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所有戰爭都會打兩次，第一次是在戰場上，第二次是在記憶裡。」──阮越清《不朽：越南和戰爭的記憶》

家史室為全臺唯一記載韓戰反共義士史蹟的陳列室。看向一排排的櫃子，櫥窗內一排排的相片、剪報、各種形狀大小的徽章，以及兩本收在塑膠袋裡的反共義士筆記，卻看不見臺北榮「家」這個地方，或者這幾次參訪時遇見的人們。
我想做一本收藏了田踏筆記和影像的小書，在打開書本時，或許也能打開另一種關於這段歷史、關於過去、未來以及「現在」的想像和討論空間。

>一場戰爭何時才算結束？何時我才能說出妳的名，而它只是個名，不再是妳留下的種種？——王鷗行《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

我讀到這句時想到尹亭之前提到的人的身份、某種標籤，似乎也可以呼應《人的條件》第五章：行動中，漢納鄂蘭說明：「**如果行動沒有一個名字，沒有一個附著其上的『誰』，那麼它就沒有意義可言，然而一件藝術作品的重要性始終存在，即使我們不知道大師的名字。一次大戰後的『無名戰士』紀念碑，見證了當時仍然存在的『歌頌』需要，找到一個『誰』，一個可以指認的人⋯⋯紀念那些沒有因為戰爭而讓世人認識他們的人，他們不只被剝奪了他們的成就，更被剝奪了他們的人性尊嚴。**」

而自由、尊嚴、反省也是我最初想到的三個關鍵字。

接著也想將一些字句記錄下來，以下兩句同樣摘自《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這部美籍越南裔作家的半自傳小說談及貧窮、戰爭、家庭暴力、創傷、藥物濫用（也是《所有的美麗與血淚》中提到的Sackler Family/Purdue Pharma opioid crisis）以及同志的生存與認同。

> ⋯⋯所以我們的「母」語根本不是母親而是孤兒。我們的越語是時光膠囊，標記妳的教育戛然而止、變成灰燼。所以，媽，當我們以母語交談，只有一點點越南成分，卻全然是戰火。
　　那晚，我暗自發誓，以後妳若需要我代言，絕不默聲。我開始成為家族翻譯者。從此，凡有必要，我便負責填滿我們的空白、沈默、口及。我轉化符碼。拿掉自己的語言，換上英語，有如戴上面具，旁人才能看見我的臉，進而，妳的臉。

> ⋯⋯有次在寫作坊，一位白人問我毀滅是不是藝術的必要條件。他問得誠懇，傾過身來，金色刺繡「終身越戰退伍軍人」（'Nam Vet 4 Life）」的帽子下藍色眼珠閃亮，連結氧氣筒的鼻管嘶嘶響。我對待他就如同對待所有白人退伍軍人，想像他可能是我的外祖父，我說：「先生，不，藝術不需要毀滅。」我不是確知答案，而是行諸於口，有助自己相信。
　　為什麼用來創造的語言不能用以再生？

我的題目「在過去與未來之間」起緣於漢納鄂蘭的《過去與未來之間》。在第四章〈何謂自由？〉中，漢納鄂蘭提到「**為了成為自由之人，人必須把自身從生命的必需性當中解放而出。不過，做出解放之舉，自由的狀態並不會自動隨之出現。除了單純的解放，自由還需要其他處於同等「自由」地位的人的相伴，而且需要一個共通的公共空間來遇見他們——也就是說，每一名自由人，都能秉其言說與行動，將自身嵌入到一個政治地組織而成的世界之中。**」政治乃人之所以為人的表現，因為差異而能豐富，人類的多元性（plurality）尤其重要，於是行動也就是一種溝通，以及公共生活的參與。

“We first become aware of freedom or its opposite in our intercourse with others, not in the intercourse with ourselves.”
―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