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信息化政治与民主危机
导 论 社会的政治学
政治与民主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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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1：由于权力由客体世界往人们的精神世界入侵，导致了我们的社会接近传统社会经验，寻求平衡而非进步。目前政治思考与行动面对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创造新的社会模式和政治制度来调和上述情况带来的社会碎片化与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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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2：自由民主以社会共识和普遍利益构成的政治领域以及行动者为前提。但如今这些行动者只为临时议题和共同利益而短暂集结，相对应的政治空间也变得不似从前稳定（原子化、同质化、非社会）。美国如今以此发展而来的集体认知管理是复杂而微妙的，并且成为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参照。
作者认为将上述社会政治的转化过程与危机放在网络社会技术发展的框架下讨论分析会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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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技术参与了政治与民主过程的转化（一个强大的扭转），从而产生了信息化政治。媒体技术强烈地影响了政治的主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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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持有哪一种政治理想，都要遵守信息化政治的游戏规则以求进行自身的计划与策略，因为这必须经过技术媒体——而媒体技术是共享且同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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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媒体已经成为政治的特权空间，所有事情在媒体这个平台交叉。媒体在当今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

驳斥两个谬误的、认为电子媒体支配了政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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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将其政治选择强加于公共意见之上
媒体是极端多元的。媒体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结是高度复杂及被中介的，它可能操纵公共意见，也可能推动公共意见的反抗。一切需结合具体情况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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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一般是信息被动的接收者，很容易被操控
媒体与受众之间是双向互动的，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可能被扭曲、断章取义、颠覆，这个传递过程本就不是全然稳定和闭合的。贝奇与夏洛普的研究指出：集体公共意见在大多情况下是具有独立性与常识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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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媒体乃根植于社会，其与政治过程的互动非常不具有确定性，而系于脉络、政治行动者的策略以及社会、文化与政治特性的排列间的特定互动。（简言之，媒体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有不定性且与诸多因素相关）

重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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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沟通与信息根本地被媒体空间所掌握，但并非被媒体所决定的——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与政治过程。但媒体的组织逻辑确实限定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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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会利用例证来说明政治如何被媒体重新架设起来（这是信息时代的趋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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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民主危机来源于其过时的以工业年代组织形式和政治策略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因为政治拥抱媒体的现状而失去自主性——这是信息时代民主危机的基本来源。

理论路径
首先，利用美国这个开放的政治模型先例来说明一些较为广泛的趋势。同时也强调政治制度与政治行动者跟历史的密切关联。作者将论证，在此之后，信息化政治伴随着所有必然的文化、制度的转译，成为检证新时代的有用指标。此外，在多个国家信息化政治历程的观察基础上，试图在网络社会的民主危机的根源上，把社会的、制度的与技术的转化过程联结起来，以探查“信息民主”的新形式的潜力。

第一节 信息化时代作为政治空间的媒体
一、政治与媒体：市民的联结
基本观点：国家制度的可及性基于动员市民多数选票的能力。而媒体如今已经是大众接收讯息并以此形成政治观点和意见的主要途径，故而政党、候选人必须通过媒体与大众沟通以及进行政治意见间的竞争。所以，只要媒体具有相对于政治权力的自主性，政治行动者就必须遵守媒体的规则、技术与利益。媒体框架了政治。
此外，媒体在治理与公众意见之间联结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沟通。治理需要通过媒体来评估其决策，而大众对治理决策的反映是通过媒体形成调研结果、意象等等向政府传递。
当视听媒体与公共事务关联，它便成为最基本的思想喂养者。最有效被接收的讯息是那些最简单、最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为人们主观投射预留空间，而媒体善于生产这种意象。

谁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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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基本上是日渐集中、全球地互联的企业群体，高度多样化并针对区隔化市场。

媒体的政治自主性从何而来？——源于企业利益；专业意识形态；记者的正当性和自我期许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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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过去10年中，官方媒体与私人媒体越来越同质化而且都在全球化背景下同场竞争，因此它们对收视率是同样地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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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率是媒体吸引力的成绩单，而就新闻而言，其吸引力和价值所在是它的可信度。想要做到有可信度，那么就要求媒体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立场，而这个独立的立场也会为媒体带来一些信息输出或信息封锁方面的营收。
营收（金钱或权力）-收视率-可信度-独立立场-信息和舆论走向交换金钱

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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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报道，没有偏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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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至高无上的，新闻分析必须要有充分证据，意见必须被管制，而客观则是规则。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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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自主独立来自企业体和专业的双重约束。上述约束被市场竞争现象所强化，并越来越趋向寡占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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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与联结的矛盾：一方面，媒体必须靠近政治与政府，，近到对信息有可及性且能够从管制中获利甚至接受来自国家的补助；另一方面，媒体需要保持中立以及与政府的距离以维持可信度，从而在公共意见形成、投票与政治决策的根本上，成为信息之流与意象的生产与消费下的市民与政党之间的中介者。

媒体如何形塑政治？
“一旦政治被媒体空间所虏获，政治行动者本身遂围着媒体组成政治行动，来接近媒体政治的场域。”

常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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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讯息以嘉惠某人或某政治议程。在这种媒体作为战场的模式之下，政治力量、政治人物以及压力团体试着搞倒对方，以从意见调查、投票所、议员选举、政府决定中获利。

基层选战-战场模式活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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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美国基督教联盟；德国绿党、俄罗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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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集会与游行示威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或巴西的政治选战中，仍然是重要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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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仪式”可理解为媒体导向的、有明确政治目的的，非日常化的表演。因为这些切实发生的政治与大众的线下联结事件，都是根据媒体需求（镜头、再现的整体性、众人关注的焦点）来铺排的。

重申：媒体并非政治的决定性因素——那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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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有许多例子显示电视广告的疲劳轰炸并不足以选出候选人，或是差强人意的媒体效果并没有阻止候选人赢得选战。但政治人物在媒体上亮相不可否认对其风头及声势而言是有所裨益的。
这里存在一个作者弦外之音式的表态：媒体只有在被妥善运用的情况下才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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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什么形式的媒体，都无法随其自身来决定政治结果，特别是因为媒体政治是一个矛盾的国度，那里存在着不同的行动者与策略以不同的策略和技巧，上演着各式各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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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统治与民主并不矛盾。因为它与政治体系一样存在着多元竞争。反而，媒体政治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与政党主导的民主政治相比更为广泛市民参与的政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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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不在媒体上积极亮相，政治提案或候选人便没有一丝机会可以得到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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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政治不是政治的全部，但所有政治必须通过媒体影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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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政治被根本地形塑，在其内涵、组织、过程与领导权上，被媒体系统的内在逻辑（特别是新的电子媒体）所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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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形塑发生的过程，可以借由美国过去30年的经验来被看到。

二、作秀政治与政治行销：美国模型
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政治体系转化的原因（根植与社会文化的趋势）（三个过程）：
1.
政党以及其在政治候选人选择上表现出的角色的衰颓
2.
以电视为主的复杂且互联的媒体系统出现
3.
政治行销的发展，伴随着下列现象而来：常态性意见调查、调查与政策之间的回馈系统、媒体炒作、计算机化的直接邮寄、电话银行、将候选人与议题机动地调整为获胜形式

转化的最直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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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高文-弗瑞泽委员会mcgovern-frazer committee所推动的选举改革（1968）：通过总统候选人竞选者的直接初选，以最多数选出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个机制选出来的代表比例是递增的（要求民意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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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战财务改革：募款技巧变得重要
这两个趋势都促使候选人不再像从前一样依赖政党，转而借助媒体的力量去为自己宣传，进而让自己有更多接触大众、争取选票和募款的机会。反向地，同时也强化了媒体的角色（媒体成为候选人与公众之间的特权媒介，影响选举）

过去30年媒体的政治角色在技术和组织上都有明显发展
组织：
1.
媒体、民意调查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转折点：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迪的选战
将选战立基于民调与电视策略，并且将其视为最重要/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的电视辩论——电视成为美国政治的议程设定的装置
2.
电视、报纸、广播以系统形式开始运作
报纸详尽说明，电视消化、扩散，广播脱口秀提供与大众的互动、议题发酵、辩论的机会
3.
电视的政治角色核心化，形成两个主要特征：
a投入在电视方面的政治支出急剧攀升；b政治炒作成为政治选战的基本要素（促使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出现）

技术：
技术改变了媒体的政治角色，不只是因为技术之于媒体本身的影响，也因为技术在重要时刻将媒体系统与政治行销联结起来。
1.
20世纪60年代末，将计算机引入制表化的民意调查，导致“策略民调”的产生
接下来的20年，民调专家显著地影响了选战策略，且成为候选人、市民与媒体之间的重要媒介
2.
技术加速了媒体报道、增加了信息系统的速度与弹性，回馈效果与来回炒作成为日常。
媒体以及成为政府检测国家脉动的窗口，反过来，媒体也要时刻准备着，将政治决定编写或转译为媒体政治语言，并用民调或焦点团体来评估结果
3.
民调专家与意象塑造者至此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政治行动者，能够通过信息技术、媒体学、政治智慧与自信术，造就（或不造就）总统、参议员、众议员与统治者。
4.
作者更进一步说明，民调专家和意象塑造者的影响力是不会因为其判断的正确与否而受影响的，因为不论他们判断是否失误，所作出的行为都会改变政治趋势，只是转向之间的差别而已。

20世纪90年代，媒体领域趋于多元而分散，其对于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的掌握也更加具有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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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有线电视、广播脱口秀（普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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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带邮寄（有利于利益集团与具有意识形态的组成份子绕过主流媒体，点对点地向受众传递观点，录播减少干扰，塑造完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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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an、CNN全天候报道（信息即时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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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网络（控制辩论论坛，联结支持者）
通过将政治纳入其电子空间，媒体决定性地框架了过程、讯息与结果，无关乎特定讯息的真实目的或效果。媒体之间政治选项的差异经由进入媒体空间，政治计划与政治人物便被特殊的方式形塑。

哪一种型塑方式？

三、欧洲政治正在“美国化”？
卡斯特对此的观点未置可否。非也，是也。
否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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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因为特殊的历史、文化与社会为根基所发展的长久及建制化传统，使其更依赖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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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民族文化差异使得利用媒体攻击异己的效果是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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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欧洲的政治系统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有根本不同

肯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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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在选战中起的作用与美国模式具有相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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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个人化（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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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选战策略、专家顾问（俄罗斯）（西班牙）

结论：政治在大部分欧洲民主国家已被类似的过程支配。

通过上述20世纪90年代其他欧洲国家的比较分析，描述了一个媒体主宰信息传播其复杂且正转变中的情况。与此同时，政党却没有准备，财力不足同时被严格管制，因而难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
卡斯特认为这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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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媒体，政党多半在国家的支持下保有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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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限制政党对媒体的可及性，人们越来越从政治体系外的来源形成自身的政治意见，因此加深了政党与市民之间的距离。

结论：尽管历史、文化、制度使得欧洲政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技术、全球化、网络社会激励了政治行动者去参与技术驱动与信息化的政治。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趋势。

四、玻利维亚的选举民粹主义：“男伙伴”巴林科与洁卡·乌鲁的来临
玻利维亚的案例其实是作者提供的一个反向分析，如果在信息化政治时代拒绝全球文化、坚持本土政治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但在分析的最后也以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被媒体政治所侵蚀的结论结尾。

通过对巴林科及其后来创建的祖国觉醒党的分析，作者认为媒体政治不必然成为既有利益集团和政党的专利品或者工具。媒体政治同时也能催生新兴政治力量。巴林科的权势指向基于认同的共产主义，而穷人运动经由媒体的使用而靠近主流政治。尽管，在媒体与政治交织的过程中具有玻利维亚文化传统、经济条件与政治动态的特色，并且是共产取向的政治行动，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在行动轨迹上与“美国模式”（信息化政治的典型）有重合：极端个人化；二元分化的信息简化；道德与宗教判断的优越性 ；政治动员中媒体讯息的重要性；民众情绪的善变和迷失；
新旧政治模式的脱节和；在媒体上所支付的财政支出所形成的“权力-媒体-金钱”的恶性循环。

尽管“复兴都会共同体”限制了全球化，但其仍通过媒体流动空间的设置而进行，而彰显传统文化与大众利益的权力。正如卡斯特所说，媒体是一个“形塑”政治的空间，他们存活下来的同时也转化了自己。

第二节 行动中的信息化政治：丑闻的政治学
作者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全球的政治系统都因媒体与政治联结催生的丑闻政治而动荡不安。媒体在政治系统中接受到的讯息会被直接转化成销路与影响力，而不顾政治冲击的源起与目的——冲击即价值。如若有政治人物或政治策略专家试图利用媒体来打击异己，这无异于骑虎，因为在卡斯特的观点中，媒体不是工具，而是一个独立体系的场域，驱动其运作的只有利益。所以在丑闻政治中，“流动之权超越了权力之流”。

丑闻vs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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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指涉领导人的个人道德或贪污问题。当政治人物的不法行为不足以对其声誉产生冲击的情况下，丑闻就变成了对其发动攻击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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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相关的政治丑闻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公众生活的主要部分。但这个现象却是由来已久、与政治共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对贪污的举发可以作为民主社会（政治）与新闻自由（媒体）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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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版增补：“透明国际”调查报告关于1995-2002各国腐败指数表明，腐败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且并未见存在恶化趋势。腐败，及其暴露的动态，与制度是否完善、社会福利程度密切相关的大环境，同时也与国家的富裕程度有关。总的来说，丑闻比腐败对政治的冲击和影响是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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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贪污具有攻击性和重塑民主的能力。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卡斯特开始追问，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特殊的时间点，贪污行为在媒体上全面爆发且危及政治系统和政治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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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竞争策略转变：意识形态的分歧已经不是选战的核心竞争力。各政治联盟在保持核心支持者的情况下盗取对手的政治议题和立场，由此造成了政治立场的模糊。这一操作成功地将选民的注意力从竞选者对议题的专业立场转移到其个人的可信度之上。再加上政治人格化，丑闻攻击就会十分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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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人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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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美国在意大利与日本扶植反共战线政党并纵容其与黑社会勾结。以换取自身的利益和发展空间。

作者认为上述因素使得政治系统难以抵御贪污（被曝光的？）。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丑闻政治是信息化政治下为了斗争与竞争而选择的武器——这改变了近代社会的政治系统的本质。
“丑闻是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在其中，声誉和信任就是赌注。”在信息时代，符号权力，亦即塑造民众心灵的能力，乃是权力的根本来源。（2003第二版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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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成为政治舞台：媒体成为一种既昂贵又必要的操作。这种必要支出与合法收益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卡斯特认为这种情形是系统性政治贪污的发源地，行这发展出前线与中间人的影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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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与媒体共生：司法保护媒体独立，泄漏信息喂养媒体；媒体作为交换保护、支持司法机构人员。他们携手肃清民主和政府，节制政治人物的言行，最终他们在远离政治的情况下攫取了权力并把它分散到社会中。然而，他们也可能使政党、政治人物、政治乃至目前这种民主模式失去合法性。

丑闻政治的特征：就是所有政治人物在实践它的时候也就被该系统牢牢套住——今天的猎人是明天的猎物。
在信息化政治中，对媒体的压倒性影响力并不等于政治上的控制力。政治消息对媒体系统来说，其价值在于能够导致冲击，而不是政治冲击的缘起与目的（1997）

然而，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政治力量同样有它自己的作用：通过合法手段利用媒体，以及通过操纵法律体系来构筑自己的抗司法工事。如此一来，政治人物们就设法恢复了他们曾经失去的、相对于符号权力的各种机制而言的自主性。然而，他们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降低媒体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并因此损害到自己的可信度，最终逼得社会去寻找另外的表达方式和沟通形式，例如互联网。（2003）

第三节 民主危机
将上述关于民族国家、当代社会之政治过程的转化的一系列线索收拢到一个历史的框架当中看时，它所显现出来的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知的民主危机。这些危机的原因在于，民族国家这个界定了领域、程序以及市民权的客体，其主权被全球流动的动态、财富、信息和权力的跨组织网络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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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国家无能实现其作为福利国家的承诺，因为生产与消费已经在一个全球相互依赖情境中以资本主义再结构的相关过程中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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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的还包括：基于特定认同的政治意义的（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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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政党的开放竞争为基础的政治系统可信度危机（被媒体俘虏：选战操作、非法集资、丑闻政治）。

上述三个互动过程的结果以公共意见、个别市民或集体的反应呈现出了对政党、政客与专家政治的厌恶与根本的不满。
具体表现与过程：
1、对主流政治和主流政党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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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体制的失望、对另类政治方案和政治诉求强烈呼吁；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国家由一小撮只顾自己的利益集团所掌管（2002年的调查结果与之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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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一半及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议会没有能力按照社会的最大利益行事（2002）（欧洲比例较高59%；北美22%）

2、政治异化（民众对媒体过度依赖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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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越来越支持“第三阵营”、宗教性党派2003——以表达对政治体系的抗议和对以地方或宗教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建构的期待

3、因应异化而来的各国政治体系表现出的活力（政治碎片化？）2003
小结：这种对主流政党不满的趋势给制度整合体系带来了政治危机，尽管现有的机制仍让现存政党保持着对这种体系的控制。当这些控制不再有效的时候，这一体系就会敞开怀抱接纳新的成分，从而疏导开各种政治压力。然而，在每一次重组的过程中，假如引发危机的抗议者的不满情绪得不到表达，更加不满的风险就会增大。一旦民众感到失望，他们就会转向非制度化的政治形式。（民主支持度的蜜月期）

普遍结论（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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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参与、社会需求和民主制度的响应之间，全世界普遍存在一种日益高涨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取决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政治圈实际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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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普遍趋势是民主政治体系在应对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变化方面的能力受到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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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人看不到什么东西能够取代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民主，但越来越多的人还是觉得，民主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们表达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民主成为一种情绪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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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并没有撤出政治舞台，而是看到了政治体系全面渗透着符号政治、单一议题的动员、地方主义、票决政治、对个人化领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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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党走向没落，救世主也就降生了，由此产生系统性变数。这种变数可能导致政治再生，或者是肢解政治制度、动摇世界稳定的或是反理性的骚乱。又或者是打着民主旗号的独裁国家的回归。

作者认为，我们正目击国家的片段化、政治系统的不可预期性以及政治的单一化。筹划于18世纪，扩散于20世纪的政治民主（包括既存的政党系统与现行竞争政治体制）已经变成一个空壳。这一情形与网络社会的政治代议的适当机制，民主操演的新的制度性、文化的及技术的条件相关。

小 结 重建民主？
作者试图以评论民主制度重建路径为总结。卡斯特认为与未来信息化政治特别相关的趋势（危机与机遇并存）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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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再造：媒体的信息技术有重建地方代议的潜力，能够分担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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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通讯提供了强化市民之间政治参与水平沟通的机会。公民能够并正在形成他们自己的、围绕现有政治框架建立起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格局，创造一个灵活的政治领域：但是， 有导向“雅典式民主”、“作秀政治”的危险，在线政治可能推动政治和社会个体化，使得政治整合、政治共识和制度建设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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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政治与围绕“非政治”因素政治动员的发展：这些政治动员通过议题导向的、非政党政治的政治动员形式（绕过常规政治表达和决策渠道），在社会中赢得越来越多的合法性，且影响到了官方政治竞争的规则和结果。

这些趋势的发展有助于牵制建制化的政治结构、加强基层民主、冲破技术精英对民主的垄断，有建构新形式市民社会与民主的电子基层化的潜力。他们最终加速了古典民主政治的危机。（孕育了尚待深入探讨的信息民主2003）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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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壁垒，回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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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成为排欲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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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事实”的解释权，以及受众对媒体的可信度评判问题。现在的媒体并不具有绝对永远可信的地位，他们跟政治人物一样，在做所谓交易之时，其实是拿企业的声誉在作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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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政治人物及媒体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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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事实、无法判断的事实以及部分事实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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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互联网可以自行生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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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舆论”vs“民主与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