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roduction ## 問題呈述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聚焦於曝險少年復歸社會的歷程當中，分析對其影響最深的社會支持力量，並探討這些支持如何協助其行為改變與價值重塑，促進其融入社會。 現代社會中，愈來愈多青少年面臨家庭失功能、學校適應困難、同儕關係失衡等多重壓力，導致其行為偏差。周亮均（2021）年寫出曝險少年在法律及學術上有虞犯、偏差行為、邊緣少年等用詞。從偏差的角度來定義，國內學者羅豐良（2000）將偏差行為的概念分為下列7點：（1）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及違反社會上大多數人所認同絕對性規範的行為；（2）偏離正常的行為，以統計學的觀點認為違反常態分佈脫離正常的行為；（3）妨礙別人的行為；（4）違反社會所期許的行為；（5）違反社會控制的行為；（6）脫離文化標準的行為；（7）個人生理、心裡不健康的行為及犯罪行為。我國警政署在2021年統計數據發現，近8年間青少年人口12 歲以上至未滿24歲銳減 81萬，但青少年嫌疑犯卻增加16%，從2014年3.6萬人增至2021年4.2萬人。換言之，青少年變少，卻有更多人觸法，使得「青少年犯罪人口率」8年攀升47%，即使近兩年疫情導致社會活動減少，該比率仍持續上升。青少年案件日益增加（聯合報，2022）。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感化教育期間不得逾三年，換句話說，他們至多就是關三年，感化期滿後，他們終將離開這所學校、復歸社會。但在各類青少年犯罪、曝險少年逞兇鬥狠的社會案件激化下，也讓這群理當應重獲新生的少年，復歸之路顯得顛簸難行（翻轉教育，2024）。而國內外的實證研究顯示，部分觸法少年進入司法審理體系後，會有再犯可能，反覆犯罪形成惡性循環。 根據我國各少年法庭少年事件調查報告資料統計指出，少年兒童犯罪原因可分為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社會因素及其他因素。依近10年來少年兒童犯罪之概況，均以心理因素為首位，其次依序為 社會因素、家庭因素及其他因素。以102年為例，因心理因素而犯罪之兒童少年，有5,304 人，占48.11％；因社會因素而犯罪者有1,748人，占15.85％；因家庭因素而犯罪者有1,278 人，占11.59％（法務部，2013）。由此可見，少年偏差與犯罪之行為受多重因素之影響，絕非單一因素即能完全解釋（張書華，2016）。在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論中表述自我認同為青少年發展的階段之一，而自我認同來自於所處的環境與成長背景。近年來許多關於青少年犯罪的相關研究也都顯示犯罪的因素與家庭型態背景、父母親職失職的狀況，主要照顧者不良並依附關係有關。物質的濫用亦與多重心理衛生因素有關，並直接或間接並影響著青少年的自我成長。《社區發展季刊》第110期中，謝督導指出，青少年曝險的根源，在於其成長過程中缺乏「安全感」與「自信心」，而這樣的匱乏往往來自與家庭的關係失衡，最終反映在校園適應、人際互動與價值觀形成等層面。因此，若能在其人生低谷中出現一股穩定而持續的「關鍵力量」，將可能成為他們重建信心、脫離風險的重要契機。 然而，在以上文獻當中，我們發現現有的文獻多聚焦於曝險少年行為偏差的成因，例如家庭成員關係疏離、經濟匱乏（王柏翔，2024）、人際關係疏離感（張佑佳，2024），以及如何改善處遇方式（江明憲，2021）等。而針對那些成功擺脫高風險環境、順利復歸社會的青少年，目前研究相對較為稀少。成功個案的處遇經驗、關鍵支持力量與心境轉變歷程仍有待深入探索。結合謝督導指出的關鍵力量，這引發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究竟是哪些力量幫助這些曝險少年成功復歸社會？因此，本研究希望以質性研究方法，深入訪談曾為曝險少年的個案，探討其在轉變歷程中獲得了哪些支持力量，這些支持如何具體影響其心境與行為，進而提出具體實務建議。研究結果期望能為少年輔導工作提供可行的參考模式，亦為未來政策制訂提供實證基礎。 本研究旨在分析曝險青少年如何透過適當的處遇、支持與環境轉變，成功脫離不利環境，並重新融入社會，回歸健康的生活。透過質性研究方法探索曾為曝險少年的個案其所接受的輔導策略、其所得到的社會支持以及其心境變化，期望能提供具體的實踐建議，並為未來的政策制定與青少年輔導工作提供參考。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 (一) 探討曝險少年回歸社會的關鍵支持力量。 (二) 理解這些支持力量是如何影響曝險少年。 (三) 提出具體的實務與政策建議，以幫助曝險少年順利融入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