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ckMD“Here Is the Rose, Dance Here” Part 6
Sector 1: 神聖人 導言 | 2023.02.04
Agamben, Giorgio (2016) 。神圣人：最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譯） 。中央编译出版社。 (原著出版於 1998 年) 。
導言
現代人之於政治的意義已經轉變了，從「具有著用來進行政治生存的額外能力。……〔變成〕這樣一種動物：作為一個活著的存在，其生存反而因其政治而變成了一個問題」（頁 6），現代性不僅在社會制度和組織上改變了過往的配置，從 Foucault 以降關於人的生物性和身體也成為現代性規訓的一環。人們的肉體和人這種生物所具有的特徵，開始成為現代社會和政治制度管制、分配、規訓的對象。人被「動物化」了（頁 6），就如同人們畜養牲畜、栽培植物那樣，大量「保護生命與授與發動一起大屠殺，同時變得可能」（頁 6），施加在生命體上的生命政治展現了現代社會之於人的規訓力量，打造出「順從的身體」。
因此，Agamben 指出現代性的核心基礎在於「zoē進入城邦的領域……〔是〕赤裸生命的政治化」（頁 7），這個核心基礎也使得當代的公共生活和政治參與愈發衰落，因為當前的政治參與仍舊停留在舊範疇所形成的二元對立之上。Agamben 認為若我們要重拾政治參與和公共生活之於我們的意義，我們需要重新召喚政治對我們的意義，使得「思想回歸其實踐性的召喚，那就是……對赤裸生命與政治之間的關聯進行主題性的拷問。」（頁 8）。
既然赤裸生命（zoē）成為現代政治的核心，Agamben的第一個提問是針對Foucault 關於權力的討論；後者嘗試在司法（代表著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以及國家制度（代表著統治力量的實質配置）之外尋找研究權力的途徑，Foucault 特別關注施加在身體之上的權力是如何運作，這使得他將研究重點放在兩項技藝之上。第一項技藝是 政治技藝，關乎著國家如何透過政治技藝來管制、管理諸多肉身，使得這些身體能夠被國家妥善運用。而另一項技藝則是 自我技藝，個人如何透過自我技藝來將自己馴服、增能，使得自身得以配合外部權力的規劃。Foucault 藉由這兩項技藝來討論針對身體的權力運作，然而 Agamben 認為這兩個技藝的「交會之處」並未被 Foucault 仔細處理，不管是從國家藉由 政治技藝 來規訓個人，亦或是個人藉由 自我技藝 來配合外部規範，這兩項技藝的權力運作同樣涉及個人身體和國家權力，那在權力運作的過程中，「個體化技術和總體化程序相交會的無區分地帶……在哪裡……，是不是存在一個統一的中心」？（頁 9），換言之，既然當代政治圍繞著針對生物肉體的管制跟規訓，那就不能將國家的政治技藝和個人的自我技藝區分，反而要處理這兩者如何交會，如何在交會的過程中將赤裸生命轉變為符合生命政治的身體。
因此「創造」出生命政治的身體意謂著將政治技藝和自我技藝作用在生物性的生命之上，Agamben認為這個權力運作的機制隱含在西方政治體制的內核之中，因為西方政治體制的建立和運作基礎是基於「對赤裸生命進行排除（這種排除實質上亦同時是一種納入）來構建自己」（頁 11）。在政治體制中，參與政治的人們必須要自行把個人生活轉變成美好生活，透過政治參與人們在取得改善自己的權力（以及改善公共生活的權力），讓自己的生命能獲得公共生活的能力。但這樣看似是「增能」的政治參與同時卻也是「排除」人們身上難以被政治體制處置的部分，因此Agamben才會認為這是一種以「排除來進行的吸納」：意謂著人必須捨棄它身上的事物（赤裸生命），以便能參與在政治體制之中。換言之，他認為西方政治最核心的二元對立是建立在「赤裸生命／政治生存、生命（zoē）／生活（bios）、排除／吸納」（頁 12），而之所以這樣的二元對立能夠組成政治秩序，是因為「人正是這樣一種活著的存在：在語言中，他把他自己同其自身的赤裸生命分隔開來、並對立起來；與此同時又通過一種納入性的排除，來維持自己與那個赤裸生命的關係」（頁 12）。
當生命成為國家權力和個人意志交互處置、精打細算的對象時，生命會陷入無數組的規範之中，而伴隨著規範而來的便是生命會陷入例外狀態（異常）之中，因此「最初處於政治秩序之邊緣的赤裸生命的領域，逐漸開始同政治領域相合一；……進入到了一個無可縮減的無區分地帶」（頁 13）。區分規範和例外（異常）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使得政治衝突開始圍繞著這些不斷透過例外狀態溢出的赤裸生命，這些衝突讓赤裸生命「既是國家權力組織起來的地方，又是國家權力擺脫的地方。……作為一個活著的存在的人不再將他自身展示為政治權力的一個對象，而是作為政治權力的主體」（頁 14），因此赤裸生命成為現代政治（以及現代政治衝突）的核心，而讓赤裸生命政治化的過程則成為現代政治（以及現代政治之下的治理技藝）的關鍵之處。
在此，民主政治與上述這種赤裸生命的出現、以及赤裸生命的政治化產生了緊密的關連。Agamben指出現代民主社會是重視並且強調「解放生命」的，亦即在民主社會中逕自將赤裸生命轉變為生活模式，把找到生命之生活（the bios of zoē）（頁 14）當成現代社會生活的重心。Agamben認為這為現代民主社會帶來了新的難題，「想使人們的自由和幸福在“赤裸生命”這個地方得到展現，然而，這個地方卻正是標誌著人們的屈從」（頁 14）。一方面現代政治體制中隱含著將赤裸生命政治化的政治技藝，人們也透過實踐自我技藝來使自己的赤裸生命政治化；但在另一方面，民主社會中卻又強調人們應當解放外在的枷鎖和限制，重視人們從其（不受約束的）生命中尋找並建立個人生活，並把這樣的建構過程當成是主體性和個人認同的展現。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使得人們反覆面對赤裸生命之於政治的課題：亦即人們得面對自己不斷被國家（以及自我要求）政治化，在其中捨棄「赤裸生命」，而這個議題則促使現代民主社會及其成員將政治運作以及個人的目光放在「生命」上。因此制度的設計以及個人努力的成果，要不是追求政治化之後已被馴服的肉身，要不是持續在赤裸生命中打轉並等待國家技藝和自我技藝的介入。因此「除了生命，政治對其他的價值一無所知……。在這一事實所隱含的諸項矛盾得到消解以前，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將頑強地與我們共存：〔因為〕正是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把對赤裸生命的絕對，轉變成為最高的政治原則」（頁 15）。
心得
- 誰說非正常（abnormal）只有一種類型？正如正常會用某種方式將異常排除在正常之外；異常也會用某種方式將「異常的異常」排除在異常之外。因此「異常的異常」就構成了被雙重否定的存在。
- 人在政治組織中的定義被改變了（這部份也跟知識的發展還有物質條件的改變有關係），以往人們是「具備政治能力」的動物；但現在人們反而會因為「政治」而成為尷尬的動物。
我之所以覺得邦哥是很典型的案例，剛好跟最近開始控制飲食、學習理財有關。如果我們把某種體態和經濟基礎的人視為「正常」，那被排除在正常外的人們也不是都是「同質的」（例如不需要學習理財卻家財萬貫的人，或者用名模等級的體態來規訓自己的飲食和身材等等），所以「正常」到底怎麼畫線的在這個意義上不重要，因為「畫線」這個動作無處不在，正常有正常的畫法、異常有異常的畫法、卓越有卓越的畫法（在這邊，你老闆有先見之明，就是那些喜愛秀出自己憂鬱症的人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用異常來劃定異常，還有不被異常接納的異常）。
如果畫線無處不在，人始終在一堆畫線的秩序（權力）之中，所以對於這些不斷要建構類別的秩序來說，人這個始終有著「無法畫線」的存在便顯得尷尬──看看邦哥，他就是會被所有畫線給排除的人，換言之，對基於理性效益的資本市場、對基於責任績效的勞動市場、對基於信任互助的友誼市場等等諸多的秩序來說，邦哥就是註定要被排除的人。
所以，人不再這樣一種存在／動物：具備累積資本的能力、具備勞動的能力、具備社交的能力。相反地，人反而因為不斷被資本、被勞動、被社交給分類，因而他的存在／動物性反而成為麻煩。換言之，大家到底是在認識「有資本、有勞動力、有社交力」這組標籤，還是在認識邦哥這個人？
所以當人被無限制切分下去的時候，最終一定會有一個部分是人無法被切分的──這個無法被切分既不屬於正常，也不是會被非正常接納的，它既被正常（政治秩序）給排除，也被非正常（社會互動、親密關係、信仰）給排除。
然後最尷尬的地方就是，這種「無法被分類」的東西又得是政治的基礎、是秩序的起源（說白了任何秩序都是人參與在其中才能運轉）。所以，制度一方面需要人參與，但在另一方面制度又意圖把人那塊「無法被分類」的東西給排除。所以制度以「排除的方式把人們整合到制度之中」。
舉例來說，勞動市場透過設定工作條件、應徵資格的方式，把人整合到勞動市場之中。但是這個整合手段本身就是不斷地排除，把不符合條件的人排除出去，把履歷不好看的人排除出去。所以雖然他們是被排除，但他們仍舊是整合在勞動市場之中（只是他們的地位永遠是為列被驅逐的位置）。甚至可以這樣說，沒有這些「不符合資格的人」，資格本身的意義反而會顯得模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任何的分類反而需要不斷有「無法分類」的存在，分類才有意義。就好比今天定義產值，我們總得要有一個邦哥（無法被分類的）作為對照組，我們才知道有產值的定義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