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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两个城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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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城市的故事

（李光耀在香港大学李嘉诚杰出人士讲座上的演讲 香港，1992 年 12 月 14 日）

李光耀再次以“两个城市的故事”为题，比较新港两地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他认为，香港最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它的法律制度。这种社会基融结构，是上海，甚至整个中国都会感到最宝贵但却最难于建立的。1997 年之后，香港就不能继续保持它和英国及其他共和联邦国家的密切关系。但是，香港可以通过同新加坡的联系，来跟上共和联邦在法律和专业惯例方面的改变和进展。这是促进长期共生关系的因素。

他也比较了两地在各自区域的经济改革所起的催化作用。这两个地方是西方制造品的再分配站，它们可能会因后来事态发展的巧合而成为传播站，不只是发达国家精密产品的传播站，而更重要的，它们也是社会价值观与纪律以及技术与专门知识的传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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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为“李嘉诚杰出人士讲座”主持开讲仪式，以纪念香港大学建校 80 周年。这个系列讲座是以香港的成功企业家命名。他把部分财富捐出，以造福香港和他诞生地汕头的人民。

大约 20 年前，也就是 1970 年 2 月，我获得香港大学颁授法律博士学位。校长王赓武博士提到我当时曾发表对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的看法，他希望我能够再次针对同个题目讲话。

我战战兢兢地重读我以前那篇演讲，因为当时我曾大胆地向前看，展望远至公元 2000 年，即大约 30 年的发展。我在结尾时这么说：“要预测公元 2000 年左右的中期远景是比较难的。但是，从公元 2000 年后的长期远景来看，香港和新加坡两地的人民或许可以扮演重要甚至是令人兴奋的角色。作为各自区域的现代化先锋，香港和新加坡可以起催化作用，加速周围地区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改革。这两个不可能发展的地方，可能值得在人类进步史记上一笔，它们是曾协助传播新工作与新生活方式的两个中心。这些新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是城市化工业工艺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

“香港和新加坡本来被选为一个广大腹地的贸易滩头堡。这两个地方是西方制造品的再分配站，这两个地方曾做出可观的贡献。它们可能会因后来事态发展的巧合而成为传播站，不只是发达国家精密产品的传播站，而更重要的，它们也是社会价值观与纪律以及技术与专门知识的传播站。”

“我猜想总有一天，会有些从事研究的学人对这两地演进的过程，用学院式文体，作透彻的解释。但是，单靠推测是不能获得学位的。”

结果证明，香港和新加坡已经在各自的区域里，起着经济改革的催化作用。新加坡为其邻国播下了经済发展的种子，香港则改变了广东省。而且，当建造中的道路和铁路完成后，香港也会改变长江以南的地区，一直到武汉。

在香港，每个人都想着 1997 年以及过后的 50 年。如果人们认为可以对一个 50 年期作出预测，那将是一种危险的遷论。50 年前，也就是 1942 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当时，香港的人口因粮食与医药品的日凎短缺而逐渐流向中国大陆。

1942 年，没有人能够预测战后的世界会如何彻底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要在当时预测香港在过去 50 年里完全不同的发展环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1949 年，中国变成共产国家。

1950 年 12 月，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与北朝鮮军队会合，联手同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作战。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禁运。这项禁运一直到 1971 年 2 月尼逊总统准备访问中国时才解除。同中国的联系被切断的香港面临暗淡的前景。尽管整个形势对香港很不利，香港还是在 50 年后的 1992 年，成为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发电机。因此，还有谁愿意冒险地去预测未来 50 年的变化？


## 香港和新加坡之问的差別

过去 20 年来，香港和新加坡各朝不同的政治方向发展。新加坡致力于建国事业，希望建立起自己的特色。香港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新加坡的地理距离，加上其人口背景，形成了新加坡人的特征，这种特征跟中国人的特征有所不同。

香港并没有尝试建立起一种本身的特征。实际上，情况也不容许它这么做。香港人跟中国人的认同，可以从香港华人对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门悲劇事件所感受的极度痛苦中，很明显地看出来。香港民众所流露的愤怒情绪以及所感到的迷惑，跟新加坡大约 30 名大学生向中国驻新加坡贸易办事处提呈抗议书的那种较低调和较有节制的示威，形成了对照。这种感情承担上的差异，再次在 1991 年 6、7 月中国发生水灾时显现出来。香港人民所作出的反应，是中国人那种出自内心的反应。华族新加坡人的反应则较为平静。华族新加坡人只捐出 120 万美元，香港的华人则捐出了 1 亿 7,000 万美元，台湾 5,000 万美元，马来西亚 120 万美元。这些捐款数目反映了感情联系的程度。


## 香港人更有千劲

1954 年 4 月，我乘意大利“亚洲号”轮船第一次到香港。轮船在港内停泊了四天。在这四天里，我都住在船上。我到岸上又狭小又多斜坡的街道上来回溜达。这是香港街道的一般特征。那是一个十足的华人城市，和新加坡没有什么不同，映入眼帘的是被日军占领约四年后所留下来的一些坍毁破烂景象。

我定做了一套西装，在 12 小时内就缝制好了。我在上午量身，下午试穿。当晚，西装就送到船上我所住的舱房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加坡裁缝师的工作速度没有那么快。1962 年，我拜访了香港总督罗伯特・布菜克爵士。当我领导新加坡的反对党时，他是新任总督。他辩解说，要使香港人民作好自治和独立的准备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导致跟中国发生问题。

新加坡于 1965 年突然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后，我对香港产生了工作上的兴趣。我当时身负一个令人感到畏惧的重任，那就是要维持一个小岛上大约 200 万人的生计。这个小岛过去是一个殖民地军事前哨基地，主要经济作用，就是作为区域里的一个转口贸易中心，而在这个区域里，民族主义已经变得很强烈。当时我这么想，我可以向香港学习，它同中国大陆腹地的联络也已经被切断。

自 60 年代后期以来，我几乎每年都到香港一超，研究和了解为什么香港人民比新加坡人民更有工作干劲，精力更加充沛，同时也想向香港人学习一些东西。香港人必须自付教育和医药服务费，政府没有任何义务，它只负责维持治安。香港人在山坡上建造简陋的棚屋居住。他们靠自己支付一切应承担的费用，终于建设了一个现代的香港

从我对香港的观察，我断定国家福利与津贴削弱了个人求取成功的干劲。看到香港工人灵活地在好景时把薪金调高，在经济衰退时把它调低，我感到惊奇。因此，我决心完全改变我的政党，不再沿袭英国工党的福利政策。我逐步减少国家津贴，但那些能够使人民通过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卫生和更好的住屋而变得更有生产力的津點则例外。

新加坡工人在心理上并不像香港人那样具有独立性和弹性。新加坡工人在大选时投票选政府。然后指望部长照顾他的生活和孩子的将来。相反的，香港人的独立性很强。他们对殖民地政府没有什么期望。这是了解香港为什么会充满活力的关键。香港的人民对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负责。这种态度在过去更因为边界另一端共产主义带来了严酷的生活而加强了。至少，在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使情况在 80 年代有所改善之前，情形是如此

香港要是也出现党派政治，政党互相争取组织政府的权利，那么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以及职工会就会出现。那么一来，要求重新分配财富和福利津貼的压力就会变得难以抗拒。

不论香港过去的成功因素是什么，未来的日子看来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和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时常出现令人难以捉摸的事态发展。

北京一旦发生思想或派系冲突，就会引起香港人的警觉。令人安慰的是，这将使香港人更加拼搏。这或许对那些患有胃溃疡的人不利，但它却利于经济增长。


## 1997 年之前香港的隔离电力网

直到 1984 年为止，香港可说是拥有了一个独立的电力网。英国对香港的主权，能够在大陆突然发生电流急冲或电流中断时，对香港起级冲作用。1957 年的大跃进，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香港都多少被隔离，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

1984 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走向一个接网的过渡期也随之开始。

997 年之后，虽然香港将自治，中国一旦发生电力供应中断，香港将受影响。因为到时将只有一个电力网。事实上，香港和中国的电力网已经越来越连接成一体。自邓小平于 1978 年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后，香港在开始时便逐渐地而现在正加速地同中国南部的经济接合与挂钩。香港有四五千个企业家在广东投资了大约 200 亿美元，所雇用的员工多达 300 万名。这改变了深圳、珠江三角洲和广州。最终，它可以改变中国长江以南的地区。

香港渗入的经济越深，中国经济的兴衰对香港的影响就越大。中国经济的兴衰，取决于中国的政治状况。美国于 1950 年对中国实施禁运后，香港便失去它的传统转口贸易角色。香港不得不建立偏向出口的经济，从事产品制造，向世界输出，特别是向美国和欧洲输出，同时也发展银行与金融服务业。

目前的趋势。是香港要回到为中国提供服务的传统角色。因此，不论是制造业、贸易或旅游业，香港的经济活动，与中国有关的越来越多。当前往中国的旅客人数下降时，到香港的旅客人数也跟着下跌。当香港在中国的工业增加时，香港的集装箱港也变得愈加繁忙。我认为香港最好能作出特别的努力，维持和扩大其他方面的经济，以辅助它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这是因为香港其有越来越多这类国际联系，对中国就越有利。此外，多元化也可以在中国的经済増长一旦出现级慢时，减少它所带来的冲击。

香港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有一个联系网。散居在东南亚、北美洲、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华人大约有 2,400 万人。他们都是香港的无形资产，是贸易、投资、互助扶持的宝贵网络。这些都是清朝末期 100 年的动荡不安所带来的资产。当时，由于中国崩溃，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了避免陷入困苦和受迫害，离开了中国。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加上近年来的移民将使香港，特别是广东人，能够加强中国同外界的联系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没有了这些同外界的联络，中国就不可能那么快速地现代化。


## 上海和香港的竟争

1945 年以前，上海是中国沿海的一个国际大都会。这一点香港也知道，不必别人来提醒。当时的上海比香港还要进步。去过上海的人都知道，上海的领导人对于上海的发展受阻，都感到非常的急躁。他们都想弥补时间上的损失，要恢复上海昔日的地位，使它再度成为中国一个出名的国际大都会，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交接地。当上海获得资金时，运输与通讯设备将在 15 到 20 年内建设起来。不过，如果香港在其他有利条件方面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特别是以英语和西方保持广泛和自由联系，那上海就得花上 20 多年的时间，才能迎头赶上。

1997 年以后，香港在教育上较不强调英语的趋势可能出现。那将是个错误。年轻的一代对英语的掌握能力，必须加以培养。香港还没有发展出一个自然的讲英语环境。即使是新加坡，也只不过正在逐渐发展这样的环境，虽然所有的学校在过去 30 多年里都把英语当第一语文或第二语文来教导。因此，为了国际商业交易，必须积极地鼓励香港人掌握英语。

香港应该吸引外来的工商人土，并把大批已在香港居住的外来工商人士的数目扩大。它可以提供一个轻松惬意的环境，使人们可以在一个管理妥善的城市里，享有隐私，过他们自己的私生活，同时也能享有各种现代设备，过舒适生活。


不过，香港最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它的法律制度。这种社会基础结构，是上海，甚至整个中国都会感到最宝贵但却最难于建立的。要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和美国或是香港法律所源自的英国法律制度两者之间的差距，让我引述两本书中的片断。

## 脆弱的法律制度

第一本书是张亨利所著的《中国的民事和商业法》。这名作者是中国培养出来的律师，他后来到美国攻读高级课程，并在美国出版了这本书。

第一页这样写道：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成立时，他们废除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与条例以及整个司法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心负起艰难的工作，要从头建立起一套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兼其的新法律制度。”他们将花许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第二本书是由曼彻斯特商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奈杰尔・坎贝尔和彼得·艾德林顿两人合著的《中国的商业策略》。书中这么写道：

一、“在强权统治期间问，皇帝的权力伸延到帝国最边远的角落。这种权力的行使是蛮横的：官员是检挙人，同时也是法官，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因此，普通人从来不求助于法律以解决冤情。按惯例，他会擅自处理。这种情况，在现时的例子就是，官僚是根据本省或本市的情况来解释中央的条例。”

二、“家庭关系和紧密结合的农业社会使个人关系变得很有用。当食物不够、公共汽车上不够位子坐，或工厂不够铁用时，个人关系便变得很重要。这种关系能够起润滑作用，消除混乱。关系是从家庭、同村同学等方面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资产价值。”

三、“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是具有伸缩性的，而且任由官员去解释但西方的法律是严格的，只能由法庭来解释。“

四、“法庭又软弱又没有效率：它们缺乏威望，也没有能力执行

判决，而且时常都是由没有受过什么法律训练的前警员和前军人担任工作人员。”

我认为香港的既定法律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经济资产。上海或中国要制定一套完整的民事和刑事法并不难。不过，要使这些法律被人民了解和接受，要使这些法律能够由部长和官员来执行，就会有困难。另一方面，要设立独立的法庭，由公认和备受尊重的正直和不受控制的人来担任法官，也不是一件易事。


## 香港政府的角色

香港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裁判员的角色。以今天的情况来看，就是要“确保有一个平坦的竞技场”，让所有的人能够公平竞争，不论竞争者是香港人、外国人或中国人。这是香港的法律制度所提供的好处。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香港成立，这明显地证明了香港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这些中国公司需要在香港设立分行，以便为它们的企业单位的出口合约服务。同中国企业单位的香港分行所订立的合约，受到香港法律的管制。如有任何纷争，可通过仲裁或法庭解决，判决可以轻易执行。这对生意人是莫大的好处。在中国，这类补救办法并不存在。仲裁所决定的赔偿往往无法执行。即使是北京的法庭下令执行，也无济于事。

中国的法律并不完整，条例与程序也不明晰。“平坦的竞技场”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关系”オ是。因此，过去儿年中国的直接外来投资有超过 70%是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其他海外华人，这不会令人感到奇怪。虽然中国缺乏明确的法律、明晰的条例和独立的法庭，但华裔投资者仍然有办法加以克服。



## 新加坡从香港的繁荣所得到的好处

外国新闻从业员一次又一次地问我，新加坡可以从香港的“九七”问题得到多少好处。他们以为香港损失就会使新加坡得益，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他们对于新加坡要支持香港，要提高人们对香港的信心的政策，感到难以理解。

新加坡的日标是长远的，而且是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着眼。中国将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来作好基础设施和社会准备，才能成为一个工业国。中国需要靠香港进行这项现代化的工作。不过，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领袖和他们的政策动向，将令人难以提摸。这对香港产生了一股压力。新加坡在好些方面和香港类似。因此可以协助香港度过困难时期。

目前已经有 5000 多名新加坡执行和专业人员在香港工作，取代那些已离开的香港人。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联系。新加坡能够迅速地给香港提供替代的人员和专长，在必要时，香港就可以加以利用。

如果香港走下坡，新加坡所得到的好处将只是一次过的。这样的利益也是最后和唯一的一次。反过来，香港保持繁荣，中国、香港本身、台湾和东亚其他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都是贏家。


## 共同的历史经验

在 100 多年的英殖民地统治下所取得的历史经验，给华族新加坡人和香港的华人带来了许多共同点。新加坡与香港都经历了相同的英殖民地总督制度、殖民地民事服务、警察、法院，以及英国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居住时的生活方式。英国人也留下了英文教育和法治制度。

香港如果不保留英国人所带来的治理制度，情况将会变糟。这些制度包括一个有效、公正无私的民事服务部门、行政条例和程序、普通规则、指导手册、合约投标制度、为各种专业人士所制定的专门考试和资格鉴定、同英国以及全球共和联邦国家的专业团体建立联系等等。香港将拥有半主权，能够成为贸易及关税总协定、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亚太经济理事会，以及许多其他国际组织的个别会员。这些组织都是宝贵的资产。不过，1997 年之后，香港就不能继续保持它和英国及其他共和联邦国家的密切关系。但是，香港可以通过同新加坡的联系，来跟上共和联邦在法律和专业惯例方面的改变和进展。这是促进长期共生关系的因素。

新加坡同中国和台湾都保持良好的关系。香港可以利用它和新加坡的关系，继续同许多国家保持经济和其他联系。不然的话，1997 年之后，香港同这些国家的联系将被切断。


## 1997 年之后对香港的支持

1997 年之后，香港可以希望得到什么支持？

一、英国将在联合联络委员会里扮演多三年的角色，直到公元 2000年为止。

二、《（1992 年香港政策法令》已经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并由美国总统签准。这项法令规定美国国务卿必须向国会报告香港的情况，包括民主机关的发展以及 1997 年之后香港同美国的关系情况。如果国务卿的报告指出，或美国总统认为香港没有足够的自主权，美国总统就能以对待中国的态度来对待香港。这可能意味着其最惠国地位和取得高度机密科技的机会将受到限制或取消。

不过这种外来的支持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情况。香港本身所具有的能力是在于它的专业人土和工商企业能够离开香港。那些已在外国取得永久居留权的专业人士和商家，能够要求使香港的情况变得值得他们留下来，要不然，他们可以离开香港，而且会真的离开。他们不必向中国提出政治挑战。我相信，中国将让香港保持现状，因为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专业人士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还是需要的，而且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每年，有 6 万多名香港人取得外国的永久居留权。他们有很多已回来繁荣的香港工作。他们在外国的永久居留权将可以确保香港能有合理的情况，使他们能继续留在香港工作。


## 从全面英国统治过渡到特别行政区

从 1948 年的第一次立法议院选举到 1965 年取得独立，新加坡前后经历了长达 17 年的级慢过渡期。1955 年，新加坡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部分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由一名民选的首席部长领导。1959 年，新加坡取得了全面的内部自治，立法议院和政府里都没有英国官员代表。在几年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取代了所有由英国官员担任的重要职位。不过在这之前，这些本地的公务员已有一段时间成长，以接替英国官员的职位。


香港所经历的过渡期会是短暂而快速的。香港在 1991 年 9 月第一次

举行立法局选举，离英国结東统治还不到六年。下一轮的选举定在 1995 年举行，离英国结東统治只有两年。只有大法官和警察总监是香港人。在短短四年多时间里，许多部门首长的职位必须由香港人担任。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渡期。普遍的信心要是不存在，那么以为士气、纪律和水准可以保持。是很危险的。因此，过渡期的政治策略，必须谨慎地处理。

在未来的四年里，香港总督必须先同中国方面商议后，才决定接管行政的人选。这些人必须要有能力操作香港的制度，并且对共产党官员的想法有深刻、近于直党的了解。否则，一国两制将难于顺利的运作。要成功地完成过渡，就必须让这批人在 1997 年之前负责掌管行政。他们必须对香港政府制度的实施有所了解，并且要能够向中国官员解释，使他们相信香港的制度必须同中国的制度不同，因为那是国际企业所习惯和对香港所期望的。

我相信寻找适当的人选来担任这些职位，比香港立法局里是否有多20 或 40 名直接民选的议员，还来得要紧。香港从来就没有自治过。一路来，香港都是由委任的总督治理。每当碰到好的总督时，香港就繁荣。

英国人总督是对伦敦的殖民部大臣负责，不是对香港人民负责。英国的前殖民部没有一种监督英帝国所有总督的表现的制度。根据基本法第 43 条规定，香港的行政首长是“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第 73 (5) 条授权立法局“对政府的工作提出问题“”。香港的立法局将可以监督行政首长的作为，向他提出质问。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香港和中国不能随东亚其他国家，在未来的 10 到 20 年以及更长远的岁月里继续繁荣。下来的一两年里将出现动荡的局面，因为克林顿政府将决定它对中国的长远政策，包括要撤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的恫言，除非中国在民主和人权方面取得进展。我在开始时说过，

要进一步探讨将来，等于是要冒险地作出推测。不过，考虑到香港在过去50 年来的成绩表现，我敢断定，香港将会繁荣，因为香港为中国的工业化服务，而中国必将繁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