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纯真年代 第四章 美国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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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世界上 12 亿穆斯林的关系显然已经陷人麻烦之中。如果美国不谨慎小心，它与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的关系将会重蹈覆辙。从战略角度来讲，对于 2.9 亿美国人来说，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口集团的关系同时陷入麻烦之中，是相当不明智的，因为穆斯林和中国人加在一起，其数量几乎是美国人口的 10 倍。一些重要的美国思想家的头脑被卷进了当下盛行的狂妄自大的氛围之中，很难再接受有关美国的政策应该更加稳健一点的建议。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很不谨慎，当中国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时，它就利用中国；而当中国不再有利于其利益时，它就抛弃中国。自从冷战后期，作为后冷战时期的狂妄自大的一部分，美国想象着一个历史才仅仅两个多世纪的年轻的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重塑一个历史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内战、外辱、内乱以及在家门口的战争之后，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最和平、最繁荣的时期。就在中国人民感到他们自豪地站立起来的时刻，美国却大呼小叫地说发现中国的人权纪录不良。于是，美国决定把中国描绘成苏联共产主义时代的不幸的遗产，将被扫荡全球的新的自由与民主大潮冲走。在晚宴上，若有所思的美国人可能会问：“中共政权还能维持多久？”而当认真思考的中国人遇到一起时，他们所问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最终享受到的这种和平与繁荣的奇迹维持多久？”每当这些若有所思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陷人困境、难以维系之时，而中国人却把他们自己看作正乘着历史大潮劈波斩浪地前进，这一大潮将使中国重新立于先进国家之列。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误解如此之深？这并非缺乏信息所造成的。在美国并不缺乏研究中国的学者，为何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自由的媒体却不能把这么个“大故事“搞正确呢？美国思想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应当保证“真理”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而谬误则自然消失。但是，这一信念又加剧了美国当前妄自尊大的感受。

一个简单的故事可以说明两个民族是如何从对立的两个方面看待同一现实的。1999 年 5 月 7 日，美国导弹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菜德的大使馆，三名中国人遇害。在美国和西方的媒体看来，不论有多么不幸，这也只不过是巴尔干半岛上惨痛战争中的一件小事。对它的报道也就持续了一两天，然后就几乎被遗忘了。

那些拥护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回忆起这次轰炸时总是认为，这只是美国飞机的一次意外轰炸。如果问起来是否是故意所为，99%的美国人都会说这种观点是荒谬可笑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忘记此事。事实上，所有与我交谈过的中国人都坚信，美国对中国大使馆的轰炸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指出，美国的侦察技术如此先进，他们的卫星连小汽车都可以辨认出来，这么先进的侦察技术怎么会连中国大使馆的位置都不知道。很多人还认为攻击的目的是向中国传递一个信息：小心美国的实力。

在透明度不断增加的当今时代，可获得的有关每一项重大国际事件的信息如此之多，那么这两个民族为什么对同一事件的解读会如此不同呢？答案很简单，这就是美中两国人民看待世界的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观念无需他人共享。

21 世纪的大门刚刚开启，美中两国就几乎迎头相撞。2001 年 4 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距离中国海岸不远的空中与一架中国的战斗机相撞后紧急迫降在海南省。中国战机飞行员王伟遇难，而所有美国机组人员幸免于难。中国政府将美方机组人员扣押了 11 天。在此期间，美方又是外交建议、又是挑衅性叫贼，要求中方立即让美方机组成员和飞机安全返回。这一事件看起来把美中关系推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世人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具实力的超级大国不会允许出现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当然，这绝不会是美国政府公开的政策。但是，布什政府里的许多重要决策者在 2001 年初就已经交往了十年，并制定了一份名为《国防规划导引》（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的文件。这份文件的关键一点就是，宣布美国应当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切措施防止竞争对手的出现。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防止重新出现新的对手。这是构成地区防御战略基础的首要考虑，要。求我们努力防止任何一个其资源在统一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敌对势力成为地区霸主，这些地区包括西欧、东亚、前苏联地区和东南亚。”

无论是谁在 2001 年 4 月预测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认为其前景非常暗淡。

五个月后发生了“9，11"事件。“9●11"事件可能据救了中国。在那以前，当美国战略思想家关注潜在威胁时，他们只会看到中国；“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关注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奥萨马，本●拉登，基地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恐怖集团所造成的威胁。中国认为它可以利用这一时机来向美国展示其战略作用。

“9. 11”这一意外事件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间题：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与世界上最大的新生大国之间的关系难道只能靠意外事件来维持吗？或者，是否应该有个长远战略？答案是很明显的。为了避免 21 世纪的重大危机，设计和实施一套能够管理和发展美中关系的全面战略才是更为明智之举。

从理论上讲，设计这么一套战略是可能的，美国是一个理性、乐观的国家，已经把西方人文和理性思想的最高传统融人其文化和心理之中，赞赏坦率、心胸开阔。但自相矛盾的是，美国人对自己公开性的深深自信成为其与中国之间长期理解的巨大障碍。因此，美中之间在 21 世纪会时不时地相互误解对方。

造成误解的原因很多，国家间的竞争常常被比作棋局，地缘政治就被形象地看作是一盘局面复杂的棋局。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清一色是欧洲国家，它们所下的棋当然也是西洋棋；而中国有自己的棋，叫作象棋。下棋的结局是一样的：把对方将死；但棋手不同，棋盘的布局和招法也不相同。当美国与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做出调整以适应对万时，完全可以想象，美国人认为自己在下西洋‘棋，而中国人将认为自己在下中国象棋。

美中之间误解的第一个原因是它们不同的国家经历。美国同样也为其文化所困，它透过自己的历史透镜来观察未来。自从美国走上世界舞台以来，无论是海军强国还是友好大国间的交往与冲突的地缘政治规则都是由欧洲思想家设定的。尽管有像日本这样的非西方参与者，本质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西方的地缘政治游戏。

的确，日本可能无意间助长了某些围绕中国崛起所产生的误解。自从 1868 年明治维新的第一天起，日本就下定决心使自己朝着现代化发展，并且决定成功之路就是模仿西方杜会并被西方俱乐部所接纳。日本既进行了最好的尝试，也进行了最坏的尝试。它在 20 世纪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成为一流的经济强国。但是伴随其成功，它也学来了欧洲帝国主义扩张军备、侵占弱小邻国的原动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后，它义-。次忠实地接受了二战后的游戏规则，发展成为第一世界的经济，并愉快地加入西方大国俱乐部，成为第一个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七国集团（G7) 的亚洲国家。日本这样做就在西方创造了一个自然的期望一- 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要想取得成功只能步日本的后尘，走一条日本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确立的道路。

中国就不。表面上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行为并无二致，也参与了各式各样的多边论坛。但是，假如中国国力继续成功地发展并作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出现，它最后还会依靠其自已特色鲜明的历史来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定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几乎没有在国外进行过帝国统治实在令人奇怪。在整个的欧洲黑暗时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很强大。事实上，中华文明早在公元 8 世纪的唐朝就达到顶峰。在所有这些历史时期，中国都可以很容易地把其帝国扩张到边境之外，但它却没有表现出任何要这样做的愿望。

它很乐意接受来自邻国的纳贡，并被看作是“中央王国”，“中国”这一名称就隐含着中国是宇宙的中心。

与 20 世纪初的日本不同，中国没有感觉到那么强烈的冲动要通过扩张军力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它不会与美国展开海上军备竞赛，发展拥有几艘航母并可以把军力投放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大规模的海军。在经历了过去两个世纪的军事屈屏之后，中国当然要发展：和保有一支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强大军事力量。但当其力量增强时，可以确信，其他国家，首先是其周边国家，就会再一次把中国看作是“中央王国”。当出现这种最象时，中国就会感到又一次达到了目的。带着政治与心理贡品来到北京朝觐的使者，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回归。

固执的美国思想家们，尤其是那些属于文化优越“现实主义“学派的战略思想家们，将会嘲笑这样一种建议，即作为第一位的文化肯定可以很圆满地取代军事优势。这些思想家们已经形成了文化，上的思维定式，认为中国的行为将会像普通的欧洲强国那样，会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而不是文化或政治领城的竞赛。既然有相当一部分这类思想家已经主宰了近几十年来美国政策的制定，他们在美国的很多关键部门都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倾向，即把中国看作真正“威胁”的倾向，也就是说，当中国成功了，它必将与美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于是，在这样的一些圈子里就有了一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愿望，这就是设计规划出。些方法，在中国成为美国的军事对手之前就把它困住（这些计划包括在香港和台湾扩大民主使中国内地难堪或者在大陆散播政治骚乱）。

可以想象当（不是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其行为将会像普通的欧洲强国那样谋求军事优势。但是，最近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的特有反应是多么不同。

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河内的越南领导人没有经受住人类最古老的一个弱点一傲慢的诱感。越南置长达两千年的中越关系史于不顾、置中国的一再公开警告于不理，在 1978 年 12 月公然人侵其邻国柬埔寨，同时还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中国除了对越南进行军事打击之外别无选择，尽管这将面临来自越南的盟友苏联的军事报复的危险。中国向越南发起了一场自卫反击战（纵然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然后就撤了回去，中国没有占领越南的一寸土地。军事学者至今仍在争论到底谁赢得了这场地面战争，越南还是中国？大概是越南的军队表现得更好。但是有关军事方面的争论无关紧要，中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迫使越南派出 60 万军队驻守在中越边界，这条边界大概是从 1979 到 1990 年间世界上埋设地雷和建造防御工事最多的边境线之一。

这期间我曾于 1985 年受邀到哥伦比亚大学作关于越南及其邻国的演讲，当我到达演讲大厅时，发现第一排坐着三位越南外交官。这多少让我感到有点手足无措，因为我准备演讲的内容会让他们感到不愉快。我想他们会驳斥我对中越军事关系中反复发生的现象的描述：每次与中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尤其是打击了中国军队之后，越南总会向北京派出密使带着贡品去为打击中国军队“赔礼道歉“。然后我补充说，越南人在 1979 年所犯的真正错误不是打击了中国军队，而是向北京派出密使为此道歉。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我这么说的时候，那三位越南外交官开始赞许地点起头来。

中越关系的随后发展结果确证了这样一种评估，即中越关系的长期历史而不是欧洲的“势力均衡说”决定了事情的发展结局。在其盟友苏联垮台后，越南开始明白除了与中国和好之外，它别无选择。它从柬埔寨撤回军队并向北京派出使者。传统形式的中越关系的修复使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地雷和防御工事被从这个以前难以进人的敌对边境上清除。几乎是一夜之间这里从一个零贸易地区变成了最繁忙的跨境交易市场。当中国和越南恢复了传统的友好关系后，所有的“罪”都很快被原谅了。

那些希望弄明白中越关系在短时间内从水火不容到睦邻友好转变的重要性的美国人应该问他们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与其往普的敌人或对手和解却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是最富有同情心和最能宽容的。单个美国人心胸非常开阔，然而，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不宽容的国家之一。美国看起来是不能够仿效中国与越南之间所取得的成果的。

有三个例证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越南是第一个也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在苏联于 1991 年解体后，美国与俄罗斯以及所有那些发出信号愿意与美国达成新的和解的原来亲苏联的国家构建了和平关系。越南也发出了相似的信号，但却遭到了拒绝。1975 年被打败的记忆在美国人心目中依然历历在目。没有“个美国的政客敢于采取政治家般的大胆行动与一个曾经敌对而现在已不再是威胁的敌人讲和。与越南关系的正常化经过好几年的等待，直到 1995 年 7 月 11 日才悄无声息地来到。克林顿总统的访问也是等到 2000 年 11 月 16 日才得以成行，当时他已经没有了能否再次当选的顾虑。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与古巴的关系。美国对古巴的态度也是-样的低硬且难以让人原谅。非德尔●卡斯特罗无论如何都不是美国的威胁，他至多也就是个令人气愤的人物。绝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与古巴关系的正常化将削弱卡斯特罗政权，这是因为美国游客、金钱和信息自由出人古巴将为古巴民众创造新的机会。但是，美国政客还是不够大胆，没有政治家的胸怀，不敢像中国与越南和好那样倡导与古巴建立正常关雷和防御工事被从这个以前难以进人的敌对边境上清除。几乎是一夜之间这里从一个零贸易地区变成了最繁忙的跨境交易市场。当中国和越南恢复了传统的友好关系后，所有的“罪”都很快被原谅了。

那些希望弄明白中越关系在短时间内从水火不容到睦邻友好转变的重要性的美国人应该问他们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与其往普的敌人或对手和解却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是最富有同情心和最能宽容的。单个美国人心胸非常开阔，然而，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不宽容的国家之一。美国看起来是不能够仿效中国与越南之间所取得的成果的。

有三个例证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越南是第一个也是最为明显的例子。在苏联于 1991 年解体后，美国与俄罗斯以及所有那些发出信号愿意与美国达成新的和解的原来亲苏联的国家构建了和平关系。越南也发出了相似的信号，但却遭到了拒绝。1975 年被打败的记忆在美国人心目中依然历历在目。没有“个美国的政客敢于采取政治家般的大胆行动与一个曾经敌对而现在已不再是威胁的敌人讲和。与越南关系的正常化经过好几年的等待，直到 1995 年 7 月 11 日才悄无声息地来到。克林顿总统的访问也是等到 2000 年 11 月 16 日才得以成行，当时他已经没有了能否再次当选的顾虑。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与古巴的关系。美国对古巴的态度也是-样的低硬且难以让人原谅。非德尔●卡斯特罗无论如何都不是美国的威胁，他至多也就是个令人气愤的人物。绝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与古巴关系的正常化将削弱卡斯特罗政权，这是因为美国游客、金钱和信息自由出人古巴将为古巴民众创造新的机会。但是，美国政客还是不够大胆，没有政治家的胸怀，不敢像中国与越南和好那样倡导与古巴建立正常关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选民政治上很强大，他们决定着美国与古巴交往的条件。因而就有了这样一种观念，任何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正常化在美国看来都是卡斯特罗政治上的胜利，尽管一方是蚂蚁而另一方是大象。

伊朗是美国不愿宽容的第三个例子。美国近代史上最屈厚的时刻之-就是 1979 年霍梅尼政府把美国外交人员扣作人质的那一天。伊朗被排斥了一代人了。但是，伊朗政府最終开始改变自己。在经过民主选举后，包括哈塔米总统在内的几位温和的领导人被选到关键岗位。毫无疑问，大部分的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宗教保守派手里。但是，很多伊朗人真诚期望走出霍梅尼时代，进人现代世界。美国本可以通过“原谅“伊朗以及与其关系正常化来支持这一进程。外交关系正常化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并不意味着对一个政府的赞同，这就像当年美国与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和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保持外交关系并不象征着对这些政权的费成一样。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仍不能宽容伊朗当年把美国外交人员扣作人质的无礼行为。

这些例子说明，当双方都在努力达成长期稳定的和平共处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个困扰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悖论。饽论正在于此。从长期来看，毫无疑问美国将是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行为体，美国已经确立了法治传统，美国的治理既稳定又能适应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仍有数百亿美元投资到美国的原因。美国体制可以提供跨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稳定。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们创造了一套在中国实施了大约两千年的政治体制，但是这种建立在“天命”基础之上的帝国统治的体制在 20 世纪初崩溃了。一百年后，中国在努力找寻一个有同样生命力的替代体制。长达两千年的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改掉，中国可能还需要一百年才能找到一个有生命力的长期解决之道，这一点不会令人感到惊奇。我们有理由预测从今开始一百年后美国的政治体制，但是我们无法对中国做出同样的预测。

尽管存在着这一现实，预测中国的短期政治行为反而要比预测美国的短期政治行为要容易。中国的可靠性是建立在经过两千多年反复实践的治国之道基础之上的。在北京的圣殿里有着大量长期积累的政治智慧，与梵蒂冈高墙内一千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治智慧差不多。这种政治智慧可以说明，近段时间以来尽管经历了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些内部最为灾难性的事件，中国是如何继续成为一个对外界来说相当稳定和可以预测的行为体的。美国国务卿字利●基辛格于 1971 年到达北京，当时中国才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剧痛中挣脱出来。然而他所会见的两个人物可能是他一生中不得不应对的最老练对话者，他们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领导人虽有更替，但是所养成的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政治才能却是经过几个世纪磨炼出来的，一时间不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虽然不会公开表示，但私下里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势力到他们家门前来与以前众多其他野蛮人的到来并无不同，这些野蛮人来到中国的最终结果都是被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所同化了。

与此对照，从政治行为来看，美国无异于被一个早已存在的国家俱乐部所刚刚接纳的暴发户，它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却从不下工夫学习接纳了它的这个俱乐部的习惯与价值。

美国的外交政策难以预测，这是因为它们是众多复杂的因素和行为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和行为体包括特殊利益集团、民众（有时是民粹的）意愿、媒体偏见以及不断变换的选举动力。每当新的美国总统选举出来以后，即使享有强大的授权，他改变美国内政根本方向的能力也很有限，在美期解决之道，这一点不会令人感到惊奇。我们有理由预测从今开始一百年后美国的政治体制，但是我们无法对中国做出同样的预测。

尽管存在着这一现实，预测中国的短期政治行为反而要比预测美国的短期政治行为要容易。中国的可靠性是建立在经过两千多年反复实践的治国之道基础之上的。在北京的圣殿里有着大量长期积累的政治智慧，与梵蒂冈高墙内一千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治智慧差不多。这种政治智慧可以说明，近段时间以来尽管经历了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些内部最为灾难性的事件，中国是如何继续成为一个对外界来说相当稳定和可以预测的行为体的。美国国务卿字利●基辛格于 1971 年到达北京，当时中国才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剧痛中挣脱出来。然而他所会见的两个人物可能是他一生中不得不应对的最老练对话者，他们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领导人虽有更替，但是所养成的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政治才能却是经过几个世纪磨炼出来的，一时间不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虽然不会公开表示，但私下里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势力到他们家门前来与以前众多其他野蛮人的到来并无不同，这些野蛮人来到中国的最终结果都是被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所同化了。

与此对照，从政治行为来看，美国无异于被一个早已存在的国家俱乐部所刚刚接纳的暴发户，它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却从不下工夫学习接纳了它的这个俱乐部的习惯与价值。

美国的外交政策难以预测，这是因为它们是众多复杂的因素和行为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和行为体包括特殊利益集团、民众（有时是民粹的）意愿、媒体偏见以及不断变换的选举动力。每当新的美国总统选举出来以后，即使享有强大的授权，他改变美国内政根本方向的能力也很有限，在美国政体内部有好几种制衡机制，即使是在行政机关内部也采取了分权制度。对美国总统在国际社会上权力的限制反而要少得多，他改变国际关系进程的能力远远大于其改变国内政策的能力，因为后者要经过参众两院的批准。

每当美国选举出一位新总统时，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博大与古老的国家也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调整其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体制是美国的开国先父们怀着良好目的设计的，以维持国内的长期稳定。可自相矛盾的是，这一体制开始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制造不稳定的因素。一项有趣的统计显示，几乎所有的美国新总统都在某地发动了战争一- 经常是在其上台执政的第一年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官员已经甘心接受这样的事实：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后，他们必须花费一些时间对其进行“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磨砺提高自己技艺，就像托尼●布菜尔毫不费力地就能从比尔，克林顿的密友变成乔治●w。布什的密友一样。但是，只有这一切发生了，我们才能预测那不可预测的美中关系。

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从朝鲜到南中国海，困扰或者可以用来困扰中美关系的特殊政治事件俯拾皆是，每一事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结构，都是复杂的中美关系棋局上一枚棋子。除非中美关系的更大背景得以理解，否则这些特殊事件是不可能被恰当理解的。

今日的中国就像一个沉睡了几个世纪后正在觉醒的巨龙，醒来后发现在其沉睡期间很多人已经在践踏其领土。鉴于过去两个世纪中国所遭受的一切，它作为一条愤怒的巨龙而觉醒也就不足为奇了。的确，我所看到的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根本不愿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有争议角色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清楚自己当前相对较弱，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其邻国相对和平的历史，此外还有一点，这就是中国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呈现的最象，即一个国家无需再寻求一条军事占领之路就可以发展与繁荣。贸易与经济的交往提供了一条繁荣经济和维护和平的更安全的道路。中国仔细观察。了日本和德国是如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上重新崛起的。

今天，台湾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西藏在政治上更为麻烦的问题，它依旧是最主要的问题并继续面临着不时就会成为热点的危险。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立场是承认既然台湾人民自从 1949 年以来一直与大陆分离，就必须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将他们统一到大陆。与此同时，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承认中国人主张的拥有对台湾的主权。美国的这一立场是合理的。

尽管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由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审慎处理，它至今还没有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主要威胁。只要台湾不从中国版图中“独立“出去，中国政府就不会通过武力收复台湾。中国政府不愿意那么做。明智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台湾经济的继续成功可以成为中国人希望的灯塔，他们曾很自然地羡慕世界各地华侨的成功。还有，随着欧盟内部一体化的加深，爱尔兰和英国克服了麻烦的历史包袱，这又转过来为解决北爱尔兰问题打下了信任的政治基础，与此相同，随着两岸贸易与经济联系的增长而使得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深，两岸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妥协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中国领导人有正当的理由认为，台湾问题被不时地用作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工具。美国人也有理由争辩说他们对台湾主张“独立“的新政党的崛起不负任何责任，这是台湾民主化所带来的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结果。美国若对此加以阻挡，会使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尴尬的境地。美国的决策者们强调，他们不鼓励台湾拥护“独立“的势力。但是，这些拥护“独立“的势力之所以不害怕来自大陆的报复，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强有力的军事保护。1995 年底中国大陆向台湾以东海面发射了几枚导弹作为精心策划的对台湾的警告，1996 年初又继续进行了一轮相似的发射，美国随后做出的反应是在 1996 年 3 月向该地区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尽管很多媒体都误导性地说，航母战斗群进入了台湾海峡，而事实上并没有）。这一行为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清楚，美国不允许台湾受到军事威吓。简盲之，美国可能无意间鼓励了“台独“势力，它早已为这些势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同时它还限制了中国采取反制揩施的能力。

台湾问题的复杂曲折需要一本书才能说清，有关各方都可以调整其所采取的立场。但是，由于美国官员沉浸在台湾问题的日常琐事之中，看起来他们常常忽视一个重大现实：在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眼中，台湾继续与大陆的分离是中国被列强侵略、践踏的屈辱时代的最后遗产，如果不是美国站在了台湾绝对保护人的立场上，台湾海峡两岸旱就达成了务实的和解，也学会了如何相处。正如中国在 1979 年与越南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很快就原谅了越南一样，中国也会乐于接受一个名义上承认中国主权的完全自治的台湾。中国的这种意愿就明摆在桌面上，谁都可以看得见。

此处的悲剧是，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保存中国最后一块屈辱遗产的国家。绝大多数成熟的中国人都明白，美国并不是有意要侮辱中国或者提醒中国记住过去的不幸。但是每一次美国纵容“台独“势力发展壮大时，它都将中国领导人逼进死角，他们在这种角落里的政治选择余地非常有限。几位中国政治领导人已经表明，如果他们允许台湾“独立”，他们将被其自己的人民所唾弃，永远也不会被历史所饶恕。即使对中国来说发动-。场对台湾的战争、尤其-。场还有可能导致与美国的军事冲突的战争是一场灾难，中国领导人已经极其清楚地表明，如果台湾宣布从中国政治上“独立”出去，除了发动战争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一些美国领导人有时在处理台湾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审慎和高度的敏感。2004 年初，当台湾“总统“陈水扁毫不理智地决定进行全民公投以确定台湾人民对“独立“的看法时，乔治，W。布什总统向台湾“领导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不赞成他的行动。布什总统还再次向中国领导层保证，美国没有在背后支持陈水扁的行为。这是明智的政治家的才能。但是这种明智的政治家的才能还是美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对它支持的结果，因为美国在诸如伊拉克和朝鲜等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上需要中国的支持。如果不是发生了“9●11”事件，中美关系可能早就走上了一条台湾问题占据中心舞台的、与现在截然不同的道路。到目前为止，近代历史的盛衰变迁一直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一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一个潜在爆发性因索，并且其爆发性的程度大概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美国的决策者们所想象的程度。

允许台湾问题飘浮不定的危险就是，美国可能无意间引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势力，这又转过来迫使中国政府采取更加好战的姿态。中国有幸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但是民族主义被激起后，稳健的中国领导人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处理这一问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来处理这一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和安全框架，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业地区得以发展与繁荣。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决定立刻打起包裹回家的话，对这一地区来说才真正是一场灾难。考虑到美国传统上不愿过深地卷人外国的纠纷，美国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美国却留在了这一地区，尽管经历了两次战争还是继续留了下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有 3.5 万人丧生，在越南战争中有 5 万多人丧生。当 20 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对太平洋地区的公正、客观的评价后，有记录显示，强大的美国军事存在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对盟国和朋友的坚定支持，是这一地区发展和成功的决定因素。如果没有开放的美国市场，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甚至中国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是得益于美国市场的开放。

鉴于自 1945 年以来美国给这一地区带来的有益的巨大影响，如果美国最终给人留下这样一种记忆：由于美国处理中国崛起的失误而使中国成为导致这一地区不稳定的国家，那将是一个悲剧。现今全球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反美主义，相对而言，东亚地区的反美主义却没那么显著，那里的人们对美因还存有好感，但是，美国的错误政策可能使这一切发生逆转。

美国对华政策最危险的一点就是，美国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们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就是如果可以将中国转变为民主国家，中国将受益无穷，并且越快越好。这一信念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美国所能做的一切，无论是播种民主的种子或是允许倾向民主的势力出现，都只会有益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动播美国人心目中的这一坚定信念，因为这一信念有着很好的明证：这就是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社会，所以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对美国来说可能如此，尽管美国在所有强国中大概是最年轻的，但美国思想家仍然认为他们的开放性是-。剂灵丹妙药。

因此，美国和中国在苏联解体所产生的真正影响上得出几乎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美国人欢呼苏共政权的消亡，他们欢呼民主选举的到来。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苏联的核威胁几十年来一直下意识地紫绕在美国人心头。我的几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苏联的核导弹不再是由苏联共产党控制，他们觉都比以前睡得踏实多了。尽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苏联共产党几十年来在自己的行为中一直很有理性、也可预测，美国人还是想当然地想象着自由必将改善俄罗斯人的生活状况。没有几个美国人注意到了俄罗斯经济的崩溃、数百万人迅速陷入贫困以及包括生命预期和婴儿死亡率在内的社会与经济福利重要指标的显著恶化。可是俄罗斯人看到了。

在美国人观察共产党统治结束后俄罗斯出现的自由大爆炸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既见证了苏联权力的解体与国家的迅速崩溃，也见证了穷苦阶级所经历的混乱。俄罗斯的国家财富没有转移到人民手里，而是转移到了少数寡头手中，并且俄罗斯腐败盛行。因而，当中国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观看俄罗斯时，他们记起了 20 世纪初他们所经历的那痛苦的几十年，当时腐败与无政府状态成为一种通病。中国领导人想到这种状况将在中国重现就会不寒而栗。事实上，中国政治思想家一再告诫要警惕的最大危险就是“乱“（社会动乱），看到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中国领导层（或许一个广泛的精英阶层）得出结论：中国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还需要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根本不可能让我的美国朋友们相信：自从邓小平在中国发动了现代化运动以后，人们所看到的那种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延续有益于中国、有益于美国、也有益于全世界。但是，即使是这种先进的统治也被美国看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而不予考虑。在见证了将民主输人到南斯拉夫并把共产党赶下台后巴尔干半岛国家的痛苦经历后，一些美国人可能很不情愿地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的统治有可能不那么邪恶。

对意识形态顽固的坚持就会产生自己的盲点。最近十多年来，美国人在其心目中存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不变的形象，他们没有看到中共的巨大转变。表面上看，它与以前是同一个政治组织，而事实上，该党现在已完全变了。中国从未聚集起如此精明的一支精英队伍来管理国家事务，他们中有很多都在国外受过训练。但美国人想象共产党官员时，他们心中浮现出的形象依旧是像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这样的年老僵化的党务工作者。但是，如果他们到中国去走一走，见一见那些管理着重要城市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就会见到年轻的中国市长，其中还有很多毕业于哈佛或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像上海市市长韩正（49 岁）、深圳市市长李鸿忠（46 岁）和北京市副市长陆昊（35 岁）。

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动乱与暴政之后，中国终于聚合起了几代人所见过的最好的管理阶层，没有了墨守党规的老年“政委“，而是有了献身于推动中国前进的一批领导人。显而易见，他们的政策获得了成功。在中小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就已极为困难，观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历着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就像观看班里最胖的男孩获得百米跨栏冠军。任凭自己身上背负着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巨大包袱，中国经济在过去 20 年中的增长速度还是超过了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这并非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的事情，它需要对经济进行非常巧妙的管理，就是中国新的成熟的精英们所实施的这种管理。

中国不是天堂，肯定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依然有大量的贫穷人口和腐败现象。在一些中央监管不是那么得力的省份，还存在着粗暴和任意施政的现象。任何一位要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网络中找寻纰漏的美国记者都能找到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媒体中不乏中国负面报道的原因。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也很自然地能找到最多的错误。但是，如果不用静止的眼光看中国，而是把中国今天的整体状况与过去两个世纪的状况加以比较，无疑你就会发现中国人今天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

对中国来说，在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时，尤其是处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时，放弃以意识形态挂帅看起来是更为明智之举。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走进宾馆房间，拉开抽屉，发现里面有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就像西方国家的宾馆为客人准备一本《圣经》的做法类似。十年后的 90 年代初，毛泽东的红皮书被光鲜的经济类小册子所替代，这些小册子向到访者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某某省或某某市去投资的原因。中国的省市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吸引私人投资的竞争，中国已经成为了资本家访问的天堂，他们投资的美元虽然会遇到巨大的竞争，但也能带来巨大的利润。

那些到访的资本家对那些光鲜的经济类小册子感兴趣，他们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经济与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密切联系起来。托马斯●弗里德曼总结说，新的相互依赖，即“世界当前与中国的关系使我记起那条古老的银行家的规则：如果一位顾客欠了你 1000 美元，那是他的问题；如果一位顾客欠了你 100 万美元，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中国的稳定是我们大家的问题“①。

真正的灾难是中国突然间解散共产党。政治合法性非常珍贵，但也极其脆弱。共产党在中国确确实实享有合法性，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记起毛泽东时，总是想到他统治下的过失与灾难。中国人承认他那个时代的深深裂痕，但他们也明白需要毛泽东这样一位钢铁一般的人来统一中国，并使其重新走上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轨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大概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重新获得国家的统一和成功。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统治的流行评判不大可能与中国学者的最终评判相同。中国人的历史周期观念要长于西方的观念。据说当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法国文化部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时，他问周恩来是如何认识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周恩来回答说当时做出评价为时尚早。

没有比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持续更长的事情了，这是给中国造成巨大痛苦的时期，在此期间很多无事的人受到迫害。受过教育的人和党的干部都被发配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许多家庭被拆散，很多人被迫害致死。很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这些人包括《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作者郑念（Nien Cheng）和《戴红领巾的女孩》（Red Searf Cirl）的作者蒋吉丽（Ji-Li Jiang）。对西方读者来说，有大量的关于曾经遭受迫害并逃过了“文化大革命”劫难的中国家庭的自我辩护文学作品。毫不奇怪，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就没有那么流行，相反，持不同政见者的故事的流行肜响了美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看法。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纯粹的灾难。

真的是这样吗？把自己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一场大革命。中国经历了四千年的封建主义。在这四千年的历程中，农民们认为他们生活的命运就停留在社会的最底层。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农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已大为提高。新加坡直接体验到了这一点。新加坡允许邻国的妇女来新加坡做女佣，新加坡人传统上都是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招募女佣。当我们家里的菲律宾女佣和我在美国出生的夫人安妮一起去人头攒动的市场购物时，她总会让安妮感到极不自在，因为她坚持要跟在女主人的后面并拉开几步的距离，从不肩并肩地走。菲律宾人的封建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唯一一个被美国殖民统治了 50 年的国家至今还要努力发展。有一年我们决定做个试验，我们准备雇一位来自中国安徽的家庭佣人，她的名字叫紫云（Zi Yun）。安徽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安妮很高兴地发现紫云很快就和她肩并肩地一起去市场，她来自中国一个贫穷的省份却有着很强的文化自信和自尊。可以问的一个合理问题是，如果广大农民没有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提升起来的自豪、自尊和自身价值，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经济的爆炸式增长是否会发生？让贫穷中国人的自尊感和心理自信显著提升，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绝不是一个小成就。

在最近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地改造自己保持住了执政的合法性。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同样地，我们也不能两次走进同一个中国共产党，它在不断地改变。中国的幸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产生了不是一位而是两位巨人。一位是毛泽东，另一位是邓小平。我毫不怀疑邓小平最终将被看作中国最伟大的领袖，可能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试图发动一场全党最彻底的革命来消灭封建地主和资本家阶级。邓小平则使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调转了方向。他使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了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这一措施，他保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使中国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然而，在其执政时期也发生了“北京政治风波”。一些西方人士对其处理这一事件所采取的断然措施表示愤怒。而中国的学者将这一事件置于更大的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来思考，他们能理解邓小平为什么采取果断的政治措施。如果邓小平在“北京政治风波”。上惊慌失措，中国就有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内乱，中国就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来重新获得发展的动力、达到繁荣富强的目的。

邓小平还为共产党的领导定下了指导路线，这就是只选择最优秀的，并且要有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规划方案。事实上，邓小平不妨直说：向哈佛大学学习。哈佛就是无情的撣优录取，它任命教授的方式是自上而下且组织严密，而不是自下而上。在没有确认已经找到最适合岗位的人选前，哈佛不会任命任何一位教授。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它已经开发了同样严厉的确认和配置才俊的方式方法。确实有几位中国新的领导人是在哈佛受的教育，像经济高速发展的深圳市市长李鸿忠就是其中的代表。

美国人根本就不会想象到，当前中国的政体大概比中国曾经有过的不成熟的所谓民主政体都要好。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考虑还是从实用主义考虑，美国人都狂热地认为民主政体就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民主允许公民选举或罢免自己的领导人，从而在全体公民中滋生出强烈的社会主人感，除此之外，民主还有其他强大功能，因为它提供了现成的“冲刷”机制，可以防止腐败、赶走平庸者或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每四或八年就有一个新的团队来到首都华盛顿，带来新的领导策略、思想方法和前进方向。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的首都，即使是那些发达欧洲国家的首都，能够像华盛顿那样使其统治精英有同样程度的更新和复兴。

中国没有美国这样的政治运作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在其政治制度内部复制美国政治制度的成果。只是含义可能不同。中国共产党已经借鉴了美国选贤任能的体制。中国共产党已决心在中国扩大民主，党和政府的官员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一套纪律严明的制度和健康的组织文化，任命了恰当的人来实施选举，它就可以产生出生机盎然、精力充沛的精英，那时，中国社会将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就完全可以和美国相媲美。事实上，由于美国官僚政府没有能力开出可以与私营部门竟争的薪水所导致的士气低落，已经影响到美国官僚政府的工作效率。有鉴于此，可以想象很多和其美国同行做同样工作的中国官员或许更有天赋，也更有潜力（尽管要达到美国大型权势集团内的人力资源财富的水准，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人非常明白选贤任能的道理。无论是足球、棒球、篮球还是冰球，各项体育运动都存在着激烈竞争，没有哪一家机构会派出其二流或三流的队伍来代表它参加体育比赛。但是美国在处理行政机构时有时却是这么做的，它不是选择最聪明的人，因为那些聪明人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去赚钱更多的私营或专业部门。还好，他们还是有一些走上了政治岗位、提供领导和动力。与此对照，中国正将其一流的队伍部署在绝大多数的政府部门。纽约依旧是世界的首都，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最好的人才。纽约的人才库是无与伦比的，上海一时还难以与之比肩。但是，管理上海的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却常常比他们纽约的同行更有能力。纽约的有形的基础设施在衰败，而上海的却是光亮闪闪。随着中国政治开放的程度不断增加，上海的文化和学术基础设施很快就能同样光亮闪闪。

如果没有办法防止贪污腐败与不思进取的精英上台执政，中国就有更大的危险再一次陷入从前已经有过的那种腐败统治。中国必须扩大民主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这才是中国在本世纪和下个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尽管从长期来看中国必须改变，但这并非意味着现行的中国体制没有生命力、短期内不会发挥效力。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时间感是不同的。对美国人来说，两个世纪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这几乎代表了共和国的全部历程；而对中国人来说，两个世纪只是个短暂的时间。因此，现行的中国体制很有可能存续一个多世纪。

鉴于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力量与合法性，万幸美国没有一个有意策划的推翻或清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基于在中国政治领域扩大“自由”只会对中国有利这一假设，美国很乐于支持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可这些设想中没有一项是公开明确表达出来的，其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前提根源太深。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美国人重新认识他们用以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意识形态前提。21 世纪将和 19、20 世纪有很大不同，如果美国人认为过去两个世纪的意识形态观点，即使是那些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发挥了很好作用的意识形态观点，足以帮助他们理解新的 21 世纪的世界的话，那么他们只会使自已处于不利地位。

一个应当摒弃的意识形态前提是那种认为清除任何不民主的政体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上，很多国家是靠着政治上虚弱的政体维持在一起的，这些政体尽力制作了杂乱和艰难的妥协方案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它们被清除掉不见得会使民众过上好日子。在这一点上，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清除可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管理政权转换的活生生的实验室里的实验。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位既邪恶又腐败的统治者，其被清除是伊拉克人民的福分，毫无必要为他流泪。但是，接下来所采取的完全清除伊拉克军队以及清理出所有复兴社会党党员的措施，摧毁了维系伊拉克社会的一些关键支柱。恢复伊拉克的政治稳定与统一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伊拉克的政治实验可能取得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政治变迁的时期对伊拉克人民来说将是痛苦的，还可能释放出原来处于休眠状态的新的势力。还是让这些势力继续休眠为好。

如果突然之间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这一地区的人民乃至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将会更加痛苦、更具灾难性。中国政治网络内部有着强大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所有这些在经验丰富的中共领导人的小心翼翼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假如这些民粹主义被释放出来，21 世纪可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民族主义将会更加愤怒，也更难加以控制。因而，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社会渐进式的但确定不移的改革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并将其定向在作为负责任的成员融入新的全球化社会，中国共产党这样做很可能是帮了世界的大忙。中国这项伟大的实验的成功对全世界都有既得利益。美国必须成为其中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利益攸关方。

美国还需要理解其自身的行为对其他国家的巨大影响。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都会受到美国行为的影响。美国人认为他们支持持不同政见者不会造成任何损害，他们只是在帮助陷入不幸的个人，而不是试图去破坏或动播一个政治体制。与此相反，中国领导层非常明白，在现今政治改革时期他们努力塑造更加开放、更具代表性的政治体制，他们这样做就要穿过危机四伏的政治领城。他们正在走过的政治土地是坎坷不平的，事实上就像攀登一个由松散的岩石构成的山坡，只要他们稍-松懈就可能引发将他们吞噬的山体滑坡。在他们努力攀登暗藏着危险的山坡时，他们发现美国正往他们脚下扔碎石块。他们听到了美国领导人口头上做出的保证：美国不打算在政治，上动摇中国；然而，他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行动：支持持不同政见者、鼓励台湾的分裂势力、力捧达赖喇嘛，等等。所有这一切行为都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稳定。

经过几十年与美国的密切接触后，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了-种如何与美国共事的理性、成熟的感觉。他们现在知道仅靠争辩已不足以说服美国在采取影响到中国的行动时更加小心和克制。中国已经明白，美国也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当自已国家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时就会做出反应。注意观察并把握好何时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将有助于中国维护自己的利益。每当美国陷人政治麻烦时都会出现这种机会。每一次美国遇到麻烦，它都能在寻求中国的合作中获益。调整自己的合作使其反映当时美国的对华行为，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中国的利益。低估中国把握精妙的地缘政治游戏的能力是很愚蠢的，这需要走出巧妙的政治招法。

最近，伊拉克和朝鲜这两个国家的事情困扰着美国的领导人，而它们却展示出中国外交的娴熟与灵巧。当美国宣布它决定军事人侵伊拉克时，中国原则上不得不表示反对，与法国尽力阻止美国人侵伊拉克不同，中国只是静悄悄地这么做，大概中国不想激怒美国领导层。

陷人伊拉克泥潭的美国还需要在像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一些机构中得到中国的支持。伊拉克战争开始了几个月后，美国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努力为其占领和统治伊拉克谋求合法性，此时安理会一致同意通过了“1511 号决议”。在此决议通过之前经过了大量的外交上的讨价还价；在这些讨价还价中，中国在私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得到了华盛顿的高度赞赏。

同样地，当美国决定通过宣布朝鲜为“邪恶轴心”的一员而向其施加压力时，中国人大概预计到了美国最终将寻求中国的帮助来劝说朝鲜领导人更愿意合作。结果正是如此。在对朝鲜进行了大量的口头高声威吓后，美国发现其实它真正能用来施加压力的手段几乎没有，双边的经济制裁根本不起作用，因为朝鲜已经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军事入侵也不可行，这将使韩国，或许还有日本，为一场军事冲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朝鲜的经济已经是一团糟，但是尽管如此，朝鲜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机器。因而，当美国需要对朝鲜发挥影响时，只有一个国家对朝鲜有“说服”能力，这就是中国。美国请求帮助，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作为朝鲜事实上唯一的石油供给国，中国的确有好几天中断了向朝鲜的石油供应，以此向朝鲜传达了一个严肃、有力的信息。

朝鲜问题政治上极为复杂，涉及方方面面。但是，当美国决定将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首要国家目标时，它也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对中国的依赖。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通过帮助美国，中国可以限制美国在中国自己的政治脆弱领城里对中国施加的影响。

伊拉克和朝鲜都很重要，但是与中国最终可以给美国利益带来很大帮助的另外一件事相比，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这一领城，中国的帮助可以达到难以估量的程度一-这就是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考虑到美国人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不断扩大的深深分歧（尽管表面上美国与一些伊斯兰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美国现在不能走进伊斯兰世界，因为穆斯林不会把它看作是一个促进变化的正面角色，伊斯兰世界已经对美国非常怀疑。

与此相对照，伊斯兰世界对中国没有很深的历史性怀疑。尽管二者在文化。上有着众多不同，中国与伊斯兰之间从未有过什么深刻的分歧。中国与伊斯兰之间有过很多接触，但交往并不深。尽管中国自己也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这些人也常常很难驾驭，但是这一穆斯林少数民族决定不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条件。不像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十字军的关系那样，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中没有什么历史包袱，二者之间也就没有天然的相互憎恶。

如果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经验对整个伊斯兰世界可以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即使在私下里很多人也承认他们在教育、科学和技术领域要追赶西方，很多伊斯兰思想家不愿意把西方作为伊斯兰模仿的对象。但是，还是这些思想家却会毫不犹豫地把中国作为一个正面的样板。就像过去几个世纪中伊斯兰学者所做的那样，今天，随着伊斯兰学者再次到北京访问、学习中华文明，中国的成功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希望的灯塔。先知穆罕獸德曾经说道：“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是每一位穆斯林的义务。”②

美国的巨大力量之一就是其务实精神。但是这种务实精神在宏观层面最主要地体现在日常的工作中。美国人应当考虑考虑在更高层次上少一点意识形态、多一点务实精神。不要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美国以及美国长期利益的威胁。美国应当考虑这种可能性，即中国可以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发挥重要的、积极的催化作用。一个复兴的中国可能不会有利于美国的短期地缘政治利益。但是，中国可以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希望的灯塔，而美国又不考虑自己来担当这种灯塔的可能性，所以中国的成功可以有利于美国维护一个更加和平的国际社会。美国国内是否有既能看到又能做到这一点的足够的智慧？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否老练到能够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水平？世界其他地方现在都在向美国提出此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