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哪些经验和非洲有关？

（李光耀在非洲领导人论坛上的讲话新加坡，1993 年 11 月 8 日）

李光耀认为，非洲人应该努力争取的是一个好政府，而好的政府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不分理论或思想的。好的政府是务实的政府。非洲人必须从本身的经验和观察其他国家的情形来吸取教训。

他说，如果他是非洲人，负责管理农业经济，如坦桑尼亚的经济，他将集中精力提高农业生产カ，引进提高产量的专门知识，鼓励对大规模棕棡、咖啡、可可等种植园的投资，并且尽可能使农产品多样化。同时，也会鼓励人们多多储蓄。他也鼓励家庭手工业，使人们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乡村里，他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加速人们流入大城市。无论如何，这种情形总是会发生，但发生得越慢越好。

＝＝＝＝

我个人对非洲和非洲人的认识不深，接触也不广。

我遇见的第一位非洲人是我在伦敦和剑桥大学求学时的同学。他们大多来自加纳和尼日利亚。我很快就觉察到，他们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非洲人有所不同。在剑桥大学，我和一位加纳同学接受同一位法科导师的指导，前后有一年之久、结果我们成了朋友。有一件事到今天还清晰的遗留在我脑海中。当年，在剑桥大学学生俱乐部体息室，我听到两位非洲同学的一段谈话。他们劇出席了一个有关英帝国的辩论会。其中一人提起辩论会上有一位保守派英国学生高谈英帝国的光荣史，强调必须把英帝国加以保留。这位非洲同学愤愤不平地对另一位同学说：“等我们回国后オ 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谓的光荣，已所剩无儿。”那是 1948 年的事。我斯了心中暗喜，因为那正是我回国后所想要做的事。

我再次遇见非洲人的时候大约是在 14 年后。那是 1964 年正月，我乘专机到非洲，在 35 天内走访了 7 个国家。我当时不得不争取这些国家的政府支持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合邦因为这个联合邦正受到印尼苏卡诺总统以低层次的游击战攻击。苏卡诺总统把这种游击战自称为“对抗”。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当时有好几个国家刚取得独立，有些则即将取得独立。这些国家主要是在东非和西非，以讲英语为主。其中有三个国家是以讲法语为主，即马里、几内亚和象牙海岸（现名为科特迪瓦）。

1966 年正月，我再度访问非洲。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尔逊在拉格斯召开英共和联邦领袖特别会议，讨论当时的罗德西亚总理伊恩·史密斯片面宣布独立之事。我在会议过后离开拉格斯。两天后，当我在阿克拉时，拉格斯发生政变。尼日利亚总理阿布巴卡遇害身亡。财政部长费士都斯酋长也同时遭杀害。

我忘不了费士都斯酋长这个人。我们在下锅的旅店里举行的一个正式晚宴上相对而坐。这间旅店也是我们举行会议的地点。他说他即将告别政坛，专心去搞他的鞋厂他还说他已经提高税务以保护鞋厂，使它不致倒闭。

我再到非洲访问的时候是在 1970 年 9 月。当时我是到奈罗比和达累斯萨拉姆，接着又到卢萨卡出席不结盟国家会议。

九年之后，我在 1979 年 8 月又到卢萨卡出席英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

1992 年 10 月我到南非去，那是我第五次到非洲访问。

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这一段期间，我在两年一度的英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上结识了不少英共和联邦国家的非洲领袖，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当我辞去总理职位之后，又结识了像奥巴山乔将军之类的非洲领袖，我们是在 1992 年 5 月到东京出席一个所谓“杰出人物”会议而结识的。那是为了支持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一个环保会议而举行的一个会议。当时，奥巴山乔将军建议带领一批年轻非洲领袖到新加坡来学习新加坡的建国经验。

我今天的讲题是《新加坡哪一些经验和非洲有关？》这不仅是项声明、而是一个问题，拿新加坡和非洲的基本特征大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两地简直是南辕北撤。新加坡是一个小岛，一个十足的都市社会。我们没有农业，也没有石油或矿产。我们的经济有 27%以上是靠制造业，15%靠商业，26%靠金融业和工商服务业，大约 13%靠交通运输业。我们处在东南亚心脏地带，紧邻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经济动力中心，加上交通通讯方便，随时可直通美国和欧洲各国。而非洲则恰恰相反，那里有幅员辽阔的国家，庞大的农村人口，经济以农业、矿业为基础，工厂少贸易也不多。

现在，让我说明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哪里。我举不出新加坡的政策，有哪些基本原则适用于非洲国家。结果，我只好问我自己，假设我是非洲人，身负治理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或坦桑尼亚的重任，我会怎样做才会像我治理新加坡一样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必须对非洲有深刻的了解。问题是，我对非洲的认识仅限于到过非洲儿次，和一些非洲领袖见过几次面而已、其余的都是从阅读报章以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经济学人》等杂志得来的知识。于是，我把国际行动理事会所准备的一份有关非洲的报告再重读遍。这份报告是由一个委员会准备的，主席是英国前首相卡拉汉勋爵。我和奥巴山乔将军都是这个国际行动理事会的理事。

就让我们假设委员会对非洲国家所面对的问题达致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会把新加坡变迁史上几个重要的原则提供给他们参考。

## 第一个目标：廉洁的政府，有效的民事服务

新加坡的第一个日标，是把政府塑造成一个执行政策的有效工具。

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一批坚强、公平和正直的领袖。这批领袖必须德高望重，受人尊敬。核心领袖必须团结一致，发给人民的讯号才会清楚明确。如果领导班子吵吵闹闹、四分五裂，就会引起混乱，使人们无所适从。做领袖的必须明白，他们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暂时支配人民的命运他们的责任不仅是履行人民的委托，而且还要把受托之事交给同样可以信赖且又得力的人去办。他们有责任照顾人民，不让人民陷入贫穷落后的困境，而自己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我们事事对人民负责，在钱财方面公私分明。对我们来说，贪污受贿是一种癌症，必须及早发现并根除。

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层，就必须有一个中立、效率高、廉洁的民事服务。无论是聘任或是提升公务员，必须按他们本身的条件予以考虑。公务员必须有和政治领导层相同的建国哲学和建设目标。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薪酬，才能经得起不被诱惑的考验。公共服务委员会必须公正无私、精明能干、善于察人任人，奖学金只颁发给最佳的人选。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国际行动理事会报告书第 42 段这样写道：

“贪污不是非洲独有的现象。不过，贪污对非洲为害极大，因为它越来越根深蒂固，渗入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各社会阶层的文化之中。当非洲刚一接触到消费社会，就激起了心中的欲望，可是这股欲望却因能力的差距而无法得到满足。这一来，就为贪污行为提供了蔓延滋长的温床。贪污是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真正严重障碍，必须加以抑制铲除。”

《经济学人》周刊 1993 年 8 月 21 日第 6 页有关尼日利亚的一项调查报告这样写道：

“贪污对信用的代价，许多文明社会都不能幸免。比科·兰塞姆·库迪说过：“军人政府霾曲了人民的价值观。'像他的弟弟费勒（尼日利亚非常有名的一位非洲旋律音乐家，常以歌唱来讽刺贪赃枉法的非洲政客）

一样，这位身系囹阳的民权领袖是尼日利亚巴班吉达政权的眼中钉。“政治已被举为发財致富之道，而这个政府已经把它推到极端。・尼日利亚有不少优秀的律师，但贪赃枉法的风气已活污了法庭的名誉。这个国家有优秀的学者。但买卖文凭的风气敗坏了大学的名声。它有受人尊敬的西长，但售卖酋长衔头的风气已令贵族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军人本身在很多方面是这个军人政府的最大受害人。“军人已经不再是军人是尼日利亚人的一般观察所得。”

1992 年 7 月 14 日（国际先駆论坛报》在一篇由美国黒人基思・B・里奇伯格所撰写的报道中，引述非洲统一组织官员马曼敦・巴的话说：

“目前非洲所需要的主要是纪律，但是，这必须是来自高层的纪律。”

“不过，还有许多其他非洲人同意乌干达总统马斯文尼先生和非洲统一组织官员的看法，认为文化因素在发展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他们争论说非洲领袖们缺乏纪律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因为如果国家政治领导层贪亏腐敷的话，就算是最勤劳的非洲人也难有稳定的好日子过。”

问题是：在非洲，当政治领袖和民事服务都变得没有效率和贪污腐败时，应该怎样做才能按乱反正。这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只有少数国家找到了答案。一个政治体系。从最上层的领袖到最低层的官僚都贪污烀弊，问题就很复杂了。净化清除的工作必须从上到下，彻底并且有系统地进行。这是一个漫长吃力的过程，只能由一群力量和道德权力都来自公认为正直无私的强大领袖去进行。南韩总统金泳三正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 第二个目标：国家团结

另一个基本目标，是不管有多少不同的种族或部落。都必须维持国家困结和社会凝聚力。所有接替殖民地政权的政府都面对多元部落、多元语言、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团结问题。如果国家不团结，问题将更难处理。如果没有一群团结的人民，国家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国际行动理事会报告第 6 段写道：

“对许多非洲国家来说。国家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不超过 30一40 年种族主义、区域主义、宗教、种族和阶级利益是造成许多国家严重分裂和冲突的原因。那些目前在经济发展方面看来较成功的国家，不论是那些富有的工业国或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有较长较完整的国家历史，国家历史多数长达数百年之久。

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新加坡在解决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等问

题时，是采取深思熟虑的渐进主义政策。我们的人口有 76%是华人，他们来自中国各地，氏族不同，方言各异。我们有 15%人口是马来回教徒，他们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各地。我们有%人口是印度人。分别来自印度各地其余的则来自欧洲和亚洲各地。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每个人不只学习一种语文，而是两种语文，即英文和母语。英文不是任何族群的母语。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族群会因此占上风或吃亏。我们没有强迫或以汽压加速的方式，塑造国民意识。我们不压制种族文化、语文、宗教或认同感。

## 第三个目标：家庭计划

第三个目标是放缓人口的增长。通过推行全面的家庭计划，我们把新加坡的总人口出生率，从 1960 年的每一。名妇女生六个孩子，降低到 1990 年的 1.9 个小孩，后来又降低到 1992 年的 1.8 个，低过 2.1 个的替代率。亚洲和非洲之间，人口增长的差距，大得令人可怕。

国际行动理事会报告中的第 I 段写道：

“每 23 年人口增加一倍，而食物的生产，要每 30 年才增加一。倍。目前，非洲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数比 30 年前来得多。1960 年，非洲生产 107%自己所需要的食物，而目前仅生产 78%自己的需求。”

国际行动理事会报告中的第 70 段写道：

“1990 年，次撒哈拉非洲的人口总数达 5 亿 2,600 万。如果把爱之病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到公元 2050 年，非洲的人口，预测会达到 20 亿。然后稳定在 20 亿 9,000 万的水平。”

国际行动理事会报告中的第 71 段写道：

“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加上人口出生率继续偏高，造成人口增长达到爆炸性的 3.1%，大约每一名妇女生 6.5 个孩子一这和 30 年前的南亚情况，大致相同，人口增长相等于目前南亚的两倍。人口剧增是妨碍社会进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情况可由文盲人口高达 59%，婴儿死亡率高达每一千名中一百名而突显无遗。”

当每名非洲妇女产下 6.5 个孩子时，无论经济增长多快多高都会无法应付。除非你订下目标，把人口出生率降低到每个妇女生 2.5 或至多 3 个孩子，否则，经济增长将被喂养、教育新一代和替他们找工作所淹没。有了避孕药物，要降低人口增长率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例如 Norplant 可以每五年植入妇女体中一次。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计划可以在这方面提供资助。除了家庭计划之外，对爱之病的危险性，也应该进行普及教育。如意套应该随处可以买到。在这方面，各个国际卫生组织也可以提供协助。否则，非洲将面对前景暗淡的健康卫生问题。这个问题将削弱非洲的社会，因为年轻力壮的人将死于爱之病，遗下的孩子变成了孤儿。

## 第四个目标：经济上奉行实用主义，不是教条主义

第四，经济政策必须奉行实用主义，不是教条主义。新加坡自觉地继续贯彻过去的政策。我们承接了殖民地遗产，继往开来有助于发展新的成长行业。这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秘诀。我们鼓励所有英国、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商家留下来扩展投资。我们也鼓励本地商人从事贸易、制造业、服务业等，目的不在于取代这些外国企业，而是成为它们的供应商或竞争者。

在六、七十年代，我们有规模相当大的家畜业，如养猪、养鸡、养鸭、种植蔬菜等。我们没有刻意地将它们淘汰，只是让经济发展增加土地的价值和租金，直到利用土地养猪种菜变成不经济的行业为止。这类活动是被经济力量所淘汰。现在，我们仍然用先进的饲养箱饲养孵蛋鸡和密集饲养鸭，以供国内消费。此外，我们也种植供出口的胡姬，饲养供观赏而不是供食用的热带鱼。

如果我是一名非洲人，负责管理农业经济，如坦桑尼亚的经济，我将集中精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引进提高产量的专门知识，鼓励对大规模棕榈、咖啡、可可等种植园的投资，并且尽可能使农产品多样化。同时，我也会鼓励人们多多储蓄。从《金融时报》的附表，可以看出亚洲人民的储蓄额很高，说明了这些国家的投资额高，一点外债都没有。

我将鼓励家庭手工业，使人们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乡村里。我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加速人们流入大城市。无论如何，这种情形总是会发生，但发生得越慢越好。我将尽量减少声誉高但对解决民生没有作用的计划，不论是古迹。建筑物、航空公司或船运公司。因为，宏伟的古迹和广场对经济增长没有帮助，也无法养活人民。

## 第五个目标：让外国人和本地企业家继续营业

使商业、工业、土地或任何其他财富国有化，从而均分财富是个诱人但必须避免的陷阱。因此，我会想办法吸引更多美国、欧洲或日本的跨国公司到来投资。我也会保护和鼓励更多的印度和黎巴嫩小商人及小店主。这是因为他们比任何国立农业银行的任何分行都更加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借钱给哪一个会在收成时还债的农人。

1992 年 7 月 14 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写道：

“在很多方面来看，坦桑尼亚是最可悲的，因为尽管享有 30 年的和平和大量外援，它的经济还是被多年社会主义制度的管理不当所破坏。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市容比河内的还要陈旧不堪。公路系统已经垮了，电话不能操作，电流供应零零星星，商店里的货品寥寥无儿。根据多项估计，坦桑尼亚仍然是地球上第三贫穷的国家。”

《金融时报》在 1992 年 9 月 1 日，有关非洲的副刊第 2 页写道：

“以目前的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 5%，人口 3%）来看，加纳需要 20 年的时间才能晋身中下收入国家的行列。那些比较不成功的国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等待。一名世界银行的官员说：‘由于目前的政策不好，非洲地区需要 40 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取得七十年代中期的国民平均所得。’”

“与此同时，那些善用资源，努力争取资金的国家，正把非洲远远地抛在后头。在 1965 年，印尼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尼日利亚的来得低，但是到了今天却比尼日利亚的高三倍。同样的，在 1965 年，泰国的国民平均所得比加纳的来得低。但是。现在泰国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七十年代的“成功’故事和‘模范'例子成了警惕性的故事。肯尼亚努力推行经济改革，但这些改革却使执政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一向非常依赖的资助减少了。科特迪瓦共和国面对的困难更大，这些困难只有在非洲金融共同体的法郎贬值之后，才能获得解决。这个障碍使非洲金融共同体集团十三国的有效经济改革，被迫停顿下来。

“最令人感到不安和担心的，大概是非洲再也没有足够的体制能力来帮助自己。非洲和世界之间的科技差距扩大，而非洲大陆的管理也很差。许多学校和大学都没有教学的材料。民事服务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政治化了。司法的公正也被腐蚀了。”

## 第六个目标：全民教育

教育是每一个国家人民前途的关键所在。现代农业、工业以及今天的资讯工艺都要求全体人民，包括妇女，能读能写，以便能吸收知识、参与和增值。对非洲来说，这意味着普遍识字，以及对个人医药保健、卫生、农业、数学、科学等有一定的常识和认识。

国际行动理事会报告第 77 段写道：

“他们（妇女）身为人类和公民的权利并没有获得公认。尽管政府做出种种宣言，实际上，非洲妇女由于没有文化，地位十分卑微。”

国际行动理事会报告第 78 段写道：

“政府有必要改变它们对妇女权利的态度，应该使她们成为发挥社会最大潜能的重要分子，给社会上的每 一个人提供真正的机会。政府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采取肯定的行动。推行有助于提高妇女生产力，尤其是在农业和环境方面的特别计划应该加以推荐。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给予妇女们更多的机会接受正式的教育、医药保健和营养方而的教育。同时，肯定她们的地位也是同样的重要。”

我相信，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一半的人口资源没有被利用的浪费，也可以解决人口增长的危险。新加坡的经验是，妇女一旦获得和男性同等的教育和相同的工作机会，她们就会了解生育太多子女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只会导致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降低，也使到她们的生活辛苦而单调。

## 第七个目标：要取得成绩，不要迎合政治溯流

当传统的智慧不符合理性的分析和本身的经验时，新加坡就会加以摒弃。例如，在六、七十年代，反美国和反跨国公司是一种政治潮流。像 Raul Prebisch 一般的拉丁美洲人，对这个论点的解释是，跨国公司使他们沦为“从属人”。我们并不接受这个看法。相反的，我们极力争取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拥有科学 L 艺、实际知识、技术、技能和市场。我们认为，为跨国公司工作和与它们合作是加快学习的方法之一。事实证明了，它们是促进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因素。

相同地，盲目地追随目前在政治上正确而又大受鼓吹的“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西方理论家论证说，如果没有民主，俄罗斯就不可能发展成一个自由市场。可是，台湾、南韩和已开放了的中国的经验，却证实这论点不一定正确。要有经济增长和进步，必需要有好的政府，一个诚实。有效、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府。非洲人应该努力争取的是一个好政府。幸亏，国际行动理事会的报告认同了这一点。首先，他们在第 10 段说明民主的一般原则：

“民主、代议制政府和通过选举改变政府的能力，是人类自由的最好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稳定的作用，在自我持续的过程中协调发展。安全、稳定、发展、合作互相关联，政府必须采取广泛的措施，发展民主的合法系统。”

在接下来有关文化、态度、价值观的部分，他们在第 15 段里继续写道：

“如果要在非洲维持民主，那么民主就必须是土生土长，归非洲国家和人民所有。不可以把外界的民主强加在他们身上。政府应该采取大胆的措施，使更多人民参与经济和政治的转变过程。”

第 16 段写道：

“民主是一种文化。既不能由他人赐予，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获得。民主的增长速度因国而异。一个国家的民主形式，得从它所服务的人民的文化中演变出来。那些基本上与西方不同的社会，民主的形式并没有标准的式样或蓝图可循。”

1993 年 9 月 1 日《金融时报》所发表的调查报告第 2 项也承认这一点：“期望多党政治出现，以为这是通往良好管理制度的踏脚石，这种想法已被证明是不成熟的。事实上，很多反对党的表现虚弱、倔强，容易感动别人以获得恩赐。他们主要是靠种族情绪，而不是靠政策来获得支持。”

好的政府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不分理论或思想的。好的政府是务实的政府。1965 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亚半岛和婆罗洲领土的腹地，面临印尼的经济杯葛时，我们就已经得到结论，那就是，如果要生存，就必须使自己对世界有用处。我们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适应世界。所以，虽然中国在六、七十年代是最大的革命输出国，他们】提供武器和援助，让马来亚共产党在 1950 年到 1970 年间，在新、马进行颠覆活动，制造革命，我们却从未断绝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我们也没有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将中国银行关闭。毛泽东时代过后，中国开始稳定下来，我们从贸易和投资中获得利益。现有的联系，不仅促进了中国在新加坡的贸易和投资，同时也促进了新加坡人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使这些新的经济活动欣欣向荣。

最后，让我补充一点。你们必须从本身的经验和观察其他国家的情形来吸取教训。就如 1993 年 9 月 1 日《金融时报》副刊第 2 页刊载的有关非洲的报道所说：

“非洲必须出现一批具备有献身于改革事业，而又抱有 30 年前给非洲带来自由精神的新领袖。非洲人民，对腐败和独裁领袖的失败感到愤怒、对经济政策不能落实而感到灰心。他们饱受战火的蹂躏，急切想重获所丧失的权益。现在，他们正为重新开始而努力。’

我只能猜测你们所感兴趣的课题。我还是停下来让你们在发问时间里发表你们所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