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義在香港的矛盾

# 地方主義在香港的矛盾 ### 前言 [原文](https://newpol.org/localisms-contradictions-in-hong-kong/) 「地方主义」一词原文是 Localism/localist，香港的一般语境里把这个政治思想称作「本土派」。这里标题里译成「地方主义」这个偏学术的词是因為本文大篇幅讨论这个政治思想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所以会比「本土派」自然。但如果讨论的是具体的政治组织与派别，那我会换用本土派，但概念是一样的。作者： Promise Li 2019年6月29日 ### 本文本周早些时候，可能是该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撼动了香港。香港立法会针对一名香港男子在台湾犯下的谋杀案提出一项法案，允许香港与台湾、中国内地和澳门互相引渡逃犯。抗议者说，这将允许香港政府将政治犯合法引渡给中国，这是中国和香港政府进一部压制政治异议的一大阴谋。据报道，有200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占该市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此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意无限期推迟法案，这至少代表泛民阵营的一次重大但可能只是暂时的胜利。抗议活动在本周继续进行，市民包围警察总署要求警方对上周滥用职权和暴力负责，并迫使林郑明确放弃该法案。然而与2014年不同的是，全球的媒体和专家都有点搞不清楚香港最大的抗议活动为什麽没有明确的政治实体领导。虽然雨伞运动前后有像香港眾志（Demosistō）这样的青年团体以及黃之鋒和羅冠聰这样的政治新星崛起，但今年的抗议活动展开没有任何明显的人或政党的领导，所以也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崛起成为运动的标志。Alice Su在[洛杉矶时报上报导](https://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hong-kong-youth-activism-decentralized-protests-20190614-story.html)，「虽然没有人领导，但抗议者组织得天衣无缝」。现场势力的迅速变化使得雨伞运动的明星都淹没在众多街头参与者和组织者中成为其中的一小份子。[大西洋杂志的Timothy McLaughlin](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9/06/hong-kongs-protests-leader/591820/)认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民间人权阵线」（民阵）负有中心组织责任，因为它从2002年开始运作以来成功整合了大多数泛民主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但民阵的活动家们自己也否认这个说法，他们认为民阵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势力，但只是「促进者」，而不是「组织者」。无论如何，[Ngok Ma十年前给予民阵的批评](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078846_Social_Movement_and_State-Society_Relationship_in_Hong_Kong)今天仍然是有道理的：「这种形式虽然是灵活和有机的，可以让各种没有高度共识的团体都能尽可能参与活动，但这种组织形式没有稳定的核心……相对难以维持长期的运动。」在群众运动中缺乏意识形态共识使得我们很难认真的说这几个星期的抗议活动是一个左翼反资本主义运动的进步。这并不是说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和基进的力量，如[成千上万的母亲自发组织的集会](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6/15/thousands-hong-kong-mothers-rally-support-extradition-law-protesters-govt-hq-hunger-strike-enters-85th-hour/)、个别公交车司机帮助阻断交通、或教师工会投票罢课声援。但政治领导的缺席揭示了香港充满活力同时也充满矛盾的政治运动史的一个关键问题：泛民和地方主义反对派阵营中意识形态的复杂多样性。地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作为香港政治格局中最新的政治现象，强调香港享有政治和文化自治，与中国不同；而较老一辈的泛民主人士则倾向于强调香港与中国民主斗争之间的连续性。地方主义在很多方面让香港的年轻一代走入政治，但地方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自恰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如何与反资本主义、群众领导的政治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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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弄清香港政治环境的左右光谱的分析通常落入三大阵营。第一种观点在主流自由主义叙事中更为普遍，它把泛民主和地方主义阵营视为普遍的进步、支持人权的力量，反对中国右翼专制主义政权和立法会中的亲北京议员。第二种观点看得更深一层，认识到在反对派这个大阵营里面存在着左翼、中间派自由主义者和右倾势力之间复杂的权力争夺。第三种观点则基本上是反动的，除了少数名嘴和极左派之外几乎得不到支持：对中国政府的官方话术鹦鹉学舌，这些「左派」批评者将任何反对中国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行为都视为「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阴谋。但所有这些观点都没有认识到，香港人民热情和鼓舞人心的自发组织背后是一种对政治组织的不同理解。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在过去几年中各种政党在招募成员的成果上普遍表现差劲。香港眾志曾被誉为香港青年运动之光，但2017年其成员人数只有25人。街坊工友服務處（NWSC）是香港反对派左翼最长寿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之一，去年因为长期领导人和创始人梁耀忠解散工人权利委员会的决定[发生了内部分裂](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50038/neighbourhood-and-workers-service-centre-one-hong-kongs)。自由主义的民主党是最大的泛民政党，现在有700多名党员，但可能不超过一两百人是真的活跃的参与者。各种政党长期无法扩大党员基础的悲观现实，使得大规模政治动员的偶然爆发更加引人注目。最明显的展示了这个矛盾的是本月的反引渡法案抗议活动。整个城市高效和自发组织起来的急救护理和供应站网络是对2014年运动的明显改进。香港青年抗议者合力用水瓶迅速扑灭催泪瓦斯罐的镜头流传了整个网络，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众不是通过政党的训练而是通过过去几年的一系列大规模运动培养了这些技能。葛兰西倡导的在选举领域建立政治反对派的战略已变得越来越无效，如果不是完全没用。由于一些泛民主及地方主义立法会候选人在2017年及18年被取消资格，如梁国雄、周庭、游蕙禎，从内部影响立法会的前景越来越严峻。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未能保持雨伞运动中建立的势头——直到这次的运动为止。青年新政领导人梁頌恆说这种自发效率代表了一种政治动员的「新模式」，这可能是没有持续性的乐观主义。我说没有持续性，指的并不是说香港人没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我指的是说这种运动能否能够促进和维持一个反资本主义的真正基进的叛乱運動。虽然各种工人阶级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从街头小贩和小企业主到老年人——的生活条件继续恶化，但是无论政治派别甚至阶级地位如何，动员人们走上街头的关键因素仍然是反对中国侵犯公民自由的意识。换句话说，大多数香港人的可辨别的政治指向不是左右，而是亲北京或泛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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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泛民主政党对中国大陆的仇外的复杂情绪是这种独特政治环境的另一个症状。像香港土着和青年新政这样的支持地方主义、香港独立的团体完全依靠这种几乎单一的议题，这个议题与更广泛的经济问题不相干。中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增强是一系列极其多样的现象，涉及中国政府、资产阶级投资者甚至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而但这往往被过於简化。我们无法简单的把香港的反华情绪与全球反移民情绪的波动划上等号，如欧洲对叙利亚难民或美国对拉丁裔移民的仇恨。一方面，[研究显示](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205-014-0615-9)，贫穷的中国移民在入境时会遭受工资及其他形式的歧视及心理健康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投资者往往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在既有的社区积极推动各种开发冲击旧有居民，例如2010年为了建造深港高速铁路[迫使菜園邨迁村](https://zh.wikipedia.org/zh-hk/%E8%8F%9C%E5%9C%92%E6%9D%91%E4%BA%8B%E4%BB%B6)。土地正义联盟（也常被划为「本土派」）等进步的基层团体一直在组织引起对此类项目的社会认识，而其他本土派团体则完全将精力集中在针对中国移民的目标上，无论其阶级或性别背景。2015年，青年新政率先将一名无证中国大陆男孩驱逐出境，因为他们认为此案可能会成为更多内地非法移民的先例。人民力量是另一个地方主义政党，是由一些年长的泛民主义活动家和年轻领导人涌入的一系列复杂分裂而产生的。它只模糊的宣扬某种「民粹主义」，没有经济政策或其他关键议题的政治团结基础。这样看，地方主义包括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势力和立场，使得唯物经济分析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地方主义团体之间对於香港应该要有怎么样的政治自治也存在巨大分歧。「独立」的倡导者与「自决」的倡导者不同，尽管他们经常密切合作。在大部分的场合，更具有公民意识的左派地方主义者如香港眾志，和激进的地方本土主义者如青年新政和人民力量，与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LSD）等老一辈民主派一同奋斗。就像三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抗议一样，香港本土反对中国政权的势力是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主义和中产阶级青年政治的矛盾组合。这不仅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面对共同的敌人时的偶然联盟：许多人是在同一个社会大环境中走入政治，他们的物质条件和关注因为运动的异质性而发生了漫反射。一些人热情接受美国政府嘴上的支持，甚至一些比较边缘的人[怀念英国殖民历史](https://www.express.co.uk/news/world/1139799/hong-kong-protests-china-britain-extradition-bill-violence-extradition-law)，这些令人不安的因素来源于这种混乱的民粹主义。换句话说，这些新政党和活动家大多都不是师承自传统的左右翼组织。事实上可以说，左翼阵营在香港历史上从来就不是强大的独立政治力量。确实，在1949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这个城市就有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活动。但这些组织发展的都不好（由于英国殖民政府的镇压和内部宗派派别冲突），至今只有少数成员。这些组织的少数残余中的一些人形成了泛民主派的左翼，如社民党和街坊工友服務處。任何传统的毛派则在1967年暴动中几乎丧失了一切信誉。当时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极左叛乱分子在该市掀起了一系列随机和有针对性的炸弹袭击，造成5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当时许多亲共人士和党员纷纷跟随已故的中国总理邓小平转向资本主义市场改革，成為现在香港亲北京阵营的主干。有些人，比如李柱銘和司徒華，远离了共产党，成为民主党的创始成员和坚定支持者。这也就是说，地方主义领导人的政治认同有幸与20世纪香港左派的混乱历史隔离开来。只有在成为2014年抗议活动的焦点之后，作为泛民主派阵营的新共同领导人，他们才开始与社民党和民主党等传统政党密切合作。例如，香港眾志的领导层诞生于反对中学的亲中政治宣传课纲改革（國民教育課）的抗议团体「學民思潮」。他们在短短一个夏天的时间里迅速变成政治焦点。这一代政治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就面对着中国政权日益迫在眉睫的影响，而不是像传统左派那样还在摸索殖民统治到专制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期。他们的政治思想受到中国及其矛盾的决定性影响。各种意义上，地方主义的兴起是一把双刃剑。阴险的送中法案引发了数百万人自发上街，除了参加2014年的抗议活动外，其中大多数人从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当涉及威胁香港日常生活的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威胁时，这股力量则蒙蔽了香港市民的眼光。尤其当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等国际银行家都广泛支持，让员工灵活请假参加抗议活动，这又进一步削弱了该运动中反资本主义领导的可能性。其实，对香港这一个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来说，资本的威胁把香港人与内地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来自中国农村的农民工人口不断增长，国家工资差距不断扩大，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中国政府雄心勃勃地开放资产阶级市场，使任何照顾工人阶级，农村人口和环境利益的说法都只是说一套做一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冲击着从马来西亚到非洲加蓬的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安全。但香港最近的动员模式表明，这些更大的现象暂时不是大众关注的主要议题。在最近的历史中，工人对自己权利的斗争仍然是彼此孤立的。菲律宾，印尼和东南亚国家出身的家务工人，大多是女性，占了该市人口的5％。这些工人面临着最猖獗的工资、性别和种族歧视以及性骚扰。只因為她们一贯的团结和短暂但强大的抗议行动才稍微改善。这些运动通常与主流的地方主义和泛民主政党彼此隔离，双方只是偶尔合作。香港的移民工人组织者Eni Lestari 观察到：「香港的大部分政治运动都不承认全球化是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政治团体经常组织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症状，但没有什么人讨论全球化和帝国主义这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许多团体将他们与香港政府的斗争视为独立问题，因此我们的运动即使是在移民当中也很难宣传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泛民主派的香港工会联合会（HKCTU）下的一些主流香港工会有时会与一些移民工人团体合作进行一些要求加薪等共同利益的示威活动，但这些团体无法建立一个合作的平台，以吸引更多人反对更广泛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即使在今天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这些断裂和模糊仍然存在。 ---------------------------------------------------------------------------------------------------------------------------------------------- 虽然泛民主阵营在反送中运动的暂时胜利中打赢了对抗建制派和中国的一仗，但动员民间社会和工人，反对剥削和社会不平等的深层根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抗议活动现在继续发展到第二和第三周，要求特首辞职并追究警察暴力行为的责任。但有什么明确基于阶级的诉求吗？[《闯》杂志采访当地联系人和参与者](http://chuangcn.org/2019/06/anti-extradition-translations/)后感叹道：「我们在这场运动中甚至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左翼旗帜。」政治意识的高潮不一定能转化为阶级意识——即工人阶级对抗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物质支持。中国最近的工人罢工虽然规模更小，但可能比香港的情况更有意义。但正如一些最近的评论员所指出的，要说中国工人阶级运动进步了也可能为时过早。香港的劳工活动家 Au Loong-yu [认识到佳士事件当中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与工人组织起来的潜力](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19/01/12/the-jasic-mobilisation-a-high-tide-for-the-chinese-labour-movement/)，但质疑只凭一个工作场所100多人的罢工行动是否足以用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进步。这些清醒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在反送中法案的高潮之后，更加客观地分析香港、中国及其他地区的物质条件。今年和雨伞运动中的青年群众动员无疑已经证明，这个城市空间可以以强有力的方式政治化。但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大规模的动员后实际运动和政治团体都没有相应地增加成员。这种新型的反抗，以无领导的香港大众自发的形式高效率运行，展现的可能不是一个反资本主义运动的雏型，而是香港政治环境与领导层的关键弱点。由于香港缺少一个有组织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左派，使得对美国政府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向往持续吸引着新一代地方主义领导人和参与者。尽管新政党努力让更多人走上政治，但现实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香港与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利益方面，地方主义势力的目标和方向往往导致尖锐的矛盾或混乱。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上周的抗议活动有力地展示了香港人民的爆发性政治潜力。多年的街头挣扎是最好的政治教育。这场胜利可能是长期斗争的重要一步，并且在中国充满威胁性但又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影响下，其重要性只会与日俱增。地方主义政党的矛盾并不一定预示了不可避免的失败。不管怎么说，群众只有让自己适应这些新的矛盾，而不是去重复任何过去的方法，才能寻得解放。 ### 关于作者 Promise Li 曾任[美国团结社](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A2%E7%BB%93%E7%A4%BE)成员与职业活动家，以及洛杉矶唐人街的租客权益活动家。他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英语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