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對人民具有強制力的來源是法律與命令,立法的正當性基礎來自憲法,憲法從人民手中取得讓渡的統治權,其正當性來自人民有參與結構(參選、考試)以及參與結構改革(創制、代議士立法)的權利,憲政共和體制的自恰性來自憲法。
2023 年地方大選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失去人民讓渡治理權給憲政共和體制的基礎,。
療養院成了當代的軍法處看守所
禁電子煙和加味菸其實可以帶來一個很好的效果,也就是人民可以開始選擇不再信賴資本主義國家,先拋棄國家轉向黑市進行運作,最終會發現連市場都不需要,只要逃離治理,那裡就有和諧共榮的社會。
生命治理最喜歡用的口號就是「我在救人」
而生命治理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定義甚麼是病態、誰是病患。
佛說,萬般皆苦;而政治教訓你,唯有我說你苦,你才配談論苦。佛說生老病死皆是因緣,是你的修行,是你的一部分,沒有善沒有惡;而現代主義教訓你,病即是惡,病不是你的一部分,如果你不除掉這部分,社會就要除掉你。
生命治理另一件喜歡做的事情就是逼人去死。
不許你活在框架外,不許你活得多采多姿,不許你活得不現代,不許你用質疑體制的態度活著。當你被逼到生無可戀,他們又用更激進的手段阻止你死成對體制的批判。
你不願活在體制內,我就要你死,但更不許死在體制外。
對生命治理沒有一點反省的人,談生養、談教育、談茹素、談墮胎、談醫護、談菸藥、談社工、談犯罪防治,都是在壯大高牆對雞蛋的結構性謀殺。這樣的人若是無恥地說出「我只是想救人」,不是不自知愚昧,便是存心作惡。
慎防一切試圖重新將醫護拱上神壇的力量,慎防國際橋牌社,慎防台灣英文新聞,慎防福和會,慎防賴清德。
現代主義醫學的核心在於病理化(pathologize)——界定何謂疾病、何謂正常的暴力劃界,對於有疾病的人,現代主義的目標總是把病症視為腫瘤,必須從人身上剝除掉,再把「已經正常了」的人放回社會。
這整件事就超瘋的啦,憑甚麼他們說了算,又憑甚麼可以把一個完整主體規訓起來割裂、擷取他們想要的部分特質?
現代醫學衍生的治理邏輯始終沒有脫離會進行前額葉切除手術的邏輯,也就是把罪犯、底層、身心異常當成要被割除丟棄的存在,不承認是社會造成的問題,更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是暴力的。
這樣的邏輯在社會上根深柢固久了,最後我們就會選出陳時中、賴清德或柯文哲這種垃圾。
安那其不是反對醫學,而是反對善惡二元的現代主義醫學、東方主義的病理化以及對生命暴政的麻木。
為了「抗中(共)」,所以選擇擁抱中華民國,或是擁抱美國,認為在統獨之前談任何社會運動都是在分化國家,其實就只是在抵抗一個暴政的同時,支持另一個暴政。
左翼無政府主義告訴我們,當你支持任意一個暴政,你就只會變成服從暴政這種權力體制的順民,那今天即使你在前門成功抵禦了中共,你還是把另一個暴政從後門放進來了,這種暴政輕則為中華民國戰時戒嚴體制,嚴重的話就是美軍進駐占領的殖民體制。
換句話說,無政府主義、左派反美論,不但不是在扯「抗中」的後腿,而且是讓人們可以在抗中之餘持續保留動能,對每一個暴政都有警覺、都有意願與能力反抗暴政。更進一步來說,無政府主義才能真正的從「反抗一切暴政」的角度來遂行「抵抗中共」,而它比起倚靠另一權力體的優勢不僅是提醒我們「反抗暴政才是我們要抵抗中共的真正理由」,更在於,它可以徹底避免另一個暴政,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美國,把我們形塑成順民、繼續宰制我們。
跟無政府主義路線相悖最遠的,就是「務實派」、「實用主義」論,他們認為為了抵抗猛虎(中共),可以放自己也無法控制的狼群(中華民國-美國)進屋子跟猛虎糾纏。這種作法唯一的結果就是:牠們會把屋子搞得一塌糊塗,而且不管是猛虎贏了還是狼群贏了,所有人最後都會被吃掉。
我們還可以直接用實用主義本身的論點來看,因為台灣人民在擁抱中華民國——美國暴政之時,已經培養出了「順民性」,反而更會讓中共認為「台灣人都是順民,很好治理」,從而提高中共的侵略意願,實用主義是對所有人民都極其危險的論點;反之,當無政府主義把全體人民訓練成有意願與能力去抵抗任何暴政的「暴民」,人民才可以讓暴政無從下口,從而真正的保護自己。
為甚麼在這個年代我們不應該再談「人權」?
理由其實非常簡單:人權是國家保障的;這個概念是北大西洋國家發明的,並透過殖民主義/聯合國體制新殖民主義推展到全世界。人權自始至終都是舶來品,而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對殖民主義的深化與對本土既有主體性論述的箝制。
本地 #某些議題工作者 在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時從不避諱自己跟美國體系的人權組織拿錢,彷彿只有本地人不知道這些「人權團體」就是美國的境外勢力代理人似的,這非常可惡。而尤其可惡的是,他們不但處處跟緊美國腳步(舉例而言,雖然我支持大家無條件的施用大麻,但當年大麻被蔣介石違背國會意旨強行禁絕就是學美國,現在倡議大麻合法化的論述又是「美國都開放了」,到底要仿美到甚麼時候才肯罷休?),還常把自己包裝成「抗中/台獨」的形狀,拜託,世界上最不希望台灣獨立的國家就三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美國,這不是騙徒甚麼才是騙徒?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也不應該再談「台獨」、甚至某種程度上不該談「革命」。因為台獨只是丟棄舊國家、建立新的憲政共和國,國家的治理術沒有被消滅;而革命邏輯也只不過是革掉掌權者,用較為激進的手段遂行舊有的「換人做做看」,不會把現代主義體制瓦解掉。
「革命」在漢語中的意義便是「改朝換代」,而不是體制的轉型,如果社會缺乏轉型正義的觀點,改千朝換萬代都無法解決真正的;
真正的革命,應該是每個人心中的革命,每個人的心裡面要把國家拆掉、把對資本主義金權體制與私有財的執念拆掉、把對權威與菁英的崇拜拆掉。只有這種革命,才是有實質效果的革命。
啊兩公約就是北大西洋殖民體制搞出來的東西啊,拿著兩公約搞社運,根本就是一手捧著聖經一手舉著槍的殖民者傳教士在脅迫當地人信教。
「社會運動」的本意就是建構一套社會應該如何變遷的論述,並且提供實踐方針。所以只有打官司不是社運,只有投票和政黨輪替也不是社運;只有立法(或阻擋立法),嚴格來說也不能算是社運,社會體制的改革、人民的反思,結合社會共識和風土的流變才是一場運動。
這甚至是是「體制內倡議」專家何明修給的定義,但照這個定義,其實只願意在國家法律體制內倡議,甚至只願意在看齊北大西洋體系(兩公約)的範圍和技術內倡議,能不能稱上「建構一套社會應該如何變遷的論述,並且提供實踐方針」還是個問題。
基本上,所有只訴求爭取國家體制「去作為」(也就是變得更強大)的行動都不配稱為社運;爭取國家體制「不作為」以保全自身的可能勉強算,但嚴格來說,本文提到的「思想革命」概念才算是真正的社運。
我們應該反對菁英主義,而不是反對菁英個人。前者可以帶領我們走向真正的資源與權力重分配,後者則只是把一些菁英拉下來並由其他人取而代之,背後的邏輯就只是毫無論述基礎的「相對剝奪感」而已。
相對剝奪感邏輯也可以解釋很多問題,例如為甚麼出來反對反菁英主義重分配最大力的絕大多數時候都不是真正的權貴與菁英,而是權貴權力的底層競逐者,因為如果我們去除了菁英做為一個權力中心,那他們這輩子就不知道要做甚麼、為何要奮鬥甚至為何存活了。
即使如此,反菁英主義做為權力去中心化的基礎方案當然還是要大力做的,但絕對不能陷入單純反現存菁英的「換人做做看」、「換我爬到你頭上」邏輯,那樣的話整個權力結構並不會發生任何改變
當醫護、警監、社工體制叫你「回歸社會」,請自動代換為「回歸國家治理之下」。他們要的是可以被國家恣意伸手擺弄的無力裸命,不是逃逸得出去、有自由解放的心智的獨立人。
同性戀也曾經(好,現在還是很大程度上)被異性戀者認為要「被恢復」、要「回來(異性戀世界)」,但是,我們就在這裡,每個人各形各色以自己的特殊與迥異為榮的存在著,不是你國家說了算,而且我們沒有要「回歸」。
兩句口號送給大家,首先一句是當年反廢公娼、後被支持性產業合法化拿去用的口號:「我本善良,何須從良?」,後一句,來自曾經的學運世代:「我們不是來適應這個社會的,我們是來改變這個社會的。」希望大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