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二〇二二年八月第二期

《红旗》编辑部 编辑出版

列宁语录

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

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

毛主席语录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贡萨罗主席语录

超级大国们显然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制定大计划。但我们相信，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群众，人民，那些能够不再接受世界上如此多的不公正， 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上，因为我们的解放不能由此而来，因为这将是一场掠夺战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大国之间的世界大战是为了霸权，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大规模屠杀，大规模种族灭绝，数十万人死亡。

目前的总体形势是三个基本矛盾正在展开。第一个同时也是主要的矛盾是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一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应该通过民主革命，通过人民战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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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万岁！
​
​​​​LONG LIVE MARXISM-LENINISM-MAOISM PRINCIPALLY MAOISM！

​​​​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打倒俄罗斯帝国主义！

毛主席论人民战争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在反动势力较弱的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反动势力较弱的地方包围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开展统一人民战争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着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社论：用人民战争粉碎帝国主义战争——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5周年

今天是曾经的中国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5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他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千百万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他们的畸形儿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蒋介石匪帮。又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的侵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创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先例，“战斗，这是主要任务，因为它对应于主要的组织形式。动员，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群众政治化、动员、组织、武装群众的重要手段。生产、应用自力更生的原则，尽量不成为群众的负担。从根本上讲，它是一支完全由党领导的农民军队。”(《秘鲁共产党总路线 三大工具的建设路线》)第一次明确了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些人民军队建设思想总结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是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党内资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力量不是一般的强大，军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党内资产阶级最后的一个堡垒。叛徒、刽子手华匪国锋自己在怀仁堂反革命军事政变后供认说“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中国的党内资产阶级正是通过窃取军队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的。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巩固资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一部分受蒙蔽的小资产阶级也鼓吹这个谬论，但是谎言改变不了现实，中修的“人民解放军”是镇压人民，屠杀人民的法西斯匪军，是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当然，中修的军队和警察也是由工人、农民和一般群众组成的，“官兵间矛盾激烈”“在非正义战争中可能会瓦解”(《秘鲁共产党总路线 军事路线》)，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人民的，恰恰相反，他隶属于腐朽的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正如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声明《打倒沾满鲜血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权!》中指出的:“人民解放军不再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自从1976年它被用来镇压毛泽东的追随者以来，就不再是了。无论是与邓小平不和的党内高层官员，还是持不同意见的军队指挥官，都无法领导人民重建他们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成为了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日益依赖的法西斯国家机器。

正是这支修正主义匪军，血腥的屠杀了几十万革命群众，镇压了包括福建工农解放军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武装抗暴。

正是这支修正主义匪军，在中修法西斯匪帮的指使下，从“揭批查”大屠杀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对人民挥起屠刀，在六四群众运动，他们屠杀了上万群众，在新疆，他们对新疆人民实行法西斯军事专政，在内地，他们充当中修法西斯应对群众运动的最后手段。

正是这支修正主义匪军，在华国锋—邓小平匪帮指使下，入侵了越南，疯狂的屠杀越南人民，掠夺越南人民的财富。 正是这支修正主义匪军，成为了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习近平匪帮“开疆扩土”，夺取世界霸权的力量保证，成为了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充当“国际武警”、成为“天朝上国”的侵略军。

由此可见，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专政机器。

这支资产阶级反动军队是中修官僚资产阶级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头子邓小平就提出所谓的“军队经商”，同时又大搞“裁军”，于是资产阶级作风迅速在军中泛滥，把资产阶级反动军队搞得是不成样子，以至于后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废止这项政策。这支反动军队在1989年对群众政治运动的镇压中发挥重大作用，同时也镇压各种各样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容许的进步运动，在中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后，又把“维稳”搞到了别的国家，这表明这支资产阶级反动军队已经成为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死敌。

“如果中国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建立另一个可以领导人民前进并与依靠党内一派高层官员的虚幻道路划清界限的毛主义的政党。这样的责任将落在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核心人物的肩上，而这正是中国的反动派和所有帝国主义势力所极力要阻止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我们应该摒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幻想，准备建立一支新的人民军队和马列毛主义的军事化共产党，推翻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虽然座拥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却并没有与之匹配的国际霸权地位。相对腐朽衰落的美帝国主义依然在全球拥有金融霸权、控制众多殖民地和占据着很大的世界市场，几乎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正所谓，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自从中国转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开始，这支修正主义匪军便不仅要充当了镇压国内群众的刽子手，还积极地投身于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划分世界，同时转移阶级矛盾，但是，帝国主义战争是既无法转移阶级矛盾，也无法维持反动统治，更无法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的。相反，帝国主义战争只会引发革命。作为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我们要联合起来建立革命的军事化共产党，并试图发展自己的武装。一旦帝国主义胆敢发动世界大战，我们就应当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用人民战争粉碎帝国主义战争。

形势

当前，全世界的三大矛盾均有所激化。认识世界局势，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成为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美中俄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策源地

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疯狂扩军备战，第三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阴云正在全世界人民头上。

美帝国主义现在采购了375架F-35战斗机，这相当于其现有F-35战斗机10/1，还不断派遣海空军到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周边，美帝头子拜登甚至公开宣称会武力介入台湾事务，美帝国务卿还声称会在菲律宾受到攻击时“保卫菲律宾”。法帝国主义头子马克龙宣称需要向国防“更多投资”，德帝国主义通过了1070亿美元的军费协议，还要在波罗的海保留1.5万侵略军，英帝国主义则称军费将达到GDP的2.3%，芬兰帝国主义和瑞典帝国主义公然申请加入杀人犯和战争贩子的集团北约。日本帝国主义借机企图把“和平宪法”修正，增加军事开支，日帝头子岸田文雄还公开叫嚣“彻底加强防卫能力”。战争贩子集团北约还扩充了30万快速反应部队，在东欧部署了四个战斗集群。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下水了第三艘航空母舰、测试中段导弹拦截系统、在柬埔寨修建海军基地、多次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军机发生冲突、在台湾附近进行军演，以及和俄帝进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帝国主义则在侵略哈萨克斯坦，帮助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卖国集团稳固政权之后，悍然入侵乌克兰，俄帝头子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之流还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涂脂抹粉，俄帝还试射其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为什么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会如此疯狂的扩军备战呢？这其中有两方面原因。内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内外的危机，这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根本原因，而帝国主义的竞争则是帝国主义大战爆发的条件。事实上，帝国主义不是在战争就是在准备战争。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全世界革命人民应当有所准备，并果断地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下面，我们将分析这两大因素，理解当前帝国主义战争的动因。

1）帝国主义国家内外的危机，帝国主义的日子是一年比一年难过，一天比一天难过。而新冠疫情和俄帝入侵乌克兰更加剧了这种危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各国帝国主义国家通货膨胀高企、经济下滑加剧、犯罪率飙升、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愈演愈烈。而无产阶级和马列毛主义者力量一天比一天上涨，使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头头脑脑和垄断资本家坐卧不安。而要想摆脱这个大危机，除了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2）帝国主义的竞争，自2014年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依靠2008年金融危机和上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血汗成型之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就加剧了，现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新兴的企图争取全球霸权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及其盟友——企图恢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沙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与老牌且深陷危机的美帝国主义及其矛盾日益加重的欧盟帝国主义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俄帝国主义集团和美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不断爆发以“颜色革命”、代理人战争、外交危机等方式进行的帝国主义争霸。 “资本主义把大量土地集中在个别国家手里，把最后一块土地都分割完了；再要瓜分，再要扩大领土，就只有牺牲别人，为了一个国家而牺牲另一个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使用武力，因此，世界掠夺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列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无论是贸易战、代理人战争或者是“颜色革命”，都只能去解决一个国家/地区，一个领域的的控制权，现在要想实行帝国主义国家力量的“重新洗牌”，非帝国主义战争不可。

当前，被压迫民族同超级大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超级大国之间，超级大国和较弱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最后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正在逐渐加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好。帝国主义越来越反动腐朽，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俄罗斯帝国主义为首的新兴帝国主义集团同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各帝国主义集团中的不同帝国主义势力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妄图瓜分世界，维持或取得政治和经济上的霸权。在几乎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危机和人民造反浪潮下，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准备用战争——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来转嫁国内阶级矛盾。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博物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贡萨罗主席教导我们“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人民战争，这种战争的构想是一波接一波的，它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人民战争，并使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钢铁军团走到一起，他们最终将执行我们的历史使命。”(《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为了防止导致“大规模屠杀，大规模种族灭绝，数十万人死亡”的第三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我们必须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用战争反对战争”(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因为“发生战争是因为瓜分全世界的亿万资本彼此之间发生了冲突，因此，不消灭资本的政权，就无法结束战争。”(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演说》)。我们必须要用持久人民战争，用革命暴力，用枪杆子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打碎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我们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分裂为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的掠夺是国际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互相争夺霸权，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一触即发。资本主义带来的缺陷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时候，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被压迫民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问题。”正是两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给世界人民造成的悲惨局面，引发了全世界革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阵营即将陷于崩溃瓦解，而一个崭新的、代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社会主义阵营即将建立起来。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

我们正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阶段。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越来越反动腐朽，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也逐渐显露出了他们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反动本质。在这个阶段，世界三大基本矛盾逐渐加剧，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三大基本矛盾中主要的矛盾。之所以这一矛盾是主要矛盾，不仅是因为被压迫民族是世界上人口的绝大多数，还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压迫民族已经从政治上站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日益深化，只有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才能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对第三世界的重新瓜分和掠夺。在这个阶段，革命是主要倾向。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将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彻底埋葬。

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是通往解放的唯一道路

一小撮反革命自由派、反革命保皇派、反革命泛左分子为了给自己在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伟大新时代”找一个位子，竭力的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人民战争。

他们首先打出了改良主义的黑旗，反革命自由派鼓吹胡耀邦—赵紫阳集团，鼓吹他们是“改革派”，能所谓“民主化”，反革命保皇派叫嚷党内有什么“健康力量”，可以“回到社会主义”，他们还胡说什么“美国威胁大”，谩骂革命派是什么“左派带路党”。反革命泛左分子更是直接回避了相关话题，而红星不灭叛徒集团更是无耻的学着范景刚集团在自己的黑论坛上贴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战争，也就是害怕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派。

“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如果企图在现有框架进行改良以达成所谓“民主化”或者是所谓“社会主义复辟”“左转”，“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准备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这里。”(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反革命自由派还叫嚷“非暴力革命”，胡说“民众在缺乏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自行组织‘民间反抗军’进行‘有效作战’。”这是典型的唯武器论，毛主席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自由派的谎言掩盖不了现实的残酷，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再到现在的乌克兰人民抗俄战争等多次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都雄伟的证明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主席:《论持久战》)

自由派匪帮又叫嚷，胡说什么“靠外来军援才打赢战争”，他们还胡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靠苏联军援赢得，但自由派自己的资料表明，外来军援和从蒋匪帮手中缴获的武器一比相差数倍，根本就不能决定战争的左右。相反，依赖帝国主义军援甚至是直接军事干预的反动派，如俄国白匪军、中国蒋介石匪帮、南越傀儡集团、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加尼傀儡集团无一不走向了覆灭。在现在的乌克兰战争爆发后，资产阶级专家都不得不供认，美帝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乌克兰的大量援助是不能改变战局的。

自由派叫嚷说，群众不愿意暴力革命，而是愿意转向“转型成本较低”的所谓“非暴力革命”，但是，现实却是群众已经准备好了造反，并且“一直号召组织造反，武装起来，进行起义，领导和展开造反。一直都是这样，并且还会持续下去。即使存在另一个世界，它也将以另一种形式持续下去。”(转引自《秘鲁共产党总路线 三大工具的建设路线》)，只不过，群众不愿意在已经背叛过他们的叛徒的旗子下，去争取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自由罢了 。

自由派又乞灵于“破坏性”，继续叫嚷暴力革命“会造成很多附带性的伤害。这里面包括了人员的伤亡，对经济的冲击，对城市/农村的破坏”，“革命可怕吗？革命的内战可怕吗？在有些人看来，的确可怕，因为无数人会死去。但不革命，劳动者就有活路吗？”(《新闻》2021年一月下)、“革命战争虽然也存在破坏性，但其建设性远大于破坏性。”(《新闻》2020年九月上，第24页)为什么说革命战争建设性比破坏性大呢？因为革命战争会建立新的政权，尤其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并且会产生让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这一点上来说，他的建设性大于破坏性。

但是，自由派也清楚，资产阶级的内战只会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因此除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大部分自由派都鼓吹所谓“非暴力革命”，甚至是改良自由主义。

而毫无疑问，自由派的所谓“非暴力革命”，其实就是企图靠非暴力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的改良，这根本不会让私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只会让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军队的坦克履带多增一些血迹。

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支持暴力革命，他们认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是说自由派认同毛主义，而是现实的残酷逼迫他们认同这一真理，否则就不能替私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但是，这部分小资产阶级也清楚，他们的自由主义胡说八道根本就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他们的形式民主和改良计划不足以获得群众的支持，因此他们只能去密谋成立一个布朗基主义式的组织，然后发动“起义”，夺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权。

几乎用不着说明，这种完全脱离群众而只靠一小撮自由派的暴力夺取政权只能变成十几个自由派的打砸抢和个人恐怖行为，因为没有群众支持，任何一场革命都不能成功。而香港的“屠龙小队”的下场就是他们的归宿。

而泛左分子则鼓吹“和平积累直到起义”，寄希望于先做大量合法工作，然后在发起起义。他们还无耻的称这是“十月道路”。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理论”完全无视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武装工作和非法工作，这种“理论”完全是取消派机会主义的观点。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理论”以为合法主义的策略会产生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现实中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法西斯化的资产阶级专政是决不允许任何危害到自身安全的行动，并且资产阶级正在缩小合法的框架。

几乎用不着证明，长期的合法工作并不能培养革命的干部和革命的群众，只能培养官僚化的党和官僚化的群众组织，培养出资产阶级的政客。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理论”在实践上只能成为合法主义分子，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和走狗。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和现在的部分“共产党”与托派就是这么做的。

由此可见，任何自由主义—泛左的“革命”占领都是错误的。只有人民战争才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道路。

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重建军事化共产党

要让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将资产阶级法西斯政党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彻底打碎。革命政党的成立，是马列毛主义路线领导的武装斗争产生的先决条件。只有一个革命政党，能够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是他们摆脱自发性和盲目性，使得人民战争能够顺利的产生、发展和壮大。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也需要对自身进行军事化，从而适应这一目的和当今的现实条件，使得无产阶级革命者更好地组织自身，团结群众，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

为什么要对共产党实行军事化呢？因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必然要这样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客观原因:1）因为我们是在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中。2）因为必须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党必须在人民战争中锻造自己，并发展人民武装。3）因为我们朝着军事化社会前进，军事化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保卫着夺取政权并捍卫夺取的政权。总之，共产党的军事化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唯一途径，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保证。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贡萨罗主席指出，人民军队是“完成党的革命政治任务的新型军队”。革命的政治任务包括战斗、动员和生产。要确保完成党的革命的政治任务，就必须对共产党实行军事化，实行革命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党是最高组织形式，军队是主要组织形式，统一战线是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三个工具用于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围绕党建立军队，依靠三大工具，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以三大工具为中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实行全面专政。

革命总政治路线是为夺取政权而制定的阶级斗争的规则，军事路线是总政治路线的中心。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保证军队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而这只有通过建立军事化的共产党才能实现。我们要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推翻反动腐朽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政权，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乃至夺取政权以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需要在马列毛主义革命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军队进行。因此，就要确保共产党全面领导革命军队，对革命军队开展思想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和指导，使革命军队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用革命军队武装革命政党，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为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服务。

什么是人民军队

为什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战胜敌人，夺取政权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而今天打着同样的旗号的这支资产阶级军队，却越来越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呢？

因为毛主席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的领导与否，决定的军队的性质，人民军队自然要听从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指挥，而不能听从个别人或者“国家”(自由派之所以鼓吹“军队国家化”，就是为了把军队夺到自己的手中)的指挥，更不能枪指挥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人民军队，就不会有人民军队能够战无不胜的基础，就不会有其他区别于资产阶级雇佣军的特征，因为这些性质、基础和特征是无产阶级的，只有由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去确立。

因为毛主席第一次明确了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就是说“红军的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人民军队之所以称之为人民军队，就是因为他是为了人民去夺取政权，为了人民去保卫人民政权而建立的，“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列宁：《在罗果日一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 而结合，而战斗的。”(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人民的军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战斗，资产阶级，包括现在的中修法西斯军队，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战斗，因此，人民的军队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成为一支拥有钢铁意志的军队，而资产阶级的雇佣军被群众唾弃，意志溃散。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创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先例，“战斗，这是主要任务，因为它对应于主要的组织形式。动员，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群众政治化、动员、组织、武装群众的重要手段。生产、应用自力更生的原则，尽量不成为群众的负担。从根本上讲，它是一支完全由党领导的农民军队。”(《秘鲁共产党总路线 三大工具的建设路线》)人民军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是人民军队不同于资产阶级雇佣军的一个特征。他使得革命政权可以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而无需担心负担因为他是参与生产的，他使得人民军队可以和人民打成一片，因为他本事就是参与生产并积极参与群众工作的。“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毛主席：《组织起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是认为既是人民军队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征。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无产阶级的军事制度——官兵平等、恰当的军队民主和政治教育。“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毛主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第二，军队有了恰当的民主制，“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毛主席：《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第三，“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主席：《论持久战》)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分注意争取群众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无论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还是阿富汗战争、乌克兰战争，都证明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主席：《论持久战》)，人民才是战争的决定因素，而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而人民军队脱离了人民就会失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而瓦解敌军的工作则是消灭敌军的辅助，对于人民战争来讲是很重要的。

正是靠着革命的枪杆子，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蒋介石匪帮，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进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党的领导、为人民夺权而战斗、“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无产阶级的军事制度、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就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人民战争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而其中，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是最主要的。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真正被称为人民军队，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才能真正为全人类的最终解放服务。

群众武装的必要性

要不要建立群众的武装，是革命战争同反革命战争的根本区别。承不承认群众武装的必要性，是区分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立场的试金石。 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战争。

虽然帝国主义战争利用了不少群众，但由于这种战争是反动派领导的，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因此，帝国主义战争不会建立群众武装，最终也必然是会失败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认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认识是取得胜利的保证”。而我们要进行的是人民战争，是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群众的武装。

早在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群众运动被资产阶级残酷镇压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初步形成并领会了革命武装的众多经验。“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无数血与泪教训我们：“如果不在党的领导下把所有群众组织起来，新政权将无法长期维持下去。”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必须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用革命的暴力撕碎反革命的暴力，砸烂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持续地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保卫起来，使广大被压迫群众从奴隶变为主人，取得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性胜利。

“一切群众工作都是通过人民游击军来完成的。”在已经建立新政权的地方，全体群众在党、军队、统一战线/政权三个方面组织起来，为武装斗争服务。夺取政权和争取权利的斗争离不开武装行动。群众工作是为了给将来夺取政权做准备。

在夺取政权以后，也必须用群众武装来巩固政权，防止反革命政变。复辟的资产阶级政权是通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建立起来的。因此，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人民的武装。“当资产阶级失去权力时，它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利用军队，企图篡夺权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恢复资本主义。共产党必须把自己军事化，实行三大工具的全面专政，在人民战争中锻炼自己，加强人民武装组织和民兵的力量，从而席卷军队。”

然而，林彪一类反革命分子和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鼓吹手们却十分反对群众武装，宣扬用所谓“正规军”取代民兵，这是由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事物，自然就看不到群众武装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作用，自然就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而反对武装群众和大办民兵。他们炮制唯正规军论和唯武器论的反动观点，把“正规军”和武器吹得是神乎其神，他们还炮制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观点，就是妄图要取消革命，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民兵，从而投靠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他们所谓“正规军”的反革命活动服务。

发动持久人民战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资本的积累导致了垄断资本的发展，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只有人民战争才是通往解放的唯一道路，也就是说，“人民战争是普遍适用的”“人民战争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在帝国主义国家只有通过革命战争——在今天来说也就是人民战争——才能实现革命目标。”“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不仅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之路，也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的革命之路。只有通过人民战争，通过党、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这三个革命工具的同心建设，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在中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开展人民战争，只有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赢得最终的解放。

贡萨罗主席根据秘鲁人民战争的革命实践，论述了人民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第一，秘鲁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在其中发展；第二，敌人强大；第三，人民游击军弱小；第四，人民战争由共产党所领导。从第一和第四个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能够壮大并击败敌人；从第二和第三个特征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不会快速发展也无法迅速击败敌人。这些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人民战争是普遍适用的，因此这四个特征在任何地方也都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在人民战争的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要开展的人民战争，必然是持久人民战争。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任何自由主义—泛左的“革命”占领都是错误的。合法主义的策略在现实中是完全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法西斯化的资产阶级专政是决不允许任何危害到自身安全的行动，并且资产阶级正在缩小合法的框架。在帝国主义时代，各国普遍发生了军事化，国家暴力机器大大增强了，传统的起义路线已经不适用了。“在整个的历史经验当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少几个尝试了纯粹起义路线的机会当中，起义都没有成功过一次……托洛茨基主义所遵循的‘总政治罢工’在一个世纪当中从来没有超过改良主义的措辞。”在当代，起义只能作为持久人民战争的一部分。

为了更迅速地击败敌人，我们就不能放弃任何地方的革命斗争，我们还必须协调各个地方的革命行动，因此我们要开展的人民战争必须是统一人民战争。“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没有革命根据地，就无法建立人民军队，消灭敌人，发动群众。根据地体系由游击区、行动区和行动点所环绕。这一体系应当考虑到政治与社会条件，斗争历史，地理特征，和党、军队与群众的发展。在人民军队力量弱小的情况下，还无法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和新政权。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负责为开展人民战争和未来起义做准备，这种起义要求农村和城市互相配合。在反动势力较弱的地方进行主要的军事斗争，并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发动次要的军事斗争进行配合。

新政权必须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贡萨罗主席指出:“从政权与统一战线的联系出发，人民革命战线是从农村人民委员会开始的，在城市里，统一战线仅仅是保卫人民革命运动。我们在农村建立新的国家，直到最后把政权扩大到全国。”农村的人民委员会既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新政权的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和罢免。城市的保卫人民革命运动是新政权的萌芽。新政权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其内部三分之一是共产党，三分之一是工人和农民，三分之一是进步分子。为了适应游击战的需要，新政权建立在革命根据地上。新政权具有流动性，可以在不同地方消失、出现。

贡萨罗主席在1986年的《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中提出了武装斗争的四种作战形式，即游击战、破坏行动、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和鼓动。其中，游击战是军事行动的核心，而其他形式是对它的补充。游击战作为最重要的作战形式，其意义在于直接打击旧政权的军事组织。武装宣传和鼓动是第二重要的形式，这种活动主要针对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起政治教育和动员的作用。破坏行动是第三重要的形式，其意义在于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部门、大资本和大地主进行经济打击。破坏行动的具体行动包括拆毁电网、破坏公路系统、破坏发电站等。选择性歼灭是第四重要的形式，它通过刺杀的手段破坏反动派的国家机器，造成权力真空。《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一文指出“这些行动反对的是已经在人民法庭上被群众直接指控的敌人，或者那些欠下血债死有余辜，从事屠杀、虐待、渗透、间谍等反革命活动的敌人。这些行动实施时没有任何残酷行为，而只是简单和权宜的正义，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武装罢工“是一种所有行动的综合，它必须管理四种战争形式：鼓动和宣传、破坏行动、选择性歼灭和游击战；与此同时，它意味着动员大批群众，这有助于发展新政权的力量、新政权的存在以及对旧政权的质疑和否定。”武装罢工将会影响大批群众，人民战争也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逐渐发展。作为新时代中国的革命者，为了取得武装革命的最终胜利，我们有必要在组织其他革命者与传授各种武装斗争的技术手段的同时，也去学习这些资产阶级军事家们不会教也不会用的，专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方法，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克敌制胜的有力法宝！

总之，建立一支新的人民军队和马列毛主义的军事化共产党，是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的根本前提，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推翻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文化革命的顺利开展，彻底肃清反动思想流毒，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推行，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由于帝国主义掠夺造成的灾难是国际性的，由于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三大基本矛盾中主要的矛盾，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重要。我们要支援和参与到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来，用人民战争阻止帝国主义战争，同他们一起埋葬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者自己。

我们在一个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大国中战斗。这要求革命派必须真正掌握马列毛主义并运用到革命实践中，这要求革命派必须组织起来并实现大联合，这要求我们必须把同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矛盾作为革命的主要矛盾，牢牢把握革命的大方向，重建马列毛主义的军事化共产党。“所有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先进分子都需要接受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建设革命组织，开展双线斗争，把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没有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只是为了让本国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以便从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同时仍然依赖帝国主义，或改变宗主国。”“关键不仅仅是发动武装斗争。问题的核心是人民战争、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全世界革命人民必须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接受马列毛主义，重建马列毛主义的军事化共产党，推动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诞生，在马列毛主义军事化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持久人民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并巩固革命的新政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团结在马列毛主义的旗帜下！

打倒美帝国主义、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俄罗斯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打倒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

重建军事化共产党！用人民战争粉碎帝国主义战争！

革命新闻评论 NEWS

革命斗争新闻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国际新闻

1.印度人民战争进展
https://anovademocracia.com.br/noticias/17945-india-noticias-da-guerra-popular
2.巴拿马群众造反，抗议物价飞涨
3.阿根廷群众抗议贫困、失业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
4.德国码头工人大罢工
5.英国铁路工人再次大罢工
6.巴勒斯坦群众抗议美帝头子拜登

国内新闻

1.中修法西斯警察残酷镇压河南讨要存款群众
2.各地烂尾楼业主群众停止还贷
3.沈阳新冠检测员罢工

中国:煤矿塌陷致十名工人死亡

《新民主》报:煤矿工人面临剥削，工作条件违法，危险频繁。

西北甘肃省白阴市一座煤矿坍塌，造成10名工人死亡，7人受伤。7月23日当地时间上午11点15分左右发生崩塌。幸存的工人说，他们在山崩时走过矿井，压着工人和他们的车辆。目前还没有关于该公司的信息被公布。

矿工死亡在中国比较普遍，主要原因是劳动者受到严重剥削，健康和安全法规薄弱。2021年1月，山东省七夏市Hushan矿发生事故，造成10名工人死亡。同年9月，西北青海省有19名工人遇害。2022年3月，22名工人死于中国西南吉祖省的煤矿。

中国60 %的电力是由煤炭发电的。2022年，中国法西斯国家责令国内生产者将其生产能力提高到每年3亿吨。2021年底，国内爆发能源危机，政府指示企业“尽可能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矿工不断面临最大限度的剥削和极端危险的工作条件。

社会帝国主义对工人的死亡负有责任

为了逃脱采矿部门工人死亡的责任，中国社会法西斯国家声称，这些事故中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非法采矿中。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合法场所工人的高死亡率，例如最近巴彦矿事件。还有广泛报道称，中国社会法西斯国家本身通过腐败和贿赂参与非法采矿场所。

中国经常发生涉及政府官员的非法采矿案件，如青海省副省长文国东的案件，他在2009年至2020年期间从建筑集团、矿业公司和商人那里收受了1 600多万美元贿赂。同样，郑钟成少校的案件也是如此，他因煤炭开采部门的腐败行为而得到了7.86亿卢比左右的贿赂。

这些涉及贿赂中国政府成员的腐败案件的发生，是为了防止非法场所受到检查，甚至是为了偏袒某些公司。他们付钱给政客以获得他们的煤炭开采或加工项目批准或迁移到更好的开采地点。

许多政客甚至直接从公司的利润中获利，而政客们也是大富豪，他们要么是在采矿公司任职，要么是在该部门投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除了工厂运作中的腐败行为外，还有大量采矿巨头藏匿尸体和篡改或销毁工业事故证据的案件。2005年山西省佳佳浦煤矿事故就是这样，在这次爆炸中丧生的39名工人中，17人的尸体被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以掩盖实际死亡人数。2010年，在炸死26名工人的甲烷气体爆炸中，有4具尸体被矿务局局长藏在一个乱葬坑里。

这远非个案，正如反动头子习近平试图用他的“反腐败”来断言的那样，这种通过剥削和杀害工人而积累的暴利的惊人景象，是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持续腐败的前提。这种现实情况自1976年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逮捕并杀害了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最进步的部分，开始了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一直在发展。随着复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6)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有企业，变成了中国垄断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工具，他们利用其在中国法西斯国家的地位，投资于垄断资本家的国有企业为自己谋取利益。

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挑衅，促使世界战争般的紧张局势升级

《新民主》报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抵达亚洲的台湾岛，拜访台湾地区政府。这次访问持续了大约20个小时，包括关于经济和安全的讨论以及与亲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自由主义活动分子的会晤，被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中国政府认为是对其岛屿领土主权的直接挑战，并加剧了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中国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帝国主义紧张关系。作为对美帝国主义挑衅的回应，中国在太平洋举行了为期六天的军事演习，颁布了定期军事演习的法令，发布了一份关于其对台湾立场的新文件，并对台湾实施了经济制裁。

南希·佩洛西的访问原定于4月，当时社会帝国主义中国的主席、修正主义领导人习近平已经警告说，如果美国代表访问这个岛屿，这个亚洲国家将会采取什么态度。当月，佩洛西的访问被推迟，理由是这位女议员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

现在，在8月，佩洛西的访问发生了。在她逗留台湾期间，这位反动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会见了台湾反动政府中的知名人士，包括岛内“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立法委员蔡其昌。佩洛西拜访了达赖喇嘛的西藏宗教基金会的代表，一个与达赖喇嘛的反动人物有联系的组织，以及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其他反动的自由主义活动家，他们都反对中国的社会法西斯制度。反动的美国帝国主义代表说，她讨论了诸如台湾的军事安全和两国的经济关系等问题，主要是在技术领域。

关于军事问题，佩洛西表示，这次访问旨在明确美国国会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保护台湾的利益。佩洛西的这一声明是在拜登5月访问亚洲期间表示美国将愿意使用武力保卫该岛的几个月后做出的。

在经济方面，美帝国主义的代表宣布支持增加两国之间的商业关系，并说“科学和芯片法”应该加强两国的经济。该法律是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最近通过的一项立法法案，旨在刺激国内半导体、电子材料以及计算机、手机和汽车的生产，这是各种军事设备运行的基础。目前，台湾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2022年上半年，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负责生产全球54%的芯片。拜登在5月份的访问中也提到了亚洲大陆的技术发展问题，他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会议上谈到了5G的发展。

技术领域一直是美国佬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之间争论的主要舞台。近年来，美帝国主义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生产能力，削弱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最近宣布有可能开始生产7纳米半导体芯片)。这是一种升级，因为针对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贸易封锁已经持续了多年，现在助长了更多旨在破坏地区稳定的骚乱和挑衅。

美国军方为佩洛西的访问做好了准备

8月2日，美军将4艘军舰移入台湾以东海域。这些船只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导弹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和一艘两栖攻击舰。

美国军方的这一军事部署与军方在7月下旬所声明的方向相反，当时军方告诉反动的美国总统拜登，它认为佩洛西访问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虽然军方在他们的言论中反对这次访问，实际情况是他们正利用这次访问作为借口，加强佩洛西制造的挑衅，进一步加剧帝国主义之间的侵略。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挑衅下进行军事演习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佩洛西离开台湾后，于8月4日开始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最初计划于周日结束的测试在周日被延长，增加了五项测试。在8月9日，台湾以自己的军事行动回应中国的演习，导致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好战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在演习的第一天，中国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导弹越过台湾，落入日本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第二天，在台湾海峡发现68架中国战机，其中49架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在演习的第三天，已经发现了14艘中国船只和20架飞机。20架飞机中，有14架越过了“中间线”，这是美帝国主义为划分台湾海峡“台湾部分”和“中国部分”而设立的一条假想线。当地时间周日下午5点，在台湾海峡发现了66架战机和14艘中国船只。

8月9日，台湾在军事演习中调集了数百名士兵和炮弹（火炮）并发射了带有实弹的照明弹和大炮。该岛在台湾海峡也有船只。演习计划于 8月11日重复进行。

8月10日，社会法西斯国家中国对美帝国主义挑衅的反应升级，宣布其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将不再是零星的演习，而是在台湾附近的“常规”演习。

中国在关于台湾的新文件中改变了政策

除了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之外，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一份名为“台湾问题和新时代的中国统一”的关于台湾的修正主义政府新文件中改变了政策。“新时代”一词通常被用来指社会法西斯习近平政府。这份新文件是第三份关于台湾的“白皮书”(指社会法西斯中国就具体政策问题发布的文件)。第一部于1993年发行，第二部于2000年发行。

在中国武装部队进行军事演习后发布的这份新报告称，中国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留下任何余地，虽然它将致力于“和平统一”，但它不会放弃“使用武力”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实现重新统一台湾的的目标。该报告指出，除了鼓吹分裂主义活动之外，这些态度是为了“保护”中国国家不受“外来干涉”，显然是指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同一文件还声明，一旦领土统一，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将不再保留向台湾派兵的权利。在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发布的旧报告中，修正主义政府声明，一旦台湾重新并入大陆，它将不会向台湾领土派遣军队或行政人员，以便给予该岛更大的自治权。

中国垄断资产阶级是分裂的

台湾最近发生的事件，证明除了美帝国主义与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之间存在斗争外，中修社会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派别和权力集团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今天，在修正主义国家中，有一小部分支持官僚国家干预经济以复制其资本并押注于修正主义和社会法西斯政权，而另一部分则支持开放国家，让外国资本更深入地渗透，向帝国主义金融寡头开放经济，同时向“自由主义”类型的政治开放（沿着“西方民主”的路线，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更隐蔽的形式）。

这场中国统治阶级的派系与权力集团之间的斗争，也牵涉到台湾的中国垄断资产阶级。 1949年当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具有无产阶级路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广大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时候，中国的各部分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特别是以国民党(在中国革命期间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法西斯政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逃到了台湾岛。一登上台湾岛，蒋介石就试图宣布台湾是真正的“中华民国”，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军事政权。

27年后的1976年，在中国，修正主义者邓小平及其集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政变，导致数名革命党干部被捕和被暗杀，中国共产党转变为一个法西斯政党，并开始了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邓小平政变三年后，“台湾关系法”被签署，美帝国主义将不再承认台湾为“中华民国”，并将放弃与台湾的官方外交关系(尽管实际上仍保持着这种关系)。然而，根据法律，美帝国主义可以在台湾领土受到侵略的情况下保卫台湾。这一法律的签署是在邓小平及其集团采取了更大的屈从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立场，并与它在对抗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战斗和勾结关系中行动，对越南进行军事远征之后。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在经济“自由化”政策的主导下进行的，创建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工人合同制，结束了农村人民公社，推进了非国有资本主义财产。

在这个十年结束时，中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社团主义者反对占主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在国内发起了一场“反自由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来自中国非国家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主张建立多党议会国家(“西方民主”或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主义”支持者的各种个人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社团主义者的迫害。

然而，1992年，邓小平暂时击败了反对“自由化”的一小部分人，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类似于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制度，并再次发展了中国的“自由化”，对工业和服务部门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并对帝国主义更加开放。反过来，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垄断联系最紧密的那一部分人则通过占有土地资源和社会帝国主义经济中最重要和最有利可图的部门来进行抵抗。

近年来，习近平不仅充当了在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拥有更大霸权的修正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国家部分的代表，而且还试图协调和调和不同部分的利益。因此，一方面，它为国家的社会帝国主义官僚垄断和各种大型企业的“国有化”提供了更大的支持(如保险机构安邦，2018年被中国保险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化)。2020年，44家科技公司被“国有化”，仅在2020年7月，就有4家保险公司、两家信贷公司和两家证券公司被国有化。

在这两个特点之外，又增加了对为自己眼前利益而斗争的广大人民的镇压，以及对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镇压。

另一方面，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王秀文不断为自由市场辩护。2021年，中国提交了加入跨太平洋透明度全面进步协定的申请，这是一个自由市场促进组织，目前有11个国家参加(秘鲁、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越南和新加坡)。“国家将承诺在市场准入领域更加开放，并通过提供更多有商业利益的市场准入机会，打算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分享市场开放的红利。中国将以实际行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王秀文对中国政府新闻垄断机构《中国日报》表示。在同一个新闻垄断的故事中，声明中国将采取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与世贸组织接触。

美帝国主义急于破坏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发展，通过其“一带一路”或“新丝绸之路”计划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利用中国统治阶级的权力部分和集团之间的斗争，并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其例证。它的目的是，通过施加外部压力，加剧和加深中国垄断资产阶级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动摇修正主义政权，并通过把反动的民主派的霸权主义强加于中国国家，使中国国家破产，就像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一样。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阻止

在美帝国主义进行挑衅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发现自己深陷于经济和军事危机之中，这给它的解决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障碍。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正面临着极其减速的GDP增长(2022年第一季度，该国GDP增长0.4%；2021年同期，增长率为18.3%)，工业生产低，房地产系统出现严重危机(由大规模金融投机、未完成的房地产项目和违约造成)，该国存在房地产泡沫爆炸的风险，金融系统受到极大威胁，因为该国的金融系统和房地产系统密切相关。

在军事领域，中国需要发展进攻能力，并将其防线延伸到中国大陆境外，以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如果不引起美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而这个亚洲国家发现自己无法维持下去，尤其是考虑到经济危机的时候。

就美帝国主义来说，无论它在挑衅和战争紧张局势的升级方面可能有多大进展，它都不能也不适宜在目前战略平衡的时刻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为了巩固自己作为唯一超级霸权的地位，削弱其他大国和核超级大国俄罗斯，除了试图破坏其对手政权的稳定之外，还在这些大国或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内扩张。中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2022年8月20日反帝国主义组织国际会议决议

我们，作为2022年8月20日举行的反帝国主义组织国际会议的组织和参加组织，同意:

(一)继续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国主义组织的工作，为此，我们正在成立筹备委员会，以《让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统一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再向前迈进一步》的讨论为基础，提出建立共同的政治和组织平台的建议。我们已经举行了会议，将在今年年底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

(二)继续和加强我们的努力，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帝国主义力量建立原则性的团结，并努力促进尽可能广泛地参加我们的第二次会议。

(三)在所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这场运动#DrSernasPresentaciónConVida，尤其要根据墨西哥“人民之流”(People’s Current Sol Rojo)同志的号召，在8月30日大力动员我们的力量。我们还谴责旧墨西哥国家、其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准军事组织和毒枭的种族灭绝政策，他们注意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反动补充，其头目是愤世嫉俗和蛊惑人心的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他是对墨西哥人民进行野蛮和野蛮战争的主要政治责任。我们已经就如何加强对墨西哥民主革命力量的国际支持作出了一些初步决定，这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我们呼吁世界上所有反帝国主义者采取明确立场，谴责MORENA政权的罪行，该政权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四) 9月13日至19日期间，在旧印度国家大使馆等地采取行动，响应6月5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呼吁，提出其中提到的11项要求。

(五) 全面增加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进行的人民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的宣传和行动，大力反对把人民的正义斗争称为“恐怖主义”的反动骗局、谎言和造谣运动。真正的恐怖分子是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其中最大的是美帝国主义。

我们的会议是重要的第一步，特别是我们在巴西、土耳其和智利等国的同志发出的信息，以及最重要的是，来自墨西哥同志的非常具有说明意义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报告，对讨论和辩论的发展具有非常丰硕的成果，并非常具体地证明了我们，不同大陆和不同国家的反帝国主义者如何在思想和行动上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我们以前没有联系过的个人和组织向会议发来的贺电，这是反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团结起来的一个信号。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非常渴望继续下去。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好的，我们邀请各国的同志和我们一起走。

团结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从地球上消灭掉!

在反帝战线建设中前进!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

原著与理论文章选读

《社会主义与战争》(一)

列宁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1915年的战争

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

社会党人一向谴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任何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却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由于帮助破坏了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了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而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对目前这场战争，必须研究它的历史特点。

近代战争的历史类型

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那时起到巴黎公社为止，从1789年起到1781年为止，战争的类型之一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换句话说，这些战争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在于推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因此这些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一切正直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以及一切社会党人，总是希望对推翻或摧毁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的极端有害的基础起了促进作用的那个国家（即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例如，在法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有过法国人掠夺和侵占他国领土的因素，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些战争破坏或震撼了整个旧农奴制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在普法战争中，德国掠夺过法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次战争的根本历史意义，因为这次战争使数千万德国人民摆脱了封建割据状态，摆脱了俄国沙皇和拿破仑第三这两个专制君主的压迫。

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的区别

1789—1871年这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和革命的回忆。在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以前，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发展。社会党人就这种时代的战争所说的“防御性”战争的合理性，一向就是指这些目标，即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社会党人所说的“防御性”战争，向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正义的”战争（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就用过这个用语）。社会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性”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正义的。譬如说，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这些战争就都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而不管是谁首先发动进攻。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但是假定说，一个拥有100个奴隶的奴隶主，为了更“公平地”重分奴隶，而和一个拥有200个奴隶的奴隶主开战。显然，在这种场合使用“防御性”战争或“保卫祖国”的概念，从历史上说是一种伪造，实际上不过是狡猾的奴隶主对平民百姓、小市民和愚昧无知的人的欺骗。现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当前这场奴隶主之间为巩固和加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中，就是这样利用“民族”观念和保卫祖国的概念来欺骗人民的。

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

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目前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一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人们所歪曲，他们不是单方面地加以运用，就是寻找借口说这场战争还可能具有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意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过去，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现在，旧的民族国家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紧紧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场所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向所代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了。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最大的奴隶主之间为保存和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为了说明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把所谓“大”国（即在大规模的掠夺中卓有成效者）瓜分世界的一些确切数字列举如下：

(表格省略)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789—1871年间大多曾率领其他民族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民族，今天，在1876年以后，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过度成熟”，已经变为全球大多数居民和民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从1876年起到1914年止，6个“大”国抢占了2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抢占了比整个欧洲大一倍半的面积！6个大国奴役着5亿以上（52300万）的殖民地居民。这些“大”国平均每4个人奴役着“它们的”殖民地的5个居民。同时大家知道，殖民地是用火与剑抢夺来的，殖民地居民受着野蛮的虐待，他们遭受着各式各样的剥削（如资本输出、租借等、商品销售中的欺骗行径、对“统治”民族当局的强制服从，等等）。英法资产阶级欺骗人民说，他们是为了各民族和比利时的自由而战，实际上他们是为了保存他们抢夺来的大量殖民地而战。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肯把自己的殖民地“公平合理地”分给德国帝国主义者一些，德国帝国主义者就会立刻退出比利时等地。目前形势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殖民地的命运取决于大陆上的战争。从资产阶级的公平和民族自由（或民族生存权）的观点来看，德国反对英国和法国无疑是对的，因为它殖民地“分得少”，它的敌人所压迫的民族比它所压迫的要多得多，而在它的盟友奥地利那里，被压迫的斯拉夫人享有的自由无疑比在沙皇俄国这个名副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里享有的自由多些。但是德国本身并不是在为解放其他民族，而是在为压迫其他民族而战。社会党人决不应当帮助一个较年轻较强壮的强盗（德国）去抢劫那些较老的因吃得过多而撑坏了肚子的强盗。社会党人应当利用强盗之间的斗争，去把他们统统打倒。为此，社会党人应当首先向人民说明真相，也就是说，指出这场战争从三种意义上说是奴隶主为巩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这是一场要通过更“公平地”瓜分从而更“和睦地”剥削殖民地来加强对殖民地的奴役的战争；第二，这是一场要在“大”国国内巩固对异族的压迫的战争，因为无论奥地利或俄国（俄国比奥地利要厉害得多，糟糕得多）都是专靠这种压迫来维持，并且靠战争来加强这种压迫的；第三，这是一场要巩固雇佣奴隶制并延长其寿命的战争，因为无产阶级已被分裂，已被压制下去，资本家则得到各种好处：发战争财，煽起民族偏见，强化反动势力，——目前这种反动势力在一切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制最完善的国家里也开始抬头了。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手段〉的继续”

这是论述军事问题最深刻的著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公正地把这一论点看作考察任何一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

用这个观点来考察当前这场战争就会看到，英、法、德、意、奥、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几十年来，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推行掠夺殖民地、压迫其他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的政治。当前这场战争所继续的，正是这种政治，也只能是这种政治。尤其是在奥地利和俄国，无论平时的政治还是战时的政治都是奴役其他民族，而不是解放其他民族。相反，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附属国里，近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唤起千百万人争取民族生存、摆脱反动“大”国压迫的政治。在这种历史基础上进行的战争，即使在今天也可以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的、民族解放的战争。

只要把目前这场战争看作各“大”国及其国内的主要阶级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就可以立刻看出，那种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可以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的看法是极端反历史的、骗人的和虚伪的。

比利时的例子

三协约国（现在是四协约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俄国是普列汉诺夫及其一伙）最爱援引比利时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他们错了。德帝国主义者无耻地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这和其他交战国随时随地所做的一样，只要需要就践踏一切条约和义务。我们姑且假定，一切愿意遵守国际条约的国家都向德国宣战，要求德国撤出比利时并赔偿它的损失。假如是这样，社会党人当然会站在德国的敌人一边。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三协约国（或四协约国）”并不是为了比利时而进行战争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只有伪君子才会隐瞒这一点。英国正在抢夺德国的殖民地和土耳其，俄国正在抢夺加里西亚和土耳其，法国在力争得到阿尔萨斯－洛林、甚至莱茵河左岸地区；同意大利签订了分赃条约（瓜分阿尔巴尼亚和小亚细亚）；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在进行一笔交易，同样是为了分赃。在各国现在的政府所进行的目前这场战争的条件下，不帮助扼杀奥地利或土耳其等，就不能帮助比利时！这跟“保卫祖国”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正是历史上已经过了时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政府间为压迫其他民族而进行的战争的特点。谁为参加这场战争辩护，谁就是要使帝国主义对各民族的压迫永世长存。谁宣传要利用各国政府目前的困难来为社会革命而斗争，谁就是在维护真正是一切民族的真正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俄国在为什么而战？

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露了身手，但是总的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还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象在俄国那样对国内的多数居民进行这样的压迫：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43％，即不到一半，而其余一切民族都被当作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在俄国的17000万人口中，有近1亿的居民遭受压迫，没有权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是为了夺取加里西亚并彻底扼杀乌克兰人的自由，是为了夺取亚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等地。沙皇政府把这场战争看作是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注意力和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一种手段。现在，俄国平均每两个大俄罗斯人压迫着两三个无权的“异族人”。沙皇政府还力图通过这场战争增加俄国所压迫的民族的数量，巩固对他们的压迫，从而破坏大俄罗斯人本身争取自由的斗争。既然有可能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和掠夺，经济停滞就会持续下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以对“异族人”的半封建的剥削作为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发展生产力。因此，从俄国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就具有特别反动和反民族解放的性质。

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为“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从这一思想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战时放弃阶级斗争，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等等。实际上社会沙文主义者所推行的是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策，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在反对异族压迫这个意义上主张“保卫祖国”，而是维护这些或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复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鬼话，似乎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各民族的自由和生存而进行的，这样他们就投到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了。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间，有人为某一参战大国集团的政府和资产阶级辩护和粉饰，也有人象考茨基那样，认为所有交战大国的社会党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保卫祖国”。社会沙文主义既然实际上是在维护“自己的”（或任何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优越地位、掠夺和暴力，也就完全背叛了一切社会主义信念和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巴塞尔宣言

1912年在巴塞尔一致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宣言，正是指1914年爆发的英德两国及双方现在的盟国之间进行的战争。宣言明确宣布，对于以大国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为基础、“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不能以任何人民的利益作为借口来为它辩护的。宣言明确宣布，战争“对各国政府”（毫无例外）是危险的，指出各国政府都害怕“无产阶级革命”，非常明确地举了1871年公社和1905年10月至12月事件即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例子。因此，巴塞尔宣言正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制定了各国工人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斗争策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巴塞尔宣言重申斯图加特决议的主张，认为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也就是利用战争给各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策，他们用资产阶级解放的观点为这场战争辩护，他们主张“保卫祖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参加内阁等等，等等，是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这种背叛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已经在欧洲的大多数党内取得了胜利。

歪曲地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

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普列汉诺夫为首）援引马克思在1870年的战争中的策略；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伦施、大卫之流一类的人）援引恩格斯1891年的言论：一旦同俄法两国发生战争，德国社会党人有义务保卫祖国；最后，那些想使国际沙文主义调和并合法化的考茨基一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谴责战争，可是从1854—1855年到1870—1871年和1876—1877年，每当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交战的某一方。

凡此种种引证都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就象吉约姆一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一样。1870—1871年的战争，从德国方面来说，在战胜拿破仑第三之前，是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因为拿破仑第三和沙皇一道，多年来一直压迫德国，使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是战争一转变为对法国的掠夺（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决地谴责了德国人。而且在这次战争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赞成拨款，劝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而要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利益。把对这一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和民族解放意义的战争的评价套用到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上来，这是对真理的嘲弄。至于1854—1855年的战争以及19世纪的一切战争，情况就更是如此，因为当时既没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的客观条件，在所有交战国内也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恰恰没有巴塞尔宣言针对大国间的战争据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那些条件。

谁现在只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恰恰是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动和衰亡时代、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就是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

第二国际的破产

1912年，全世界社会党人在巴塞尔庄严宣告，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大战是各国政府“罪恶的”和最反动的行为，它必然引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从而势必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战争爆发了，危机到来了。可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不实行革命的策略，却实行了反动的策略，站到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第二（1889—1914年）国际的破产。我们应当弄清引起这种破产的原因，弄清产生社会沙文主义的原因，以及社会沙文主义的力量从何而来。

社会沙文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在第二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内，每个社会民主党内都进行着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在许多国家里引起了分裂（英国、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深信不疑：机会主义代表着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政策，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着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的利益，而反对无产者群众、被压迫群众的利益。

19世纪末的客观条件特别加强了机会主义的力量，使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了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

战争加速了发展进程，使机会主义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使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秘密联盟变成了公开的联盟。同时军事当局到处实行戒严，压制工人群众，工人群众原来的领袖几乎全部倒向资产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同一个，那就是人数很少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人所捍卫的是自己的特权地位，是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靠掠夺其他民族、靠它的大国优越地位等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的“权利”。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同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如果从总体上来观察一下欧洲国家，如果不是注重个别人物（哪怕是最有威望的人物），那么就可以发现，恰恰是机会主义派别成了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支柱，而从革命者的阵营中几乎到处都比较一贯地发出了对这个派别的抗议。如果以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情况为例，那么就可以发现，国际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国际机会主义当时就已经是拥护帝国主义的了。

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就是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就是分裂国际的革命工人阶级

在过去，在大战以前，机会主义虽然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偏向”和“极端”，但仍然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合法的组成部分。战争表明将来不可能再是这样了。机会主义已经“成熟”，已经充分地起到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特使的作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已成为十足的伪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例子。在一切重要场合（例如8月4日的投票）机会主义者都要提出自己的最后通牒，而实现这种通牒则靠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靠他们在工会理事会等机构里面的多数。现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实际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压迫其他民族和争夺大国特权，就是分裂所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

不管在某些场合同在许多组织中占优势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会多么困难，不管把机会主义者清除出工人政党的过程在各个国家里会多么不同，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将取得成果。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在死亡；正在复兴的社会主义，按照法裔社会党人保尔·果雷的恰当说法，“将是革命的、不调和的和敢于造反的”。

“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投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要求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考茨基主义”的这种根本的虚伪性，在不同的国家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荷兰，罗兰－霍尔斯特虽然拒绝保卫祖国的思想，却坚持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的统一。在俄国，托洛茨基虽然也拒绝这种思想，却同样坚持同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我们的曙光》集团的统一。在罗马尼亚，拉柯夫斯基虽然把机会主义看作国际破产的祸首而向它宣战，同时却又欣然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是合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哥尔特、潘涅库克）曾经称之为“消极的激进主义”的祸害的表现，这种祸害的实质就是在理论上用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对机会主义俯首帖耳或者说软弱无能。

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战争无疑造成了最尖锐的危机，空前加剧了群众的灾难。这场战争的反动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为了以“民族”观念掩饰其掠夺目的而编造出的无耻谎言，这一切在客观的革命形势下正在不可避免地激起群众的革命情绪。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人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情绪，加深和发展这种情绪。能够正确地表达这个任务的只有一个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战时任何彻底的阶级斗争，任何认真执行的“群众行动”的策略，都必然引向这一步。我们无法知道，触发一场强大的革命运动的将是列强之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还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它将发生在战争期间，还是发生在战后，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一贯地和不屈不挠地进行工作。

巴塞尔宣言直接举了巴黎公社即变政府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例子。半个世纪以前，无产阶级力量还太弱，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所有交战国内的革命运动还不能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一部分巴黎工人迷恋于“民族观念”（1792年的传统），这是马克思当时就指出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也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从公社失败以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能够削弱当时革命的那些条件已经消失，在今天，如果一个社会党人甘心拒绝以巴黎公社战士的精神去从事活动，那是不可宽恕的。

战壕联欢的例子

所有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报纸都报道了各交战国士兵甚至在战壕内联欢的事例。军事当局（德国和英国的）所颁布的严禁这种联欢的命令证明，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联欢有重大的意义。既然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中机会主义完全占统治地位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报刊、第二国际的所有权威都支持社会沙文主义的情况下，还能发生联欢的事例，这就向我们表明，只要朝这个方向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哪怕只有所有交战国的左派社会党人进行工作，那么缩短目前这场罪恶的、反动的和奴隶主的战争，组织国际的革命运动，是非常可能的。

秘密组织的意义

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场战争中都因其社会沙文主义而出了丑（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一样），其出丑的程度并不亚于机会主义者。这场战争的一个有益的结果无疑是：它将把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齐打垮。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场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拒绝利用哪怕是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但是必须屏弃崇拜合法性的思想。恩格斯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在这里恩格斯正是暗示要进行国内战争，暗示在资产阶级破坏合法性以后我们必须破坏合法性。危机表明，在所有的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在破坏合法性，因此不建立秘密组织来宣传、讨论、评价和准备各种革命斗争手段，就不能把群众引向革命。例如在德国，社会党人所做的一切堂堂正正的事情，都是违背卑鄙的机会主义和伪善的“考茨基主义”的意愿的，而且都是秘密进行的。在英国，印发号召人们不去参军的传单，就要被送去服苦役。

认为当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可以否认秘密的宣传方式，可以在合法报刊上嘲笑这些方式，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主张自己的政府在这场战争中胜利的人和主张“不胜不败”口号的人，同样都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资产者相信由各国政府发动的战争也必定会作为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告终，并且希望能这样。只有他们才会认为，要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都主张所有“自己的”政府失败的想法，是“可笑的”和“荒谬的”。其实，正是这种主张才符合每个觉悟工人内心的想法，符合我们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进行的活动的要求。

毫无疑问，一部分英国、德国和俄国的社会党人所进行的认真的反战宣传，“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政府的“军事力量”，但这种宣传正是社会党人的一大功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他们没有别的生路，只有用革命推翻“自己的”政府；他们应当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这些政府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的困难。

关于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

群众要求和平的情绪，往往反映他们已经开始对战争发出抗议，表示愤慨，开始认识到战争的反动性质。利用这种情绪，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他们应当最热情地参加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一切运动和一切游行示威。但是他们不能欺骗人民，不能传布这样一种思想：似乎不进行革命运动也可以实现没有兼并、没有民族压迫、没有掠夺、不含现在的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新战争萌芽的和平。这样欺骗人民，只会有利于各交战国政府的秘密外交和它们的反革命计划。谁希望得到持久的和民主的和平，谁就应该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关于民族自决权

资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用来欺骗人民的一个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用“民族解放”的观念来掩盖战争的掠夺目的。英国人答应给比利时自由，德国人答应给波兰自由，等等。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场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压迫者为巩固和扩大这种压迫而进行的战争。

社会党人不同一切民族压迫作斗争，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因此，他们必须要求各压迫国家（特别是所谓“大”国）的社会民主党承认和维护各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是政治上的自决权，即政治分离权。大国的或拥有殖民地的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不维护这种权利，那就是沙文主义者。

维护这种权利不但不会鼓励形成小国家，相反，这会促使更自由更大胆因而更广泛更普遍地形成更有利于群众和更适合经济发展的大国家和国家联盟。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无条件地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完全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而斗争。主张一个民族同另一民族在法律上分离的思想（鲍威尔和伦纳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反动的思想。

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全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帝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语）无产阶级如果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

毛主席

如何研究战争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它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它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它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捍卫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郑言实

伟大列宁的形象不容歪曲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与世长辞了。

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沉浸在悲痛中，决心以更加顽强的战斗和劳动来弥补因列宁逝世而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成千累万的群众，为了把列宁的事业推向前进，纷纷要求加入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很短的时间里，有二十四万多先进工人被接受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

一月二十六日，列宁的学生，列宁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宣誓遵守和执行列宁的遗训，不遗余力地保卫布尔什维克党的纯洁和统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加强红军；宣誓遵守和执行列宁的遗训，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积极支持西方和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加强苏联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斯大林这个著名演说，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体劳动人民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

同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相反，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却起来攻击列宁，诋毁列宁。他迫不及待地写了《论列宁》、《十月革命的教训》等著作，肆意伪造历史，歪曲列宁形象，一面无耻地自我吹嘘，把功劳归于自己，一面恶毒地破坏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威信，把错误推给别人。

揭穿托洛茨基对历史的担造，保卫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这个光荣任务落到了斯大林和他的战友的肩上。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斯大林作了《论列守》的演说，十一月，斯大林作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一一揭穿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吹嘘和捏造。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就独自想出了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制订的路线，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斯大林说，胡讲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是极其荒唐的，是把“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事实上，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刚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就认为必须和托洛茨基划清界线，曾经几度声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毫无共同之处。

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说，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处于地下状态，曾经犯过错误，不是起义的领导者，十月革命的唯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托洛茨基。

斯大林驳斥了这种奇谈怪论，指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只是执行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决不是什么十月革命的唯一的领导者和“中心人物”。斯大林说：“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现在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领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而在国内战争时期则是使战争获得胜利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组织者。

斯大林说，真正的革命者，不仅在革命胜利起义时期应当表现勇敢，而且在革命退却时期也应当表现勇敢。但是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即在革命暂时失利时期，却张皇失措、畏缩退却了。在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正是抵制了托洛茨基的作战计划，才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反革命叛乱。

托洛茨基在他所著的《论列宁》一书中，阴险地把列宁描述成为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重要问题的官吏，描述成为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

斯大林根据列宁伟大的一生，驳斥了这种卑鄙的捏造。他说：“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体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地决定问题。”“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谨慎的，他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地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深湛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

斯大林彻底驳斥了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诬蔑，并且在自己的演说《论列宁》中，把天才革命家列宁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刻划了出来。

斯大林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指出：

列宁“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列宁在斗争中遭到暂时失利的时候，决不灰心，而是精神百倍地鼓舞自己的同志去作新的战斗，争取胜利。列宁处于胜利者的地位的时候，决不骄傲，而是更加冷静地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为巩固胜利和彻底消灭敌人而斗争。 列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决不随波逐流。当俄国党内的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猖獗的时候，虽然跟随列宁的只是少数，但是他仍然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逆流而进。“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正因为列宁坚持了革命原则，他就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把多数争到自己这方面来，在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了胜利者。

列宁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能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像鱼在水里一样。’因此，列宁的策略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宁的革命计划是‘出奇的’大胆。”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之所以诬蔑列宁，自我吹嘘，是为了反对列宁主义，偷运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说：“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的’（不要笑！）思想体系。”由于列宁主义享有崇高的威信，托洛茨基不敢公开反对列宁主义，“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

托洛茨基为列宁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定义：“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斯大林在嘲笑这个所谓“定义”时说：“把列宁主义看做‘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这岂不是又新鲜，又奇特，又深奥。你们懂得一点什么了吧？（笑声）这些话都很漂亮，很像音乐，还可以说，甚至很雄壮。只是缺少一点‘小东西’：简单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宁主义定义。”

托洛茨基还散布一种谎言：列宁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才产生的，在这以前，如果说有什么列宁主义的话，那它也是不正确的；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由于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实现了“思想上的改造”，列宁主义才变得正确了。

托洛茨基诬蔑列宁主义的谬论，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附和。一九二五年，他们公开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列宁主义。季诺维也夫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定义，也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产生的，并且把列宁主义说成是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只适用于落后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从而否认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

这样，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就摆着一个任务：保卫列宁主义，阐明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教育广大党员特别是新党员，从思想上埋葬托洛茨基主义。 同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虽然已被列宁粉碎，但是它的阴魂不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许多年轻的共产党队伍中，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必须继续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各国共产党，以便把各国的革命斗争推向前进。

适应这些需要，斯大林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一九二四年四月，斯大林作了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以后，斯大林陆续写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有力地捍卫了列宁主义，论证了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国际意义，总结了列宁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许多新贡献。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为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斯大林又说：“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

斯大林在阐述列宁主义的定义时指出：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不同，列宁战斗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革命爆发的条件日益成熟；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它们之间的斗争使它们互相削弱。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帝国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里，列宁总结了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的条件，揭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颠扑不破的真理，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列宁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而不仅仅具有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俄国一国的意义。”“我所说的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件具有国际性，或者说，这些事件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应该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这样的国际意义。”斯大林根据列宁的这个论断说：“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

列宁主义以俄国为策源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时代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并且，当时只有俄国才有解决这些矛盾的现实力量，那里掀起了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它拥有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军。因此，当时的俄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革命中心的发展变化，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只能产生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当中。斯大林指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革命运动的中心在德国，因此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二十世纪初，革命运动的中心转向俄国，因此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说：“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绣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预备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预备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战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对第二国际的肮脏马厩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正是在这个斗争中，列宁复活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斯大林透彻地阐明了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作的新贡献。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那些葬送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根本对立的。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不顾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说什么在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不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国家，就不能够而且不应当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驳斥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证明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由于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已经成熟到了爆发革命的程度，因此，这个体系中个别国家工业不够发达，无产阶级不占人口多数，就不能成为进行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具有高度觉悟的革命无产阶级，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能够而且应当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斯大林着重指出：“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几、农民占百分之几等等的地方被突破。”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仍然不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接连不断地爆发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那末，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这是托洛茨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内容。

斯大林指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由于帝国主义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由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个别国家内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胜利，证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新原理的正确性，宣告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论”的破产，宣告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破产。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这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座万里长城，隔着一个长达几十年的间歇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本主义将繁荣发展，而无产阶级则应当忍受剥削。托洛茨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界限，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抛开农民，由无产阶级匹马单枪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造谣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观点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是一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又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指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斯大林又指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诬蔑相反，正是列宁发展了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抛弃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一九○五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就明确地阐述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把民主革命看做革命的第一阶段，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革命的第二阶段，主张尽快地走完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否认农民的革命性，主张越过革命的第一阶段，主张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实际上就是取消革命。这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毫无共同之处。托洛茨基只是窃取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词句，而“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斯大林说：“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既然根本不想引导群众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也就不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的问题。他们轻蔑地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抹杀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在这些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斯大林曾经多次指出：各国劳动农民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支伟大的直接同盟军。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在国内必须同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在国外必须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斯大林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他又说：“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末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承认不承认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分水岭。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制范围内，依靠和平的议会斗争，来更换内阁。他们宣称，不必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能实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斯大林批判了这种谬论，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使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即无产阶级去执掌政权，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他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

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财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斯大林强调指出，列宁一向反对模糊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政权。他引证了列宁的这段名言：“那个夺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是在意识到它是独自夺取政治统治时夺得了这个统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内容。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夺取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全民视为神圣的’政权的空话来自欺欺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

季诺维也夫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性质，胡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领导的政权。斯大林批驳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它的阶级性质、纲领、任务来看，都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条件下，这个无产阶级独裁表现于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这个政党不与也不能与其他力量或共他政党分掌国家生活的领导权。”

同时，斯大林又批驳了托洛茨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的谬论。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和农民劳动群众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才能确立并贯彻到底。”

斯大林还深刻地论述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原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必须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会进行拼命的反抗，以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国内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具有牢固的联系，而国际资本总是力图破坏和扼杀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列宁的这些科学分析，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取得政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出于许多原因，在长时期内还此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

斯大林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主要有：“打破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层”，“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

要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需要很长的时间。斯大林说：“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在这整个历史时代中，无产阶级专政会经历各个不同的时期。但是，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一任务或某一方面抽出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的唯一的特征，如果这样，就是歪曲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根据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写道：“在国内战争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暴力方面。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不进行任何建设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和平工作、组织工作、文化工作、革命法制等等。可是同样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建设时期专政的暴力方面已经消失或可能消失。现在，在建设时期中，也像在国内战争时期一样，镇压机关、军队和其他组织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机关，专政就不可能稍微有保证地进行建设工作。”

斯大林就是这样明确地阐明了列宁主义关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

应当有一个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建立一个与“左”右倾机会主义彻底决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

被机会主义所统治的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拒绝率领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事实上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无产阶级容忍这样的党作领导，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就会使自己的斗争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

俄国的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根本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经济派的继承者孟什维克，力图缩小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主张建立一个没有定型的、成分复杂的、涣散的党。孟什维克中的许多人后来堕落成为取消派，公开抛弃党的革命纲领，主张取消党。而托洛茨基则是取消派的热烈拥护者，同取消派勾结在一起成文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八月联盟。托洛茨基一贯力图按照托洛茨基主义来建党，力图把党变成为脱离群众的宗派组织。他反对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要求党允许机会主义派别有活动的自由。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同俄国经济派、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建立和巩固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赢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建立和保卫住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的丰富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说：“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概括地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党的特点，他指出：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它应当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无产阶级政党唯一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前面，同时又和广大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民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跟、地方服从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把各个组织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当具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纪律，绝不允许存在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和派别组织，要同一切机会主义派别进行坚决的斗争。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当而且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使这些组织按照一个方向，彼此协调地进行工作。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既要镇压制削者，又要教育、改造小商品生产者和巩固无产阶级内部的劳动纪律，既要战胜资产阶级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又要战胜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反抗，要完成这样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无产阶级政党才会消亡。

无产阶级政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里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它如果不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就不能保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就会使自己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就会使自己受到机会主义的宰割而不再成为革命政党。如果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进行破坏活动，“那末我们党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权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在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遗毒的斗争中，在引导布尔什维克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中，在帮助各国共产党人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推进本国革命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在全世界建立或重建军事化的毛主义共产党的必要性》

巴西共产党(红色派)

“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在革命时期，我们必须成立新的组织，反对正企图将革命出卖而使自己容纳到反革命体系的旧的领导人。因此，我们不能再利用群众斗争和组织的旧形式。”
秘鲁共产党，《群众路线》

对在全世界重建共产党和发动人民战争来说，对已经发动了人民战争的各共产党来说，对军事化共产党的认识是一个决定性的和必不可少的需要。对于前者来说，不管是在被压迫国家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都需要建立或重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共产党，以发动人民战争。

在这个时代，如果共产党要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那它就要建设或重建自己，发动革命武装斗争，也就是人民战争——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夺取和捍卫政权的道路和战略——实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迈向光辉的共产主义，其中，军事路线占据总政治路线的中心，军队成为组织的主要形式，动员、政治化、组织和武装群众的主要工具。因此，党的军事化问题与人民战争直接相关。

军事化共产党和革命的三大基本工具的同心建设扫除了如“左翼阵线”与“武装派”、“政治军事组织”的武装修正主义概念，这些修正主义理论否定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另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新修正主义分割和否认新政权和创造新政权的人民战争。要依靠人民战争，扩大它，直到夺取全国政权。

新修正主义把党的中心问题放在哪里？阿瓦基安、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和秘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赦与基本权利运动在哪里集中进攻？反对军事化的党的理论和实践，反对革命工具的同心建设。在政治上，阿瓦基安分割和否定军事路线是总政治路线的中心，随后又想否定党是一切的轴心，革命军队和新国家的轴心。他以此为基础，将它的“具有很大弹性的坚实核心”理论化。同样的，变节者和叛徒普拉昌达则用他的“融合理论”、“多党竞争”和“21 世纪社会主义”这样做。

因此，修正主义者和叛徒巴特拉伊（普拉昌德修正主义的变体）提出了“毛主义党”的必要性：

“……建立必要的机制，确保广大群众监督、干预和控制革命前后的党、军队和国家，防止他们的官僚主义扭曲，保证不断无产阶级化。为此，要在特定的宪法框架内进行多党竞争，这无疑是一种新颖的思想，与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同。此外，关于部署党的一个部门负责群众工作，另一个部门负责管理国家，而不是全党参与国家事务，把责任及时移交给革命接班人，而不是把党和国家的主要权威领导贯穿一生的建议，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主张对于纠正20世纪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固有的弱点和局限性，开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潮，具有重要的作用。”

正如列宁所说，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新修正主义宣扬什么？他们宣扬与同心建设相反的概念，宣扬党与军队和阵线-新国家的分离，宣扬阵线是多党（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是说，要发展为了多党（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必要的党，不要新政权的建设，不要用人民战争夺取和保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

新修正主义在党和建设路线问题上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军事化和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的必要性。他们隐藏在“具有很大弹性的坚实核心”和“多党竞争”公式下，是通过否定它的建设的同心性，否定了共产党对另外两个革命基本工具的绝对领导，转向了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而否定通过人民战争建设新政权，也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需要。

在世界上建立或重建共产党的过程中，三大工具的军事化和同心建设是一个决定因素。这为发动人民战争的伟大飞跃奠定了基础，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至关重要。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许多捍卫人民战争必要性的党，不承担其基本的、战略的和根本的原则，即政权问题。新政权是通过一点点的摧毁旧的反动政权，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是自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开始，经过战略相持阶段，直到战略进攻阶段夺取全国政权。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把军事路线作为一个完整和谐的科学军事学说，也没有把军事路线作为权力的概念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政策，因此，他们否定发展军事化的党和革命三大工具同心建设的必要性。

今天，一些毛主义党和组织——公开宣称他们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但不仅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主要是非武装的斗争阶段和主要是武装斗争阶段（新政权的建设和人民战争）之间，建筑起一堵“中国城墙”。因此，他们最终应用了和平积蓄力量的修正主义理论，偏离了道路，甚至沦为修正主义政党。

这些右派立场声称要捍卫军事化的必要性，但就像已知的修正主义者那样，他们认为，在发动武装斗争之前，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活动必须是主要合法的，只有在所谓的“发动武装斗争”之后，这个党才能进入地下，“进行军事化”。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

一个没有结构的、不是作为一个秘密党行动的“党”，怎么能在“革命暴力”中教育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敌人眼皮子低下和出手可及之处”保持它的所有行动？这样一个锻造领导者、干部和战士，以释放革命暴力，发动人民战争，去领导人民战争的党，能同时进行主要是完全合法的活动吗？在被压迫者斗争的历史经验中，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何时何地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呢？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例子，相反，这是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复出现的道路。

正如贡萨罗主席指出的那样，秘密工作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它与我们的构想和革命有关，革命的任务是夺取和保卫政权。正是我们工作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形式，新的形式能够武装革命组织，使之优于反革命组织。

贡萨罗主席教导我们：

“简言之，根据历史需要，这是为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战斗，为破坏旧国家，建立新国家而战斗。这或多或少都需要秘密工作。”

鉴于共产党就是要夺取政权，秘密工作也就成为一个原则问题。一旦这一原则被抛弃，革命的旗帜就实际上被抛弃了，正如贡萨罗主席所指出的它的必要性：

“秘密工作的本质是高举革命旗帜，它是为了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反潮流，是为了夺取和保卫政权而不屈不挠地斗争，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在共产主义道路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为保持与斗争形式相结合的组织形式服务，允许领袖和恰当的领导方式的发展……为政治领导层面的组织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增长服务，政治领导层面是指在完成政治任务的层面上，政治领导要建立在党的、总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的目标之上；它同工作作风有关，同这些秘密工作形式本身如何使我们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有关，从本质上讲，就是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根据群众的利益，组织各种形式的斗争，就是联系群众，这就是为什么要产生组织形式‘X’；这时的我们能够与群众一起战斗，一起前进，或者必要时与他们一起转移，允许我们处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党的问题，也就是说，使得我们从党的整个角度出发，保证任务的完成。”

所谓的“冷积累力量”形式，虽然披上了“毛主义”、“人民战争”等冠冕堂皇的话语，但只能发展为不同类型的需求主义、阵线主义、经济主义，这些理论企图为其顺从资产阶级合法性辩护。没有围绕枪杆子的建设或重建，即作为军事化的党和武装斗争（虽然是现阶段的次要斗争形式），共产党人必然会陷入冷积累的理论，陷入修正主义的组织、方法和作风。

贡萨罗主席曾警告说，为武装斗争准备数年的各党，在发动武装斗争时就分裂和投降了。这个问题是在世界范围内重建各共产党的每一个进程的试金石。国际共运中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全世界重建各党。
共产党只能通过行动，主要是武装行动来实现军事化。然后，它的发展和锻造就依赖于这个事实，作为一个秘密党——把公开、合法的工作与非法、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对反动派是秘密的，对群众则不是这样，通过武装斗争（从最基本的形式和最细小的形式，发展到更精详尽和复杂的形式）教育群众革命暴力。这对被压迫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必需的。正如秘鲁共产党再次强有力地断言：“必须在人民战争中对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理论和实践的教育，因为在刺刀的和平中教育群众就是让群众继续遭到屠杀。”

在所有的国家中，在由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的普遍有效的贡献所领导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扫除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而崩溃的时代，阶级斗争只能通过暴力发展，这是世界范围内和每一个具体案例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矛盾的一部分。遵循着这条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所有将战争与政治分开的人总是陷入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列宁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总是说“战争是政治的其他手段的延续。”毛主席教导我们：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毛主席进一步教导我们：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在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在中国革命时期，毛主席说政治只能由拥有军队的人来进行。这是一个普遍有效的真理。

让我们看看秘鲁共产党《群众路线》怎么展现给我们：

“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组织的主要形式是武装力量；战争爆发前，一切斗争和组织都必须为准备战争服务，一旦战争发动，就必须为发展战争服务……我们必须在人民战争和为了人民战争进行群众工作。”

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武装斗争是不论何处的各敌对阶级间斗争发展的一种永久形式，因为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个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斗争的时代，有组织的反动派的武装力量与无武装的群众的无组织力量之间斗争的时代。因此，在反对武装的反动政权的斗争中，一切都取决于共产党围绕枪杆子的建立和重建自身（视情况而定），从开始的第一天就担负起武装和战斗的任务，领导群众的武装斗争，在建立或重建的任何一个阶段，它是次要的斗争形式，然后，在共产党建立/重建完成之后，武装斗争成为了主要的斗争形式，支队和排是主要的组织形式。简言之，共产党通过进行战争而学会进行战争。

随着共产党的建立/重建和人民军队的发动，革命军队在其早期建设，就成为了党进行群众工作，为夺取和保卫新政权而动员群众、政治化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主要工具。

从这一认识出发，建立/重建共产党和发动新的人民战争的关键问题得到了解决：优先应用军事路线的需要，即发展革命武装斗争，即使它还不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同时进行共产党的建立/重建，这是革命工具的同心建设和发动人民战争的准备。

共产党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军事化，这些行动主要是四种军事行动（武装宣传、破坏、选择性歼灭和游击战），但也有阶级斗争的其他行动。但要强调的是，这些军事行动是党的军事化的主要内容，其他行动服从于这些军事行动，应该为之服务。争取需求的斗争是重要的，但是争取政权的斗争是主要的：

“党的军事化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具体行动、军事性质的具体行动来进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进行各种专门的军事行动（游击行动、破坏、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与鼓动），但是，我们必须主要进行这些形式的斗争，以便用事实向他们灌输，来鼓励和发展阶级斗争，这类行动是人民战争的主要斗争形式。”

在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在被压迫国家，难道我们没有足够多的群众自发武装行动，特别是青年和无产阶级的最底层，以及被压迫国家的农民自发武装行动的例子吗？对这些党来说，伟大的列宁的建议仍然有效：“我吃惊地看到，确实是吃惊地看到，谈论炸弹已半年有余，却连一颗炸弹也没有制造出来！……先生们，到青年中去吧！这是唯一的万应灵药。不然你们真要误事了（根据一切情况我看是这样）……马上在各个地方，在大学生中、特别是在工人中以及其他人中成立战斗义勇队。让3到10人以至30人等等等的战斗队立即组织起来。让他们立即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用左轮手枪、用刀、用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等等武装起来。让这些战斗队马上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且尽可能同彼得堡委员会战斗委员会联系。……不必要求一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对武装起义来说是荒谬绝伦的要求。不要放弃同每个小组联系，哪怕它只有3个人，唯一的条件是它能安全地避开警察，并且决心和沙皇军队作战。让那些愿意加入的小组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或者靠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样非常好；但是我坚决认为要求这样做是错误的。”

正如列宁所断言的，一支开始时基本没有武器的军队——人民游击军——是一支能够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新型军队。

总的来说，人民游击军完成了三项任务，这与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相对应：（1）战斗任务，破坏旧政权，包围和支持新政权；（2）为革命而动员群众，这项任务是根据革命统一战线/新政权的建设需要创造红色组织。新政权的主要形式是支持性根据地中农村的人民委员会（公开或非公开），以及日益增长的革命群众组织，它们在城市中为战略进攻阶段的总起义做准备，为远景中的新政权进行建设；（3）生产任务，目的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在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中，作为新政权的一部分，不成为群众的负担。因此，党的群众工作是通过军队进行的。

三大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被概括为：党的每个成员首先都是共产主义者，主要是战斗人员和管理者，代表了党内的三大工具建设，党是一切事物的轴心，它的每一个战士都是在这三个密切的方面中锻造的。
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党想用《工人事业》（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的作风，将组织结构与思想和政治基础（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分开，从而反对共产党对另外两个工具和革命的绝对领导。

在“实际运动”中，他们通过捍卫假定的步骤来宣扬组织主义，在实践中，他们要没有原则的统一（或资产阶级原则）而认错，没有原则的统一（或资产阶级原则）恰恰是为了逃避统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必不可少的理论和思想斗争。这种组织主义概括起来就是组织领域的机会主义观念。列宁警告了我们这种危险，他说：

“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教训，因为它无情地摧毁了反对集中制的立场和“组织主义”的立场，“组织主义”是以组织的统一为基础，而不是以作为建设路线的基础和指导的思想-政治统一为基础；它拒绝对党的集中制的一切小资产阶级轻视，彻底粉碎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自下而上建设的嘲笑（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是误解），这些立场把“党”变成了群众要求运动的附属物。从组织上讲，这个问题是今天世界上某些毛主义政党在建设中的根本错误。

另一方面，对已经发动了人民战争的毛主义政党来说，它们在日益激烈、暴力和血腥的斗争中正在建立新政权，这是必然的，军事化和三大工具同心建设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目的是通过共产党绝对和正当的领导来保证这些革命的进程，加强它们。它只能通过击败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来实现。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可避免地不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党、革命军队和新政权中，通过谈判、和平协议同同旧国家打交道，专注于阻止试图夺取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红色路线。只有在思想、政治、组织和军事上提高革命进程的领导权——作为英勇战士的共产党，才能击败此类与无产阶级相违背的路线，以制定优于敌人的三大工具的建设和发展的战略计划，为促进战争发展、新政权建设和夺取全国政权服务。

但是，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是推动革命进程的决定性问题，只有路线是不够的，它的正确性必须反映在相应的组织形式中，是根据革命战争的具体规律，在革命进程每一个时期和阶段能够用优于敌人的组织形式武装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没有这一点，党就无法构想和实现这条正确路线，而给革命造成严重破坏。

《人民战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人民战争》

巴西共产党(红色派)

人民战争，正如毛主席创立它时所依据的中国革命的经验那样，是由共产党所绝对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战争，而这正是由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为打赢人民战争所作过的各种尝试所确证的。人民战争的根本理念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战争所依据的具体现实是人民群众开始时相对缺乏组织，但是在长远来讲，将从一支无组织的强大力量变成一支有组织的强大力量。人民战争经过武装斗争发展的明确阶段，使用战略上相对优势，发挥战术上绝对优势。在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到战略进攻三个阶段中，部队由弱变强，积蓄力量，严格遵循相关纪律。人民战争开始时并没有后方，其近期目标则是建立革命支持性根据地，建立新政权，即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政治权力，依靠根据地支持人民战争，逐步扩大人民战争，直到夺取全国的政权。总的来说，人民战争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国家，燃遍整个世界。

人民战争是由小组发动的游击战争开始的。游击小组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游击军。起初是武装宣传行动，之后便是游击战，建立游击区以及行动区，目标是包围广大地区，动员群众，政治化群众，组织群众，逐步武装群众，目的是建立革命支持性根据地和新政权。从人民战争发动和初期一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游击区是战术目标，只有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是整个人民战争进程当中的战略因素。

“支持性根据地”是游击力量赖以完成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贡萨罗主席创立了一套由游击区、行动区以及行动点环绕的支持性根据地体系。这一体系同时考虑了政治和社会条件，斗争传统，地理特征以及党、军队和群众的发展” 。

联合人民战争适用于乡村和城市。在受压迫国家，乡村是主要战线，城市则是准备未来普遍起义的必要补充。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联合人民战争适用于大中小城市，从而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普遍起义。根据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的积累与发展，人民战争将会在维持游击战的同时，开展其他形式的斗争，主要是运动战，特别是在最后的阶段——战略进攻阶段——和阵地战，还与在城市、敌人最后的（数个）堡垒，即（数个）主要城市中心的暴动（比如总起义）相结合。整个人民战争的进程遵循战争、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特别是特定国家的革命战争的规律。在规律上，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人民战争的特性，它要求在它的整个进程中，明确应用战略集中和战术分散的灵活策略。群众参加人民战争同样需要遵循这些规律。

我们同时必须强调，当我们以一般方式运用他的概念时，正如毛主席提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记住，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因为人在战争中扮演的是充满活力的角色。说到人民军队，它并非是群众的一个负担，因为它不仅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战斗，并动员、政治化与组织群众，而且还参与到生产当中。不仅如此，如果从总体上来看人民战争，我们发现人民战争依赖的是人民军队自己的努力；人民军队的武备的主要来源是战斗，是从被击败的敌军处收缴的武器、弹药以及其他战争工具，次要的来源则是生产或购买武器。而且，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指导下，战争必定会制造出必须用生命来偿还的欠债，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歼灭敌人和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必须付出鲜血的代价。为了战斗始终“有理、有利、有节”，我们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要“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遵循“战术上以十打一，战略上以一当十”的原则。

也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制造相对优势，而在战术行动中，制造绝对优势。一般说来，当我们整体看待战争，这意味着我们要分散力量以进行游击战争，要集中力量以进行运动战。在所有这些战斗当中，我们都要牢记“集中数倍于敌之力量以各个歼灭敌军”的原则，当然它必须按照战斗当时所从属的战略阶段来运用。在人民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初期，我们分散力量对群众进行革命政治工作，主要是开展游击行动，迫使敌军也分散力量以在各处攻击我们，从而给我们创造集中力量，在各处对遭受孤立的敌军发动攻击，进而逐个歼灭并清扫出境的机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政治真空，使我们得以建立支持性根据地和新政权。在战略相持和进攻阶段，我们集中力量，以在游击队支持下的运动战为主要方式，逐个攻击与歼灭敌军。无论以什么方式，我们总是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战斗：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摧毁与扫除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一步步地建立新政权。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一切问题与挑战都可以归为如何将这些原则和思想，依照特定的现实情况，运用于在严格计划下进行的行动。一般来说，战术和战略计划中的关键问题总是如何掌握主动权，如何在每场战斗中集中我们的力量。最后一点，“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战争全部的问题就在于要“善于学习”。

人民战争的持久性

人民战争的持久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它的更高阶段——垄断的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矛盾所决定的，这些矛盾在各个国家直到整个世界都主导着整个社会。这些矛盾发展的规律以及反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力量对比大体上都表明，以有利于革命的方式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然，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定发展水平来看，当革命在整个世界上取得了普遍胜利，那么在世界上剩下的地方，革命胜利所需的时间或多或少地会短一些。

在落后和被压迫国家的情况中，这些矛盾及其发展源自于四个总体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人民战争的持久性：

1）它们的半殖民地属性，在其中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又有着半封建的社会关系； 2）敌人的力量强大，并已经在对抗颠覆与革命的过程当中获取了经验； 3）革命力量开始时虚弱，考虑到低水平的发展和落后性，还没有产生游击军； 4）人民战争依赖于已建立的共产党最低限度的存在，目的是提供绝对指导。

正如贡萨罗主席的恰当阐述，这其中的第一点和第四点意味着人民游击军可以成长并最终战胜敌人，第二点和第三点则意味着人民游击军不可能迅速地成长，而是需要时间来发展以及将人民群众动员到战争当中，将力量对比一步步转向对革命有利的那一面。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地说，帝国主义国家），只有第一点和落后国家有区别，因为这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的两种国家的区别因素。换句话说，是绝大多数落后与受压迫国家和少数的支配强权与超级大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由于它们的本质及其指导的生产关系，以及由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上层建筑中的关系的进一步腐朽，危机产生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内部的衰退、混乱以及对于变得越来越激进的群众的斗争的镇压越来越残暴。也就是说，剥削率的上升、权利的剥夺、法西斯主义的抬头、针对自由民主集会的反动暴力的增加、对罢工与示威的镇压，其特征就是对无产阶级以及人民群众的不公正的加强，种族主义、沙文主义以及其他反动偏见的增长，这些都推动了巨大的斗争浪潮，对总体上的革命斗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发展是有利的。

根据对现实的客观矛盾，群众的觉醒程度和组织程度的科学分析所得出的革命的不利与有利因素的相互关系，人民战争将按照几个明确的战略阶段发展，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战略防御阶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如在第一种情况当中，无产阶级、贫农以及其他人民群众的组织度非常薄弱，革命的基本工具依然十分弱小，发展程度很低，尚处于萌芽状态，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力量有被摧毁的危险，需要通过指挥和行动来避免战略进攻，规避战略进攻，而在战术上取攻击的姿态。在每场战斗中都运用绝对优势的思想，就可以一点点消灭敌人。一般来讲，战略防御阶段通常是时间最长的，因为群众组织和共产党自身对于战争没有经验，需要通过战争来学习与发展。其他两个阶段的长短则由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系统性危机的加剧或减弱来决定，还由战争的领导层坚持正确路线,调动配合己方力量的能力来决定。敌人的优势在于它们武装力量的庞大，战争资源多和毁灭潜力巨大，它们的弱点则在于它是为了保卫和维持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而战。

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为了正义的事业而战，摧毁压迫大众的腐朽机器，一点点摧毁和推翻旧的社会关系，我们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我们以正义的战争对抗非正义的战争。归根结底，我们发起战争来实现永恒的和平。我们的弱点在于群众当前的分散和无组织状况。由此，人民战争在最初阶段的主要的和主导的形式是游击战，辅助形式是运动战，人民战争由武装宣传发起，进行破坏、选择性歼灭和突击行动。随着战略防御阶段的进一步发展，运动战越来越重要，并称推动战争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并保持辅助和配合作用的游击战。

战略相持阶段在以下的新形势下产生：敌人已经损失了土地和政权，并正试图摧毁革命已取得的政权以重夺土地和政权。在这一阶段，革命必须在保卫已经夺取的政权，同时准备反攻。在战略相持阶段在发展中提出了几个问题，即加强和扩大在大城市中心的工作，开始准备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在战略相持阶段，人民战争中将出现新的战斗模式：主要是运动战，在特定情况下是阵地战，而游击战是辅助和配合作用。

第三个，也是最终的阶段，即战略进攻阶段，将随着城市被农村包围达到高潮，在敌人转入战略防御而我们转入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展开。它结束于农村包围城市和城市总起义。在人民战争的整个进程中，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将会上演，反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并将决定进攻的结果。

不管分阶段来看，还是从总体上来看，人民战争的发展将有进有退，有曲有折，有起有落。这种状况要求共产党和人民战争的领导人的一切对矛盾和革命纲领进行正确的政治管理，以与人民战争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贡萨罗主席由此教导我们，人民战争是持久的、漫长的和无情的，但是又是必胜的。他还教导我们它的持续时间，在持久性的特征下，可能有长有短，但是是在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战斗的前提下，因为右倾主义可能导致战争进程严重倒退。”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战争

没有一个承载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共产党，就不可能真正发动人民战争，更不可能争取最终的胜利。所有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如果无产阶级不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共产党，来绝对地领导整个革命进程、夺权进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确保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每一条道路，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胜利。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提出并形成了人民战争理论。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论是直到1949年革命胜利的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清楚表明了共产党绝对领导革命过程的作用。此外，它也证明了革命胜利（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是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

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所有历史经验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所有历史经验中，胜利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共产党以及党内正确或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谁占上风的问题。

最后，在所有这些概念中，人民战争是一个完整的和自洽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理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战争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比如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形式），革命暴力（人民战争是革命暴力实践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绝对领导和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再加上与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的必要斗争，这一斗争与反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如何匿名上网(连载)

前言

自从人类创造了互联网以来，互联网大部分都被资产阶级控制着，从硬件生产、操作系统和软件的开发，再到互联网服务和服务器。互联网不仅被资产阶级控制了，还产生了垄断，也就是说，互联网几乎被苹果、微软、谷歌以及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在中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些互联网垄断资本霸占了，他们能够取得现在的垄断地位，并不是因为所谓“宣传和推广”，而是因为“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就必然导致互联网会从一小撮资本家会排挤大部分资本家，占上垄断地位。互联网被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之后，他们便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利润，赚取及其丰厚的垄断利润——索取非常多的个人信息、令人作呕的广告、间谍行为——这一切都因为垄断资本家的互相倾轧而更加一览无余。群众因为资本家的垄断地位而被资本家监控了。作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资产阶级国家自然是和资产阶级勾结，形成了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专政。

自然，如果要推翻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就不能依附资产阶级的平台，因为这会导致革命者被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监控。因此，一切反对自由软件的言论都是错误的，使用私有软件进行工作就会不可避免的导致合法主义路线，让革命者变成叛徒。而我们已经看到，拒绝使用自由软件的扎姆、听听看看我就是、红星不灭叛徒集团、《饮冰室杂谈》，要么成为了叛徒，为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效劳，要么已经灭亡。

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导致了反抗，理查德·斯托曼从小资产阶级的角度出发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专有软件赋予开发者凌驾于其用户之上的权力。这本身就不公平”进而导致了诸如审查、欺骗、不安全等等问题。而这个自由软件运动的终极目的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全人类的数字自由，一个没有非自由软件的世界。”显然，企图在资本主义的环境实现这个目标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只能是空想和改良主义的，因为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奴役，资本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不公平”。只要还存在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会维持下去，一小撮资产阶级就会继续奴役广大的劳动人民，互联网被资产阶级垄断的局面就不会被改变，自由软件也就无法被大规模普及了。

我们之所以称开发者拥有全部权力的软件为私有软件，而非是专有软件就在于这里——私有软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消灭私有软件。只有让自由软件走向革命，才能实现自由软件运动的目的。

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了反对马列毛主义，硬说自由软件和共产主义相反。那么我们就要说明，为什么自由软件是社会主义的。

1.自由软件赋予用户无论处于什么目的自由运行该软件的自由，和学习并修改该软件的自由。而社会主义的软件就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就必须赋予用户这些自由。
2.自由软件允许用户有自由分发拷贝和修改后的拷贝的自由，而共产主义的道德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已经在群众的活动中体现出来了，因此，社会主义的软件就必须赋予用户这些自由。
3.自由软件需要开发者公开源代码，而社会主义的软件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能有任何“商业机密”可言，而是必须要开放源代码，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势。

只有革命自由软件运动，才是自由软件的必然趋势。

那么，什么是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呢？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在当前应当如何开展呢？

正如革命派组织毛主义共产主义小组指出的:“所有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先进分子都需要接受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建设革命组织，开展双线斗争，把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只有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这个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用自由软件作为武装，组织革命派，才能使互联网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才能使革命宣传不受反动派的干涉，为当前重建军事化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服务，为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总而言之，革命自由软件运动是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和为人民和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政治目的。这是自由软件运动和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根本区别。

在共产党重建委员会成立以前，我们要开展的革命斗争主要是以线上斗争的形式进行，而保密性是我们开展革命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因此，开展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学会使用自由软件和匿名上网，对我们当前开展的革命斗争是十分有必要的。

为什么学会匿名上网才能具备保密性的原则呢？这是因为“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主席:《论持久战》)，即便一个人使用了自由软件，而他却用自己的名字当做网名，那么警察也是可以将其抓获的。只有在匿名的基础上使用自由软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专政。

评论和来稿刊登

马列毛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批判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

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应当是以马列毛主义为统一指导思想的运动，它的最低目标，是用各种自由软件帮助无产阶级抵挡资产阶级利用信息技术展开的大肆进攻，为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开发、推广、应用自由软件，进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冲破资产阶级用信息技术打造的新型牢笼，最终打垮资产阶级专政。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最高目标便是用自由软件来帮助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简而言之，革命自由软件运动服务于反对资产阶级专政，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于走向共产主义。
——《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宣言》

一小撮机会分子在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洪流面前可谓是措手不及。在“技术取代斗争”的反动谬论被批判以后，这一小撮机会分子见势不妙，便开始大讲技术，大讲自由软件了。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还胡说什么“不接受没有证据的指控”。“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实际上，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可以是他们机会主义罪行的直接证据，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谬论无非是反对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另一种表现。

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违背革命自由软件运动运动的政治目的，胡说什么“技术就是革命”“宣传自由软件就是政治挂帅”“对私有软件毫不容忍地反对就是政治挂帅”，这不过是修正主义分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政治挂帅就是把东西搞上去”谬论的翻版。按照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的逻辑，搞好技术就自然而然能搞好革命了。修正主义分子也是这么想的，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只要搞好生产，就能搞好革命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参与革命自由软件运动呢？就是因为需要让自由软件能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因此，推翻资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目的“不能不占首位”(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而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鼓吹“对私有软件毫不容忍地反对就是政治挂帅”，就无疑是倒退回理查德·斯托曼的自由软件运动中去。这只能说明，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同修正主义分子一样，是根本不想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要让技术垄断在他们一伙手中，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

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认为，是技术选择群众，而不是群众选择技术，要追求所谓“保密性”，再难的技术也要推广到群众中，至于群众是否真正掌握，在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看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然而，“最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技术也应该由群众自己来选择，应该由群众来创造。革命自由软件运动从来不是为了宣传复杂的自由软件技术，而是用自由软件作为武装，组织革命派，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复杂的技术带来的“保密性”，而是尽可能便利的技术带来的保密性，这只有通过群众自己的创造才能实现，不是几个技术精英就能创造出来的。只有工农兵搞科学实践，才能冲破落后生产关系的阻碍，释放群众的创造力，才能在实践中推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为自己辩解称“需要传播保密技术，系统地向群众传播保密技术”，但是正如 azide 同志所说“并不需要有那么一个聊天室去专门学习这个事”，从他们的举止中就能看出来，他们并不是为了向群众推广“保密技术”，而是为了推广自己的黑聊天室。

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还竭力反对线下工作，他们叫嚷纸质印刷品是“不可靠方案”，因为“向某人传递纸质印刷品的行为同样也能被摄像头拍到”。线下交流他们又叫嚷“朝阳群众”、“空气中的声波是没法加密的”。他们和唯武器论者一样，无限度夸大中修的监控，并不加思索，不加具体条件的分析。但当有人以同样的分析指出他们的方案也存在危险，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则回应“不承认在这个中帝审查极其严苛的网络环境下，我们不能利用线上做任何保密工作”。毫无疑问，如果说因为某种斗争手段存在一定危险而不去从事该工作，那无疑是一种活命哲学的做法。而这群机会主义者们却偏偏选择了“选择性”的活命哲学，为自己赖在网络上寻找借口。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贩卖的“左”倾机会主义谬论的危害性就在于把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政治性抽掉，要把自由软件凌驾于政治目的，进而使革命运动变成泛左分子的“网左”。几乎用不着证明，这是合法主义的另一种曲折的表现。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只要技术，不要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妄图以目乱纲，达到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但是，在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洪流面前，他们的反革命伪装怎么可能掩盖得住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呢？当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试图为自己大搞机会主义寻找理论支持的时候，他们的机会主义真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出来。

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胡说什么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内重拳出击”“对外唯唯诺诺”，炮制“二流帝国主义”论，贬卖阶级投降的黑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资本主义最反动腐朽的时期。所谓“对内重拳出击”完全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最后挣扎的反映。所谓“对外唯唯诺诺”无非就是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的体现，实际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一直在不断加剧。认识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就要被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最后挣扎吓倒，就要大搞阶级投降。

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污蔑群众是什么“波拿巴奴才”，刻意贬低群众的革命性，这是为了脱离群众，宣扬自己。显然，在他们一伙看来，只要群众不支持他们的反动观点，就是什么“波拿巴奴才”了。但究竟是谁创造历史呢？到底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群众早已准备好了造反，即便在中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群众的革命化也越来越明显，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日趋成熟。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就污蔑群众是“群氓”，极力鼓吹自己是什么“超天才”，结果他们一伙的反革命阴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下破产了，在群众日益革命化的今天，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反对群众，宣扬自己，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只会是遭到更加可耻的下场。

这一小撮反动分子胡说什么革命理论是“不能强行注入”的，否定革命宣传和占领舆论阵地的必要性。“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人的思想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取得的。但在资产阶级专政社会，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占了社会舆论的主导。如果不依靠革命宣传，工人阶级本身是难以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形成的思想也只会是不成体系的。“没有社会主义的指引，自发性的工人运动必然走向工联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由极富远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因而必须从外部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革命的理论才能指导革命的实践，否定革命宣传的必要性，大搞实用主义哲学，就会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传播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提供契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在军事化共产党建立以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反映到了组织路线上，反映到了要不要建党以及建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上。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一边支持重建共产党，一边却叫嚣“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可见，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要背叛“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革命原则，必然要反对无产阶级党性，闹资产阶级派性，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绝不会相容的。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革命队伍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胡说什么“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也不容许我们浪费时间在这种无聊的问题上”“几个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权威力量的组织都觉得自己是革命的正统，互相开除了左籍，越来越多的小组继续互开左籍，队伍越来越稀疏，最后组织原子化，一个人是一个组织”，还叫嚣什么“走上错误路线的自由”“路线斗争是小圈子内斗，茶杯上的风暴”。但是，路线斗争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巩固和推行，这恰恰是有利于革命斗争的，是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团结性的前提和保证。而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阶级矛盾越尖锐，路线斗争就越有必要。这充分暴露了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反对路线斗争带来的团结，妄图分裂革命队伍，招降纳叛，密谋拼凑反革命泛左匪帮的丑恶嘴脸。

“民主集中制、秘密性、纪律性、警惕性和保密性是五项必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民主集中制。”然而，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只要阶级投降，只要革命队伍的分裂，不要民主集中制，不要路线斗争，不要领袖，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却大讲特讲什么“保密性”。这样的保密性是不可能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是不可能为当前重建军事化共产党的革命任务服务的。事实已经证明，虽然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用了不少革命的词汇，但这不过是他们一伙的反革命伪装，实际上这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是根本不想搞无产阶级革命的。

泛左分子反对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单纯自由软件主义都是错误的，都只会葬送革命。只有用自由软件作为革命的武装，坚持政治挂帅，坚持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自由软件运动才是正确的。革命派必须把形形色色的反对革命自由软件运动的机会主义谬论批倒批臭，进一步开展革命自由软件运动，推进军事化共产党的重建。

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万岁！

革命自由软件运动万岁！

重建军事化共产党！

论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文艺现状与我们的任务

✩毛主席语录✩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文艺现状。

资本主义的复辟推动了资产阶级文艺的产生

马列毛主义向来认为，在阶级社会文艺是有阶级性的，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就是用来宣传灌输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权服务。

社会主义中国时期产生了一大批的优秀无产阶级文艺作品，而在怀仁堂反革命政变后，华国锋-邓小平叛徒集团一方面将部分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污蔑为“阴谋”“毒草”，另一方面炮制出《交城曲》这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作品，用文艺污蔑革命派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扬唯生产力的反动谬论。为反动统治树立正统性的文艺包括华修时期的绝大部分文艺，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急需巩固统治，当然这些文艺也有宣扬反动谬论的部分，历代修正主义集团也用这种文艺来歌颂自己。一些原本用来表现革命的文艺到了修正主义集团手中也变得去革命化了。

而到了78年，资本主义更加彻底的复辟和发展后，资产阶级推出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毒草文艺作品，如“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会上的讲话》）的伤痕文学、为林彪反党集团翻案的《大决战》、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庐山恋》等，不用说，这类作品都是丑化社会主义中国，歌颂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美好生活”、鼓吹资产阶级的情调和生活方式。

此外，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还像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样引进了不少外国资产阶级文艺作品，用来毒害中国人民。

中国资产阶级在文艺上的反革命攻势，配合其他方面的措施把中国社会搞得乌烟瘴气。

中国在彻底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后，中修的资产阶级文艺进一步腐烂，产生诸如“饭圈”之类连习近平集团都开始打压的资产阶级腐朽文艺，通常的一些文艺也进一步腐烂，充斥了更加露骨的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歌颂、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抹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情调等。

此外，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中有私人资产阶级文艺和官僚资产阶级文艺之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更热衷于鼓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要求群众效忠于习近平集团，由于其政治性更高，更直接的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文艺因为利润挂帅的特点，资本在文娱方面比较集中，较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文艺有一定优势。

资产阶级的文艺，是最反动腐朽的文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资产阶级的文艺，虽然没有给被压迫者绘制一幅前景，但仍是起到了安慰被压迫者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全面专政推动了小资产阶级文艺的产生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和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打压，推动了小资产阶级文艺的产生。因此，小资产阶级文艺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资产阶级文艺带来的影响。

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不被剥削或者剥削情况较轻，可以去接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沉醉其中，诸如“饭圈”、“V圈”等基本上都是小资产阶级占主体地位。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也大多都是以这类人为主角，然后向其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些文艺作品反应了小资产阶级中的“岁月静好”、“革命”浪漫主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反动思想。这些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随着群众的日益革命化，产生了一批较为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文艺，我们称之为小资产阶级左翼文艺。这种文艺虽然相对于一般的小资产阶级文艺是进步的，但由于其阶级因素决定，是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

自发的无产阶级文艺的局限性

自发的无产阶级文艺较前两种文艺是进步的，但由于这种文艺是未接受马列毛主义的工人阶级创作的，往往不能表现无产阶级革命。这种文艺客观上受到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这种文艺表现出了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但往往带有悲观情绪。

革命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每一个阶级，都要推行自己的那一套文艺，在文艺方面做舆论工作，为巩固他们那个阶级的专政服务。文艺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样是不可调和的。

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在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乃至政权建立以后，无产阶级都要通过革命的文艺宣传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我们要推行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就要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文艺，改造小资产阶级左翼文艺和无产阶级的自发文艺。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要抓现实性，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求服务。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应当表现革命大批判和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表现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可以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为题材，我们也可以对一些复辟前未完成的文艺作品进行续编。

驳一小撮反动分子反对贡萨罗主席普适性贡献的奇谈怪论——兼评一小撮反动分子对《红旗》编辑部的攻击

尤其需要不断深化与新修正主义和其不同的表现形式的斗争，因为尽管它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揭穿和粉碎，但它们仍然通过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立场、中间派立场、取消主义立场等产生影响，它们损害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因为它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为了毛主义统一国际会议》

《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行以来，一些同志针对我们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而一小撮反动分子却叫嚣什么“扬弃贡派宗派主义理论，停止小资产阶级无病呻吟”，打着向我们提建议的旗号，用各种各样的反革命言论攻击我们。真是何等疯狂！这实际上表现出了两个阶级对于新事物的截然相反的态度。

我们在《红旗》杂志的第一期就响应了毛主义共产主义小组“所有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先进分子都需要接受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建设革命组织，开展双线斗争，把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的号召，提出当前重建军事化共产党的具体策略:组织革命派并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通过自由软件建立线上的全国性小组，建立全国性共产党重建委员会，并通过安全的手段发展到线下。我们还要动员和依靠一切革命力量，主要是工人阶级群众。要对革命队伍实行军事化。然而，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却说这是什么“令人费解的内容”。不错，对于这一小撮反动分子来说，这确实是“令人费解的”，但对于革命群众来说，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没有一个军事化的马列毛主义共产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难道是难以理解的吗？在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看来，是不是不夺取政权，不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了呢？这只能是停留在反革命泛左分子头脑里的想法，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维。

这一小撮反动分子胡说什么“大字报的形式”是不科学的论述，路线斗争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谈”“宗派主义”。在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看来，我们是不是就不能批判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了呢？是不是丝毫没有斗争性的文章才符合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口味，否则就是“不科学”“空谈”“宗派主义”呢？很遗憾，我们的报刊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创办的，是为革命派的联合创办的，是为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创办的，而不是为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创办的，我们的报刊当然不会符合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口味。“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和色厉内荏。”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突然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路线斗争的对象正是他们自己，他们当然要大骂“不科学”“空谈”“宗派主义”，大搞无原则的团结，实际上分裂革命队伍。正如红星不灭叛徒集团一样，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团结”到他们的主子、菲共右倾机会主义头子西松那里，脱离路线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推行他们一伙的那条极具危害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这一小撮反动分子胡说什么“在线下建立起联系再以此建立线上活动”，这实际上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既然我们已经在线下建立起联系了，为什么不继续在线下建立联系，而是要回到线上呢？这一小撮反动分子把线上看成最终目的，是同我们重建军事化共产党这个目标不一致的。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反动派，而为了避免受到反动派的干涉，就不能通过线下联合，只能通过线上联合，且必须通过自由软件进行联合。既然要重建军事化共产党，我们就要先用自由软件的形式在线上进行革命派的组织和联合，等时机成熟(组织人数足够、革命形势有利于我们)，再通过安全的手段发展到线下，并保留线上的形式。

这一小撮反动分子胡说什么马列毛主义是“不那么先进”的，贡萨罗主席的理论仅仅是“对于本国革命实践而言”的，否认马列毛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新的、第三和更高阶段的地位，否认贡萨罗主席的普适性贡献。这实际上给反对马列毛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提供了条件。一方面，他们可以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列毛主义；一方面，他们以此来使群众无法接受持久人民战争的普适性、军事化和同心建设理论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的第三阶段的理论。他们对于军事化和同心建设的理论，是一点都不提的，而注重于对持久人民战争的歪曲和篡改。我们来看看贡萨罗主席是怎么说的吧:“第一，秘鲁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在其中发展；第二，敌人强大；第三，人民游击军弱小；第四，人民战争由共产党所领导。从第一和第四个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能够壮大并击败敌人；从第二和第三个特征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不会快速发展也无法迅速击败敌人。这些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即便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战争也具有这些特点，只不过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他们胡说什么持久人民战争是“农民包围城市”，“十月道路”是“城市到农村”，好像城市到农村就不是暴力革命，不是人民战争了一样。这种谬论的实质是反对持久人民战争的普适性，宣扬和平积蓄论。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如此疯狂地反对我们，恰恰说明我们的刊物是以马列毛主义指导的，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路线的。而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反对马列毛主义，反对革命派的大联合，只会是像历史上的反动派和王匪星尊、红星不灭叛徒集团一伙一样，遭到可耻的下场。

打倒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彻底肃清反革命流毒！

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

（转载）驳国内某些人对各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攻击

因字数限制省略。原文见 https://mlmmlm.icu/t/topic/1042

一条走狗的自供状——评红星不灭叛徒集团最近的反革命活动

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和习近平匪帮的走狗红星不灭叛徒集团最近开始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先是炮制了小资产阶级泛左气息浓厚的所谓“卡尔·马克思专题”，肆无忌惮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歪曲称一个类似切·格瓦拉式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浪漫”领袖。又是把自己吹捧普拉昌达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文章给翻译成英文，妄图流毒海外。他们还重开了自己的反革命论坛，成立动画游戏工作室等一系列反革命活动。

在这些反革命活动中，红星不灭叛徒集团加紧了“去政治化”，例如红星不灭叛徒集团发的“扫街”照片，红星不灭叛徒集团在最初还有所谓“致敬劳动者”(泛左分子一面称要什么“不当网左”、抛出“实践主义”。另一方面却只会赖在网上谩骂马列毛主义和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红星不灭叛徒集团的举动正是泛左分子的所谓“实践”)，后来就只有风景照了，这说明了红星不灭叛徒集团正在一步步的更加彻底的反革命化和恰烂钱化，不仅红星不灭叛徒集团是这样，其他泛左分子亦是如此。例如披着红皮的小资产阶级虚拟主播崔佛加西佩就说要“转型”，只搞资产阶级游戏，不再去做几个符合泛左分子胃口的视频。资产阶级黑格尔神棍未名子整日沉醉在黑格尔和所谓“爱欲经济学”中，一句话，在习近平匪帮的反动统治下，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已经害怕提起马克思主义，而竭力的“敬而远之”了。

红星不灭叛徒集团不遗余力的开展反革命活动，首先说明了红星不灭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正在走下坡路，现在他们的反革命视频只有几千到一万左右的播放量，反革命动态只有难以超过10个的评论。说明了只会侃侃而谈的小资产阶级泛左分子在革命形式向前进时被革命群众逐渐抛弃现状，红星不灭叛徒集团妄图扭转这一局势，但只能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

红星不灭叛徒集团开展反革命攻势，还和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有关，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内经济下滑，群众日益革命化，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政治势力(自由派、泛左、保皇派、粉红-皇汉法西斯)一日不如一日。对外，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台湾的失败和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盟友俄帝国主义侵略乌克兰陷入泥潭让中俄帝国主义强盗与美欧帝国主义法西斯强盗的帝国主义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时，作为习近平匪帮走狗的红星不灭叛徒集团自然就需要帮助习近平匪帮，稳固习匪岌岌可危的统治。

红星不灭叛徒集团开展反革命攻势，到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的反革命动态已经几乎没有几个人去评论了，点赞数也飞速下滑。他们企图恢复他们法西斯专政的论坛也遭遇了失败，由于担心群众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他们又宣布处于所谓“安全保障”，关闭内测功能。

红星不灭叛徒集团最近的反革命活动就像一张自供状一样，宣告了自己就是一条习近平匪帮的忠诚走狗，但是，在狗主人尚且火烧眉毛时，走狗又能好哪里去呢？

只有人民战争是解放的道路——纪念佳士工运4周年

在4年前的7月27日，影响深远的深圳佳士工人运动爆发了。进步学生和工人群众们不畏中修法西斯的刺刀，英勇的，尽管是在严重错误的合法主义—公开主义路线下和私人资产阶级与中修法西斯国家机器斗争了一个月，最后被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警察。

佳士工人运动首先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并非是某些机会主义者胡说的“波拿巴奴才”或者是“群氓”，而是敢于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英勇无畏的阶级，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他们在这次斗争中当之无愧的保持了自己的先进地位。

佳士工人运动进一步的撕下了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画皮，进一步暴露了中修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工人们仅仅是要求组建自己的工会时，中修法西斯变吓得要死，胡诌什么“境外势力”、“决不能被西方势力带了节奏”充分说明了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吓人，实际上是在中国数亿起来造反的人民群众面前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佳士工人运动还说明了小资产阶级左翼的破产，正如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所说“他们不了解法西斯国家斗争的隐秘性和持久性，完全公开暴露了先进分子，最终造成了巨大损失。”在这次工人运动中，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取得了领导权，他们企图在中修社会帝国主义这是法西斯专政十分严酷的国家公开建立不隶属于官方黄色工会的独立工会，光这一点就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在运动中他们又多次公开活动，显露出鲜明的政治性，但却不注意参与运动者的安全。而他们的活动又引起了国外各个垄断媒体和政治团体的注意力，他们被中修法西斯镇压只是时间问题。而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领袖们则在运动派当起了自己的“官二代”、“富二代”，表明了小资产阶级泛左派的软弱性。

事实证明，小资产阶级泛左分子根本不可能带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走向解放，他们在网络上说着一大堆的极“左”的漂亮空话，而一走向实践却立刻变成了胆小如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首先抛出宣传主义，鼓吹什么要通过宣传“扩大左派规模”，但实际上这是在回避现实问题，把革命的宣传工作变成贩卖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菜市场”，群众对这种充斥着小资产阶级泛左的胡话和空话自然是敬而远之，泛左分子的“宣传”变成了自己的孤“芳”自赏。

而泛左分子在尝试和工人运动“结合”时，只会因为泛左分子们的高谈阔论而被吓跑，最后，由于泛左分子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战争的排斥，只能走向“和平积累直到起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小资产阶级泛左分子的机会主义路线绝不可能会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走向解放。

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军事化革命政党，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并围绕着人民军队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以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为革命工具的人民战争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道路。

空想自由主义的破产——评丁家喜、许志永案

☆马克思恩格斯语录☆

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列宁语录☆

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

不用暴力来对付握有武器和政权机关的暴徒，就不能把人民从暴徒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贡萨罗主席语录☆

……没有革命暴力，一个阶级就不能取代另一个阶级，旧秩序就不能被推翻，就不能创造一个新秩序——今天，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秩序。

6月24日，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开庭审判被关押近一年的著名自由派评丁家喜和许志永。这次审判无疑宣布了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

丁家喜和许志永是从2000年代到2010年代公开活动的著名资产阶级自由派。曾多次公开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行律师协会直接选举等要求，以及调查中修法西斯监控上访群众，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情况等。但几乎用不着说明，尽管这些要求有些是利于人民群众的，但基本上是以私人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

后来，许志永发起了臭名昭著的“新公民运动”，叫嚣要“告别‘推翻、打倒、敌人’等专制理念”、“最终推动中国以最小代价完成宪政文明转型。”，“不消说，“大谈”其“爱”和“克己”，比起研究现实关系的发展和实际问题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而这个“新公民运动”仍不过是像自由派的所谓“非暴力革命”一样，企图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给自己谋取一些改良，或者是向乌克兰一样完成资产阶级之间的政变。就连其他自由派都说这是在“贩卖虚假希望”。

因此，几乎用不着证明，对只能靠刺刀、靠暴力和法西斯专政维持统治的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大谈特谈“爱”、“非暴力”是什么样的下场了。

到2014年，一批参与新公民运动的自由派纷纷被中修法西斯专政了。但是许志永仍是贼心不死，继续贩卖他的改良自由主义。于是，在2020年许志永被中修法西斯逮捕。

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因为私人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不彻底性而一直企图借助改良和所谓“非暴力革命”来提升私人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进而夺取政权。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需要提供战争来解决的，所以说资产阶级自由派除了极少数以外根本不会主张暴力革命。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主化”，光靠私人资产阶级自己是不能实现的，他必须要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阿拉伯之春)，或者是美欧帝国主义的支持(如2014年乌克兰亲美买办资产阶级政变)作为力量的源泉。但是，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私人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要为了夺取政权而去和工人阶级或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进而不可能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且一旦工农反抗的烈火燃起，他们会第一个倒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靠他们的刺刀来保护自己这个阶级的存在与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并且，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自由资产阶级不同，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私人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进步性可言，这就更加使私人资产阶级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一点支持。

仅仅靠私人资产阶级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战胜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

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化”的白日梦也只能是白日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主化”美梦已经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和自己力量的消失而破产了。

而作为私人资产阶级尾巴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泽日益脱离私人资产阶级而和小资产阶级泛左狼狈为奸。但小资产阶级自己本身是不可能发起革命的。

​​​​《红旗》月刊 （2022年8月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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