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后,我盯着获奖名单看了好一会儿。Joel Mokyr、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三个名字。官方说法是表彰他们对"经济增长与停滞"的研究。但看完他们各自的工作,我有点懵——这三个人说的好像根本不是一回事。 Mokyr是历史学家，讲500年知识积累的长时段叙事，沉稳得像个老学究。Aghion是政策企业家，激进得像个社会活动家，到处为创新者站台。Howitt是纯理论家，温和的凯恩斯主义者，相信政府和中央银行能护航市场。三个人，三种声音，三条路。 我就想,诺奖委员会到底想说什么?是觉得三种方案都有道理,所以大家各取所需?还是其实在暗示,现在的问题太复杂了,一种药方根本不够用? ## 停滞其实是个主观判断 "停滞"这个词，本身就很成问题。经济学喜欢硬指标——GDP、通胀率、失业率，可以建模、可以测量。但停滞不是这种东西，它依赖于对于经济周期的主观判断。 对既得利益者来说，现状挺好，哪有什么停滞？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房价高、工资不涨、向上没路，这就是停滞。对Mokyr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人类似乎还在"大加速"中，根本谈不上停滞。 三位获奖者看的时间尺度也不一样。Mokyr看500年，觉得现在只是小波动。Aghion看5到10年政策周期，急得不行，说必须马上行动。Howitt看2到5年经济周期，担心政府不出手会出大事。 如果连"我们是不是在停滞"都没法达成共识，怎么制定政策？诺奖委员会没给答案，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 普通人不管这些。然而，失业的中年人、买不起房的年轻人、破产的小老板，他们的时间尺度就是"现在"。他们不关心500年的知识史，只知道自己的日子在变差。这种主观的、切身的停滞感，才是真正的火药桶。 ## 像《盐铁论》一样的辩论 这让我想起公元前81年的《盐铁论》。汉昭帝召集桑弘羊和贤良文学大辩论。桑弘羊说国家必须掌握盐铁这种战略资源，富国强兵最重要。贤良文学说政府垄断只会腐败低效，自由贸易才能藏富于民。 你猜结果怎么着？短期桑弘羊赢了，盐铁专营继续。但长期来看，这两种论调都活下来了，共存了2000年。关键问题就在这儿：两种方案可能都对，但就是没法调和。 2025年诺奖大概也是这么个意思。Mokyr那一路，基本上是自由主义传统，相信知识会自发积累。Aghion更像社会民主派，主张国家要干预、要保护创新。Howitt呢，技术官僚那套，强调规则而非裁量，别乱来。 你看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张力：Mokyr会说，知识积累要几个世纪呢，别急。Aghion着急，说垄断巨头正在扼杀创新，必须马上行动。Howitt在中间调停，干预可以，但要温和、要有规则，别搞出更大的不确定性。 诺奖委员会为什么要搞这种"拼盘"？我琢磨了半天。也许是承认问题太复杂，没有单一答案。也许是政治平衡，三种立场都得照顾到。也可能更狡猾一点，故意模糊，不给明确方向，让各国自己选着办。 但我更倾向于一个悲观的解释——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想啊，如果真有什么完美方案，哪还需要搞三个人？ 话说回来，《盐铁论》那个教训挺值得琢磨的。精英阶层一旦分裂成这样，往往意味着危机已经很深了。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的辩论，发生在西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那会儿距离西汉灭亡还有不到100年。2025年诺奖这种分裂状态，会不会也在预示什么？我不知道，但想想还挺让人不安的。 ## 断言当下停滞是事后诸葛，但有用 其实"大停滞"这个话题，社会上早就在讨论了。Tyler Cowen 2011年就写了本《大停滞》，说低垂的果实摘完了。Robert Gordon也说过，1870到1970那个时期是特殊的，不可能复制。Larry Summers提出"长期停滞"，说需求不足会让零利率常态化——这是2013年的事了。 Mokyr的主要著作2002年就出版了，Aghion和Howitt的创造性破坏模型1992年就提出了。为什么现在才颁奖？ 我的理解是，因为现在大家真的感受到了。2002年颁奖的话，会被当成学术游戏，普通人不care。但2025年颁奖，大家已经体会到停滞的滋味了，更容易接受。再加上政治窗口也打开了——COVID-19、通胀回归、地缘紧张，政府和民众都在找新出路，这时候抛出这些理论，正好。 诺奖经常这样，在危机显现之后，颁给提前预警的学者。1974年滞胀时期颁给哈耶克和缪尔达尔，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颁给克鲁格曼。某种意义上，这次也是一个模式。 所以隐含的信息大概是：停滞不是未来的风险，是当下的现实。我们可能已经在危机里了，只是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而已。 有时候事后诸葛比未卜先知更有用，因为人们需要的不是预测，而是困境中的确认和指引。你得先承认问题存在，才能想办法解决。 ## 西方在等什么？ 2025年诺奖这个组合，怎么看怎么奇怪。三个人研究方法完全不同——历史学、理论建模、计算模拟。理论张力也明显——自由放任对政府干预对社会运动。政策含义更是矛盾——教育投资对反垄断对货币规则。 西方精英到底想干什么？我琢磨了几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他们想恢复"自由意志的世界"。Mokyr讲的"文艺共和国"、启蒙运动遗产、市场自发秩序，都是这个传统。但现实很骨感：社交媒体搞出信息茧房，政治极化让科学变成党派工具，反智主义到处抬头。疫苗阴谋论、气候变化否认，这些东西越来越猖獗。理想很美好，但已经回不去了。 还有一种可能更阴暗一点——他们在故意搞混水。你想啊，如果三种理论都对但又互相矛盾，普通人不就更糊涂了吗？政策制定权还是牢牢掌握在技术官僚手里。这让我想起柏拉图说的"高贵的谎言"——统治者可以对民众撒谎，只要有利于稳定。 证据倒是不少。Aghion给马克龙建议"弹性安全"，实际政策却是削弱工会、降低企业税。Howitt的"温和凯恩斯主义"被央行采纳，结果呢？量化宽松吹起资产泡沫，财富更集中。Mokyr的"知识论"到处被引用，但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一直在降。 诺奖会不会就是"面包与马戏"的学术版？给公众一种幻觉，让他们觉得精英在解决问题，实际上什么都没变。 第三种可能，是他们害怕最坏的时代到来。历史学家沃尔特·谢德尔研究过，真正能打破停滞的只有四种力量：战争、革命、国家崩溃、瘟疫。和平时期的改革？极其困难。 西方精英现在怕的东西不少。极右翼崛起，特朗普、勒庞这些人越来越有势力。社会撕裂，BLM、黄背心、国会山骚乱，暴力冲突在常态化。地缘对抗，中美、俄乌，新冷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你说他们不怕，我是不信的。 所以诺奖提供的是"温和方案"，试图避免革命。Mokyr说靠教育和知识积累就能增长。Aghion说靠政策改革就能保护创新。Howitt说靠央行规则就能稳定经济。但如果这些温和方案都失败了呢？ 历史教训挺残酷的：精英的自我改革很少成功。法国贵族在1789年之前也试过改革，但太晚了，来不及了。 还有第四种可能，我觉得这个最靠谱：他们其实就是在拖时间。 西方精英大概既不相信短期内能恢复理想状态，也不愿意主动变革，所以就选择了拖延策略。具体来说：撑住现有体系，别让它崩溃；等待外部机会，也许AI会突破，也许地缘政治会重组，也许某个极端事件能让社会重新团结；维持多种叙事，这样无论哪种方案奏效，都有理论背书。 这个逻辑其实挺简单的：我们不知道哪种方案有效，但如果现在就崩溃了，所有方案都没机会试。所以先撑住，等转机。 历史上这种"支撑策略"其实不少见。罗马帝国晚期，皇帝们不断改革，戴克里先搞四帝共治，君士坦丁搞基督教化，都是想延缓崩溃。奥斯曼帝国的坦志麦特改革，晚清的洋务运动，也都是这个路数。这些帝国最后都争取到了几十年时间，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当然，你也可以说，几十年也不算少了。 2025年诺奖可能也是这个策略的一部分：给西方社会一种感觉，我们还有理论、还有希望，撑一撑，也许就过去了。 托克维尔有句话说得挺有意思："革命发生的时刻，不是人民最绝望的时候，而是看到一线希望但又无法立即实现的时候。" 诺奖的"拼盘效应"正是在创造这种状态：不给绝望（我们有三种理论，总有一种会奏效），不给确定性（三种理论互相矛盾，需要继续探索），不给行动指南（学术争论还没结束，政策要谨慎）。 说白了，这是精英用学术话语的复杂性，来拖延公众要求激进变革的压力。但问题是，时间真的有限。 ## 为什么想起安·兰德 停滞时代，人们又开始读安·兰德了。 她那两本小说，《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讲的都是创造者被压迫的故事。《源泉》里的建筑师Howard Roark拒绝向平庸妥协，最后干脆炸掉了自己设计但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建筑。《阿特拉斯耸耸肩》更激进，企业家John Galt发动罢工，所有有生产力的人退出社会，让外部世界崩溃，最后寄生者不得不承认失败。 有意思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阿特拉斯耸耸肩》销量暴增300%。2020年疫情期间又成了畅销书。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调查说，这本书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主题对上了。诺奖讲停滞，兰德讲创造者被压迫。诺奖讲创新者，兰德讲第一推动者。当代社会的分裂也挺明显的：右翼觉得企业家被高税收、过度监管、"觉醒文化"压垮了，需要"兰德式反抗"。左翼呢，觉得亿万富翁就是寄生虫，靠剥削劳动者致富，"阿特拉斯应该被推下来"。 兰德的核心隐喻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里肩扛天球的那个泰坦巨人。她问：如果阿特拉斯耸耸肩，放下重担，世界会怎样？答案很显然，世界就落在人类自己的肩膀上了。 "Who is John Galt?"这句话在小说里有三层意思。开头是绝望的感叹："谁知道呢？一切都完了。"（矛盾律：不可调和的矛盾）中间是追问："到底是谁在让世界停转？（排中律：找到矛盾得以存在的前提）"结尾是宣言："我是约翰·高尔特，我不再为你们的体系工作。"（同一律：彻底的用行动让一切变得可以验证） 当代社会也有类似现象。2021到2022年美国有4700万人辞职，叫"大辞职潮"。Crypto那帮人试图建立不受政府控制的金融系统。某种意义上，这都是"阿特拉斯耸肩"的现代版。 兰德的小说大部分文字都有问题，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恶心。她的很多哲学太极端了。她认为弱者没有权利寄生于强者，但现实中很多"弱者"是结构性不平等的受害者，不是懒惰。她忽视公共品——基础设施、教育、科研需要集体投资，个人搞不定。她反对同情和利他主义，但人类合作恰恰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她的"创造者"看起来凭空出现，但实际上依赖教育、法律、市场，这些都是集体制度的产物。危险在于：如果精英把兰德哲学当成"不负社会责任"的借口，如果"阿特拉斯耸肩"变成富人罢工（资本外逃、避税），那真正的"第四骑士"（革命）就来了。 唯有在安兰德对待“同一律”的问题上，我们才能幻想一个“社会避难所”，那里天才云集，罢工的人们不是成为别人的嫁衣，而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休养生息。此时，我们才能发现兰德的良苦用心——清算的日子，往往要推到以后，现在还早着呢。在此意义上，似乎Joel Mokyr站在了所有人的终点处——经过验证和思考的，代表着社会向上的知识，如果能发挥信号的作用，是正本清源的关键。 不过兰德有一点倒是挺有意思的。她幻想了一个"社会避难所"，那里天才云集，罢工的人们不是成为别人的嫁衣，而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休养生息。某种意义上，这是在说：清算的日子，往往要推到以后，现在还早着呢。从这个角度看，Joel Mokyr好像站在了所有人的终点处——经过验证和思考的、代表着社会向上的知识，如果能发挥信号的作用，可能是正本清源的关键。 所以兰德的价值也许不在答案，而在问题意识：谁在真正创造价值？什么制度能保护创造力？如何平衡创造者和社会？ 真正的"源泉"其实不是孤独的天才，而是有效的天才。是制度——保护产权、执行合同、提供公共品，这是Mokyr那一路。是竞争——防止垄断、鼓励创新、淘汰低效，这是Aghion的主张。是稳定——避免危机、稳定预期、协调失灵，这是Howitt关心的。 停滞时代需要的不是"让阿特拉斯耸肩"，而是"让更多人成为阿特拉斯"。这就需要教育、机会、公平的起点。 ## 时间不多了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价值，也许不在提供答案，而在承认问题。停滞是核心危机，不是边缘话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三种理论都对，也都不够。理论已经足够了，现在需要的是实践。我们还有工具、还有时间——也许吧。 但历史的警告挺清楚的。和平时期的改革极其困难，既得利益、制度惯性、认知局限，都是障碍。危机往往突然到来，法国大革命、大萧条、苏联解体，精英们事先都没预见到。前面说的"支撑策略"可能会失败，罗马、奥斯曼、晚清都试过，最后还是垮了。 关键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第三条道路？一条既不需要阿特拉斯耸肩（罢工），也不需要断头台（革命）的道路？ 如果找不到呢？即便矛盾就在我们身边爆发，迎接我们的命运会是什么？而假如是世界性的冲突，我们又将去往何方？我不知道，但想想就挺让人不安的。 这是对Mokyr、Aghion、Howitt的考验，也是对西方文明的考验，也是对所有人的考验。 诺奖真正的信息可能就一句话：列车已经在停滞了，时间不多了，该行动了。 但往哪个方向行动？这还是个开放的问题。 ## 从畏惧到成长 "Who is John Galt?"在小说里的那几个阶段，其实挺像我们面对停滞时的心理历程。 最开始是畏惧和回避。停滞时代的重负太沉了。年轻人面对房价、教育成本、养老负担这"三座大山"。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失业风险、子女教育、父母养老，样样都是压力。企业家呢，面对税收、监管、市场萎缩，不确定性爆炸。 人的心理防御机制这时候就启动了。否认："停滞只是暂时的。"合理化："其实我不需要房子/结婚/成功。"投射："都是XX的错。"——移民的错、富人的错、政府的错、中国的错，反正不是我的问题。 然后是习得性无助。试过很多次，都没用，所以就放弃了。 投票没用，政客都一样。抗议没用，被镇压或者被忽视。努力没用，房价涨得比工资快。存钱没用，通胀侵蚀购买力。发声没用，被网暴或者被封号。维权没用，打官司又贵又慢。 社会症状挺明显的。美国2020年大选虽然投票率创纪录，但还是有三分之一合格选民没投票。韩国生育率0.72，中国1.09，全球最低。教会、社团、志愿组织的成员数持续下降。 "躺平"哲学全球化了。日本的家里蹲，中国的躺平、摆烂、三和大神，美国的NEET（不上学不工作不培训的年轻人，占15到24岁的12.5%）。到处都是。 第三阶段是创伤。失败的记忆不断闪回。 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1000万人失去住房。"千禧一代"首次比父母辈更穷。"大而不倒"的银行被救了，普通人破产了，信任就这么崩溃了。COVID-19疫情，全球700万人死亡（官方数据，实际可能2000万），封锁期间的心理创伤——隔离、恐惧、失业。2021到2023年通胀回归，美国CPI最高到9.1%，40年来最高，实际工资下降，储蓄被侵蚀。 那种类似PTSD的症状在社会层面都出现了。过度警觉：囤积物资，末日准备者越来越多。情感麻木：又死了几万人？哦。回避行为：不看新闻，不关心政治，眼不见为净。闪回：每次股市下跌想起2008，每次疫情反弹想起封锁。 最后一个阶段是成长——如果能走到这一步的话。 如果能走到这一步，就是把痛苦转化为意义。约瑟夫·坎贝尔说的"英雄之旅"——离开常态世界，接受冒险召唤，跨越门槛，经历试炼，面对磨难，获得奖赏，回归重建。 Mokyr、Aghion、Howitt大概提供了三种转化路径吧。 Mokyr那条路，是知识的意义。痛苦来自技术性失业、不确定性、知识贬值，转化的方式是投资教育、终身学习、批判性思维。意义在于成为"文艺共和国"的公民，参与人类知识的积累。这条路的英雄是教师、科学家、工程师——知识的守护者。 Aghion那条路，是斗争的意义。痛苦来自被垄断压迫、创新被扼杀、不公正待遇，转化的方式是组织起来、政治行动、政策改革。意义在于成为"政策企业家"，为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战。这条路的英雄是社会活动家、工会领袖、改革派政治家——创造性破坏的推动者。 Howitt那条路，是稳定的意义。痛苦来自经济危机、失业、通胀，转化的方式是支持负责任的宏观政策、理性预期、制度建设。意义在于成为"成熟的公民"，理解复杂系统，避免民粹主义。这条路的英雄是技术官僚、央行行长、理性选民——秩序的维护者。 不同时刻可能需要不同的英雄。和平繁荣期需要Mokyr式的知识积累。改革窗口期需要Aghion式的政策企业家。危机时刻需要Howitt式的系统稳定者。革命前夜呢？诺奖没敢说，毕竟还要维持自己新卢梭主义的浪漫情怀。他们没选研究第三世界债务的学者，讲到那些人，一切就更不乐观了。 我们现在处于哪个阶段？乐观的人说"改革窗口期"，还有时间调整。悲观的人说"革命前夜"，精英的方案已经失去可信度了。现实主义者说"过渡期"，旧秩序维持不住了，新秩序还没成形，这是最危险的时刻。还有些人说，人吃人也不是不可能。 我们都曾以为不经历一战、二战，我们现在幸存的人应该很幸福，但事实上，类似战争的生命创伤依旧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双城记》开头那段话，写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那会儿的背景是，凡尔赛宫奢华得不行，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辉四射，但底下呢？财政破产、粮食短缺、等级制度僵化。贵族和第三等级，巴黎和外省，改革派和保守派，社会完全分裂了。 2025年好像也是这样。 世界一如既往，霍华德·洛克放声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