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印度藝術家Zuleikha Chuadhari北藝大座談

文／曾福全


前幾天去北藝大聽印度的藝術家，身兼劇院導演和燈光設計師Zuleikha Chuadhari，談談他幾部作品的創作理念與內容。


一開始她介紹1858年東印度公司入侵印度時戰爭結束後的檔案照片，主要是藉由檔案照片去重新思考，尤其是被一個全新概念入侵時，利用相機拍攝記錄下這一刻，去反思被攝的主體裏頭的人所在的位置，他們如何思考位置與意義，而將檔案照片的聯想帶進劇場當中，是劇場導演所在意的事情，1858年作為一個印度歷史重要的歷史地景（lanscape），對於劇場是特別重要的。


藉由舞台的再現，重新建構現在與過去歷史的關係，地景與人的主體參照點，測量與過去的距離感覺，進一步延伸我們的視野與細節，想像照片中被犧牲的馬，只因為他不願意為帝國服務，裏頭的人們究竟在思考些什麼，有想到接下來的日子要如何生存下去嗎？延伸辯論，人們如何在外星球生存下去（異文化的極致推演）。


藉由照片去重新疏離細節，形成產生其他的圖像，構成有蠻多觀看可能的狀態。展覽表演利用綵排形式，透過對話與即興的方式，去詢問與討論參與者的感覺。


> 1945年間因飛安事故不幸逝世於台北的印度獨立運動英雄人物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是藝術家祖列伊哈．喬杜里（Zuleikha Chaudhari）裝置作品《排演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廣播電台》（Rehearsing Azaad Hind Radio）的敘事主角。這件結合劇場表演的空間裝置，先是揭露鮑斯在二戰期間於柏林組織的自由印度中心（Free India Center in Berlin）受納粹高層資助的事實，再指出其主導的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廣播電台（Azaad Hind Radio），當時實為納粹向印度進行政治宣傳的電台節目。另一方面，喬杜里同時搜集新德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New Delhi）在2016學運期間，以民族主義為題的演講片段，和上述鮑斯的政治宣傳廣播內容進行交叉敘事。以跨時代的實質證據進行的批判性歷史重演，喬杜里在此件作品中提出對歷史記憶、集體與個人意識形態在不同敘事脈絡下變異與顛覆的質疑。

## Bhawal case 一個十年後復活的莊園王子


接下來Zuleikha詳細介紹巴瓦爾案，原告（Plaintiff）是一個失去記憶的繼承人 Bhawal，這是一起知名的案件，在印度纏訟16年，最終被英國高等法院判決恢復身份的官司，就是一齣戲法庭大戲的感覺，也是印度知名的疑案，翻拍成許多電視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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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這樣，Bhawal莊園的王子拉曼德拉·納拉揚·羅伊（Ramendra Narayan Roy），是主要繼承莊園的人，生前風流成性、愛玩樂、喜好熱鬧，打獵跟情婦玩耍都很拿手，最後染上梅毒，死於膽結石，享年25歲，死後隔日即在大吉嶺火化，並無子嗣繼承遺產，由弟弟繼承，但之後又死了，莊園由英國法院接管。而在他死後十年，有個苦行者（a sanyasi）在附近遊蕩四個月，身體很好，眾人皆認為跟死去王子長得很像，但王子的姪子不認此人是王子，不過眾姊妹們看過他之後都認為是本人。


雖然失去記憶，他逐漸地開始自稱是王子本人，並要求恢復身分。

此苦行王子聲稱，屍體在火化當天並沒有執行火化，因為當日下了冰雹，一群苦行者經過帶著昏迷不醒的他回去調養，雖失去記憶，但身體就恢復了，接下來十年都在印度到處徘徊。

大眾普遍接受王子回來了，甚至還開始把原本要給法院的租金給了他，引發稅務局不滿，而法院也開始審理此案，自此纏訟16年。相關人員包括醫生、攝影師、妓女、農民、收稅員、房客、聖人、治安法官、筆跡專家、親戚、士兵和路人在內的數百名證人來來回回，該案從達卡下級法院到加爾各答高等法院再到倫敦樞密院。


在法院的檔案照片中，都不斷要讓他看起來像是原本那個人。只是真實跟虛構就開始模糊，特別是在法律的法庭確認當中特別複雜。

因此，這個展覽劇場主要在討論的核心議題是，公民身份的建立在英國法院上是如何被執行、展現，藉由證人、身體標記、胎記之間的關連，尋找其為同一人的重要證據。而重要證人為 Bibhabati Devi（妻子），找了一位叫Samina Luthfa (Sociologist and actor) 的社會學家兼演員扮演，展演期間會到當地尋找律師、法官參與演出，帶動討論。

## 真相以及虛構：劇場與法庭如何展演


劇場與公民身份本身都是一種展演行為，一個人是否能稱之為合格公民，是需要被社會所檢驗的，而法院審理一個人的公民身分是否存在，則是現代國家的一種討論方式，在法院看來，必須要有證據證明，有相關的人證（生活周遭的人們）、物證（法醫特徵）、專家證人（邏輯驗證、推理）的討論，才能夠確認一個人是否是他所宣稱的那個人，而非來路不明的騙子。


Zuleikha的這個劇場用彩排形式展現，藉著導演與演員之間的對話，藉由判定相關證據，藉由檔案照片（約90張照片的相冊）重新思考這麼久以來的討論方式，利益人的關係、證明證據有效、法醫證據等，說服法官自己的立場是可被檢驗，而跳脫出傳統俗世看待法院的情緒張力，實際上法院是藉由確認真相體系完成，找當地的律師與法官來扮演當中的法官與律師的角色更能讓這件事情被一般觀眾所理解。藉由重演與重審之間的關係，去創造即興表演與發現真相、創造真相之間的複雜張力。

提問：法庭展演跟戲劇是不是同一回事？真相真的是穩定的嗎？還是可能包括各種證人的虛構、記憶偏差、假設謬誤，造成最後可信敘事是被建構出來的，由誰來定義「我們是誰」，又由什麼來定義，專家證人的證詞又代表了什麼。

整個理念的展現蠻有意思。

而問到Zuleikha為何選擇這個案子時，她說她主要關心的是1905年反英運動之後到印度獨立之前的史料，也就是為何選擇Bhawal的原因。

我在想的是，Zuleikha藉由討論當時的檔案照片當中的人們如何思考，重新想像當下的印度社會，公民、群眾該如何去面對，眼前出現的情況是不是與一百年前相去不遠，要反思當下的位置，而攝影捕捉下的真實，去要測量與對象物之間的物我關係，心理精神距離與物理距離，當然會想要努力還原精神距離，試圖透過物件去理解社會情境。

挑戰既有文本敘事，再重構／再現的反思與討論，拉出一道討論空間／舞台，說不定可以抓到一些已經走調的真實，而這恐怕是不斷在打造「單一敘事」的台灣社會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