ingram等人所強調的一樣，瘋狂研究需要維持它的批判性，去挑戰既有學術研究的缺失（不管是在研究倫理上將障礙者排除、不關注障礙者的生活經驗、或者研究過程中的不平等關係），同時也要從精神障礙者的經驗出發，去質疑、顛覆社會對於精神障礙者的想像。
瘋狂研究延續著社會模式的探討，將個人的經驗延伸至社會層面，看見社會是如何建構出不正常與障礙；另一方面，瘋狂研究也延續著倖存者研究對於精神障礙者和倖存者的關注，將他們所處的權力不平等（如作為學術研究的再現客體）揭示出來，並企圖進行顛覆。總結來說瘋狂研究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 所謂的「瘋狂人士」（包含倖存者、使用者、消費者、精神障礙者、精神多樣性人士等）如何被界定，社會如何約束或限制他們；
- 學術研究（特別是精神病學、生物醫學以及結合前面兩者的心理學）如何再現所謂的「瘋狂人士」；
- 瘋狂研究的倫理性，瘋狂研究與「瘋狂人士」社群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我將在下一節回答前面兩個問題，並分成三個層面進行整理，分別是 (1) 國家制度層面、 (2) 學術研究層面，以及在福利制度與正向心理學而形成的 (3) 個人的康復層面。
三、瘋狂研究的政治性
（一）挑戰國家制度：瘋狂研究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批判
在Landry對加拿大倖存者研究所進行的回顧研究中，他發現在倖存者研究的討論中「個人如何康復」一直是非常受重視的議題（Landry，2017）：
關於康復的討論〔在倖存者研究中〕一直都很盛行……。而以康復為導向的方案經常作為主流生物醫學的「替代」和「更全面的」方案。Voronka等人（2014）在討論加拿大的研究中則提及「康復」正在與某些「新興的結構」緊密聯繫在一起，而這意謂著「康復論述」正在逐漸制度化中。……以康復為導向的方案更具有合作性、同時以個人自我為導向、關注「個人福祉」，並且也與社會的照服模式有所關連。
這樣的現象同時也出現在McWade對於英國的研究上，而McWade更發現這與英國新工黨政府針對《衛生福利法》進行修法的時間點息息相關（McWade，2016）。在康復成為政策關注焦點的同時，也代表著國家與社會如何將瘋狂與瘋狂人士收編在政策之中。McWade引用新工黨政府在2001年出版的〈康復之旅〉（The Journey to Recovery）來探討「康復」如何作為國家管理瘋狂人士的手段。〈康復之旅〉是一本在《衛生福利法》修法隔年出版，用於為警察和照服部門提供英國在精神健康政策的指引。書中隸屬了英國在精神醫療上的改革，卻始終將關注的重點放在「病床、療養院與社區醫療」的討論上：
……〔〈康復之旅〉一書中〕將精神健康界定成「臨床優先」事項並在文件的其他部分延續著以精神病學為中心的討論……而精神健康體系需要找到「新的」與「更好的」的服務方式。……〔而在該書的討論中〕並不是精神醫學的實踐有問題或者缺陷，而是實行精神病學措施的機構──他們是腐敗、壓抑的。
……〈康復之旅〉不斷喚起大型照顧機構和社區照顧的失敗歷史，… …以作為新工黨政府需要改革的必要緣由。這段歷史被用來證明政府在精神健康體置中投入大量經費是有所本。但……它也為精神病學位處這個體制核心提供了理由。（McWade，2016）
需要檢討的是「實行治療的場所」，而非治療的手段或者學術理論本身。換言之，在英國改革法治的過程中，瘋狂人士仍然是需要被治療的。而當精神障礙被認定需要治療時，國家便取得了強制監禁瘋狂人士的理由，對「病人」進行強制照顧是希望病人能回復健康，「『健康』的語言被用來掩蓋精神『失調』的論述；而其最終結果便是「強制的」照顧既是符合病人的利益，也符合公共利益（McWade，2016）」。在精神健康體系與社會關懷組織共同「照顧病人」的情況下，精神障礙的論述轉變為「精神健康」的議題，而且這不再與「社會」有關，而是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負責、努力的事情，如McWade引述Gillies所說：
新自由主義「要求人們成為負責任的冒險者（2005，頁837）」。… …負責任的公民透過承擔風險而在經濟、文化、身體、社會和心裡上得以發展，這為一種指責的文化提供了依據，在這之中「貧窮和不利的處境與自我管理能力低落有關」。……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議程將瘋狂和痛苦歸咎於不負責任的行為和選擇，因而需要加以控管和制止。
精神醫學在此提供政策堅實的科學基礎，而政策的制定則更進一步地確認了「精神障礙」等同於疾病，甚至是「意志不堅定的人」才會有的疾病。因此這些意志不堅定的人需要經歷漫長的「康復」之旅，來使他們回復成一個「合格的公民」。值此，我們可以看見，關於「康復」的討論實際上就是「關於瘋狂及其管理的討論」，而英國在新工黨時期，則透過制度的修改來將康復轉變為對瘋狂人士的管理和規範。這群「失格的公民」除了被規範外，當國家陷入危難時他們也會成為輿論出氣的對象，成為所謂的「民間惡魔」（folk devils）：
……《每日郵報》一篇題名為〈有75%的無工作能力補助申請者適合去工作〉的文章包含了一段來自「納稅人聯盟」的陳述：「這對納稅人和那些 真正有病 的人來說，這樣真的不公平」。（Briant，2013）
而在國家制度與精神醫學的交互作用下，「失格公民」的身分也體現出交織性的困境。McWade就指出在這樣的交互影響下，失格的公民多半是黑人或窮人（McWade，2016），而Keating則指出這讓黑人深受瘋狂、暴力和危險性的交織困境，黑人們又黑又危險：
……〔黑人的〕危險性和他們為社會帶來的風險影響了他們接受的照顧措施。隔離和藥物治療似乎是很常見的處置，……精神健康機構未能提供適當的照顧和支持。對這些案件的調查則指出這中間存在種族偏見，但對大多數人來說，不良做法和無法保障公共安全才是〔黑人暴力案件〕的核心。……Browne (1997)……發現〔認為黑人將帶來〕危險性的看法影響了決策和後續的醫療計畫，這包含更大劑量的藥物治療。……如一位醫生所說：「在黑人的身體組成中，有一些東西預先決定了精神分裂症，黑人比白人需要更多的鎮定藥物，因為他們對正常的措施沒有反應（Browne，1997；引自〔Keating，2016〕）」
（二）挑戰學術傳統
瘋狂研究其中一項政治性的實踐，便是在學術領域內挑戰傳統的研究和學術工作（Ingram，2016；Costa，2014；Landry，2017），瘋狂研究對於既成研究的挑戰可以分為兩大項：其一是針對精神醫學、生物醫學以及心理學的挑戰，認為他們缺少了對社會和制度的層面，且容易造成個人歸因的後果；其二是針對學術研究本身的挑戰，認為傳統的學術研究（並未翻轉，甚至）加劇了瘋狂人士的權力不平等。
瘋狂研究並不接受精神醫學將瘋狂和痛苦定義為「精神疾病」，如Landry引述Reid和Poole的研究，他們提到「〔瘋狂研究〕的調查與傳統的、病理化的『精神健康和疾病』導向有所不同」，而且這種不同意謂著「……〔當參與者有需要〕可以得到支持，且這種支持是非醫療導向的（Reid & Poole，2013）」。在Landry的整理中，許多關於倖存者研究的討論也提到他們認為精神醫學的論述同時也被用於服務「父權體制」和「殖民主義」。精神醫學「製造」了關於精神障礙的「問題」，而這些被定位「有問題」的人則正好能服務於父權體制和殖民主義的意識型態。精神醫學的討論剝奪了瘋狂人士的能動性，讓他們在療養院和藥物治療之中過著單調和常歸化的生活。
此外，瘋狂研究也批評傳統研究中的權力關係──尤其瘋狂研究認為權力關係才恰恰好影響並決定了研究本身的內容和意義（Landry，2017）。Landry在整理加拿大的倖存者研究時，列出了幾項倖存者研究的政治指標和標準。首先，倖存者研究傳統研究中的「證據」，他列舉Nweberry與Strong、O’Hagan 、Voronka與Middleton等人的研究，指出傳統的研究並未重視倖存者本身的經驗和參與，從而使得研究的證據集中在可量化、能被書面化的資料上（Nweber-ry與Strong，2009；O’Hagan et al.，2010；Voronka et al.，2014；Middleton et al.，2011；前述引自〔Landry，2017〕）。對Landry來說，問題並不在於取得證據的方法（儘管方法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事，這些研究的證據多半是服務於「研究者」的需求，是服務於專家、學者、機構和國家；因此在證據的取得上，並不重視瘋狂人士的參與。
此外，Landry也認為倖存者研究需要將瘋狂人士作為研究的主體，讓他們平等的參與在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在研究中現身，而非作為資料隱藏在研究之中（ibid.）；同時Landry也指出，所謂「瘋狂人士要平等地參與在研究中」並非如同「消費者研究」的研究方式，僅只是在「資料取得的階段才參與在研究之中」，而是更加主導和全面的參與。如部分研究所使用的同儕研究（peer research），將倖存者作為研究夥伴。相比起傳統的研究，建立在倖存者研究的基礎之上，瘋狂研究更加重視的是「研究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這一方面呼應著瘋狂研究強調的「倖存者主導」（survivor-led），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拆解被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權力不平等。
此外，在Landry的整理之中，倖存者研究也需要重新界定「瘋狂」（madness）的意義；定義瘋狂意謂著「尊重每一個人認同自我的權利（Landry，2017）」：
亦即「尊重每一個人認同自我的權利」。這可以從許多被表達的新對象中觀察出一二，如：痛苦、犯罪、變化狀態、「聽見聲音的經驗 」、「聽見聲音的互助會」、發聲（團體）、瘋狂學生的需求、對瘋狂友善的回應、以及如何獲得體面的支持。（Reid and Poole，2013；引自〔Landry，2017〕）
瘋狂研究批判神智清醒主義（sanism）與健全主義（ableism），而在學術研究場合中，這兩者經常是進行研究的前提。Aubrecht針對多倫多大學的大學生進行分析，他發現在大學和大學生是受到這兩者的規範和影響：
……學術和行動的領域反映出神智清醒主義和健全主義是如何進行組織（Overboe，2007），這些觀點同時也形塑了大學如何想像與訓練他們的學生……舉例來說，多倫多大學如同其他西方的大學，會建立一套幫助學生應對規範、期待、例行工作和校園內儀式性互動的指引。這套應對的指引同時也會用於招生和維持學生之用。（Aubrecht，2016）
而瘋狂人士會被校方有系統性地排除，尤其是在「康復」論述之下，每個人的「精神狀況」都應該自己想辦法解決，大學需要培訓「有用的人」：
心理時刻（Psy-times）由效益主義所組成。你的價值在於社群是否認可你的貢獻（Aubrecht，2013；引自〔Aubrecht，2016〕）。那些曾有過逆境經驗並克服的人們被重視，因為他們的觀點可以成為最好的栽培素材。透過正向心理學，心理的力量與心理的知識可以正常性成長茁壯。
（三）挑戰「康復論述」
最後，瘋狂研究也質疑關於「康復」的討論。這不僅是瘋狂研究的學術表準之一（Landry，2017），瘋狂研究也質疑「康復」論述背後的政治動機。如同前述McWade對英國《衛生福利法》的改革如何加強康復論述的力道；Landry在分析加拿大的倖存者研究時，也發現類似的情形。他引述Costa的研究，發現「康復風潮」的歷程恰好與〈社區治療令〉（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在2000年的推行相吻合Costa認為，康復論述是：
另一個例證，其精明地將精神醫學倖存者的知識妥善結合權力。讓「康復」的魅力、「希望」的魅力被人所重視，而與此同時關於公民權和倡議的討論則被拋諸腦後。（Costa，2009；引自〔Landry，2017〕）
康復論述讓「康復」變成個人需要不斷努力的過程，它消除在康復（也就是「管理瘋狂」）背後個人與社會的關連性。甚至將個人取得的幫助，如家人、朋友等支持系統都是為是他重建自我和生活的成果。
最後，儘管康復論述是許多關乎瘋狂人士的研究都會出現的概念，但對於何謂康復在不同研究中卻沒有定論。如Pitt等人所說，從研究結果中可以發現「……康復是如何被描述為『相對的概念』和『一個漸進而顛簸的過程，包凡了起點和轉捩點，卻沒有明確的終點』（Pitt et al.，2007；引自〔Landry，2017〕）」。
四、小結
本文嘗試整理了自障礙研究到瘋狂研究的簡要脈絡，從上面的整理中可以發現瘋狂研究延續著障礙研究探討障礙社會性的層面和對於障礙者處境的討論。此外，瘋狂研究也延續著倖存者研究的研究關懷，試圖從瘋狂人士的主體經驗出發，進而挑戰既有學術研究對於瘋狂經驗的處置方式。而承襲著前面的討論，瘋狂研究也試圖回應瘋狂人士的交織性處境，無論是身處在新自由主義國家政策下，受到雙重歧視的弱勢與被邊緣者（如黑人、窮人、原住民等）；也包含著神智清醒主義、健全主義對於學術場域、社會生活的想像和期待。除了對於瘋狂人士與瘋狂經驗的關懷外，瘋狂研究同時也繼承障礙研究與倖存者研究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並指出精神醫學如何為政策辯護，從而使精神障礙的討論更趨向個人歸因和醫學治療（Landry，2017；McWade2016）。
除了對於社會和制度層面的批判，瘋狂研究更加重視學術研究與瘋狂社群之間的連結和行動（Ingram，2016；Landry，2017）。儘管這中有著如Ingram所提到的阻礙（2016）：
……學術界和非學術界有一種緊張關係……這與學術界不斷與行動社群分離有關。這種分離起自於那些要學術界成為學術界的事情：某種程度上來說，在履行大學教職的同時，很可能無法完全勝任瘋狂社群中更廣泛的鬥爭。
在學術研究與政治行動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矛盾，這使得瘋狂研究在實踐上會遭遇更多的阻礙，特別是如同Landry列出的準則（2017），會希望能保持和瘋狂社群的串連，以便讓瘋狂研究的成果能改善瘋狂人士的處境。
五、參考資料
- Aubrecht, Katie, 2016, “Psy-Times: The Psycho-Politics of Resilience in University Student Life”. Intersectionalities: A Global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alysis, Research, Polity, and Practice 5(3):186-200. https://journals.library.mun.ca/ojs/index.php/IJ/article/view/1660
- Briant, Emma , Nick Watson and Gregory Philo, 2013, “Reporting disability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the changing face of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disability and disabled peop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folk devils’ .” Disability & Society 28(6): 874-889.
- Costa, Lucy, 2014，Mad Studies – what it is and why you should care, Mad Studies Network. https://madstudies2014.wordpress.com/2014/10/15/mad-studies-what-it-is-and-why-you-should-care-2/. Date Visited: 2021年6月29日.
- Davis, Lennard J., 1997, “Constructing Normalcy: The Bell Curve, the Novel,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Disabled Bod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9-28 in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 Ingram, Richard A., 2016, “Doing Mad Studies: Making (Non)sense Together”. Intersectionalities: A Global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alysis, Research, Polity, and Practice 5(3):11-17. https://journals.library.mun.ca/ojs/index.php/IJ/article/view/1680/1327
- Keating, Frank, 2016, “Racialized Communities, Producing Madness and Dangerousness”. Intersectionalities: A Global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alysis, Research, Polity, and Practice 5(3):173-185. https://journals.library.mun.ca/ojs/index.php/IJ/article/view/1664/1336
- Landry, Danielle, 2017, “Survivor research in Canada: ‘Talking’ recovery, resistingpsychiatry, and reclaiming madness”. Disability & Society 32(9):1437-1457.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7.1322499
- McWade, Brigit, 2016, “Recovery-as-Policy as a Form of Neoliberal State Making”. Intersectionalities: A Global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alysis, Research, Polity, and Practice 5(3):62-81. https://journals.library.mun.ca/ojs/index.php/IJ/article/view/1602/1331
- McWade, Brigit, Damian Milton and Peter Beresford, 2014, “Mad Studies and Neurodiversity: a Dialogue”. Disability & Society, 30 (2): 305-309.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4.1000512
- Meyers, S. ,2014, “Global Civil Society as Megaphone or Echo Chamber?: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7(4):459-476.
- Mulvany, J., 2000, “Disability, impairment or illness? The relevance of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to the study of mental disorder.”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2(5): 582-601.
- Lawson A, Beckett AE, 2020, “The social and human rights models of disability: towards a complementarity the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5(2):348-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