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鳥贏學: 原理與分析》

《青鳥贏學: 原理與分析》 === @Odontaster-validus 著引言 --- 勝利從來不只是歷史的結果，它更是話語與價值的起點。在現代國族形成過程中，某些群體透過持續的制度性與軍事性勝利，逐步建立起一套以自身經驗為中心的歷史敘事，並將之自然化為全球普遍價值。這套敘事，我們可稱之為「贏學」——一種以勝利為正當性來源、以歷史連勝作為未來推演依據的結構性思想框架。「日耳曼贏學」為此一架構的典範，其發展脈絡橫跨歐陸啟蒙、英美帝國主義，至冷戰後的自由主義共識，並在1990年代達至理論高峰。在這一脈絡之下，勝利者被視為文明的終點，輸家則被期待透過模仿與內化，逐步完成價值與制度上的梵化。本文所提出的「青鳥贏學」，即是此邏輯在台灣的在地化拓展。作為一種政治與文化上的勝利敘事，它以歷史事件為素材、以國族認同為階層基礎，逐步建構出一種內部階級秩序與再分配機制。本文將以「贏學」的三大原理為基礎，系統性分析青鳥贏學的生成、演化與階層意涵。本文將分為四個部分，系統性的解析「青鳥贏學」： #### 一、基礎原理: 盎格魯-撒克遜贏學 #### 二、原理拓展: 青鳥贏學 #### 三、分析與論證: 青鳥贏學的流變 #### 四、勝利的宿命：青鳥贏學的邏輯終點 # 一、基礎原理: 盎格魯-撒克遜贏學 --- ### 1.1 盎格魯-撒克遜贏學的產生自十五世紀以來，歐洲進入長時間的地緣重構與文明競逐。隨著地理大發現，歐洲列強透過軍事擴張與制度輸出建立殖民秩序。其中，以英格蘭為主體的盎格魯-撒克遜集團逐步從歐陸邊陲走向權力核心，其勝利軌跡貫穿七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構成一條斷續而一貫的歷史主軸。這套由勝利所累積出的歷史經驗，並未僅止於地緣擴張，而是內化為一套文明敘事：戰爭的勝利證成了制度的優越，制度的優越反過來合理化未來的勝利。此種閉環式歷史意識，使得「贏」不再只是政治現象，而轉化為一種文化結構、一種民族認同的自我想像。進入二十世紀，美國逐步接續此一文明邏輯。作為英國的語言、法律與價值繼承者，美國並未改變盎撒文明的根本敘事，只是將其放大並推至全球範圍。在兩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制度與文化的輸出使盎薩勝利論述達成全球化，從此「自由、民主、資本主義」與「勝利、現代、進步」緊密綁定，成為歷史發展的預設方向。這套思想機制，我們稱之為「盎撒贏學」。其形成並非單一事件所致，而是長時段歷史選擇的總和；此類歷史經驗逐漸內化為一種集體思維模式，即「勝利導向的歷史意識」。在此脈絡中，失敗被視為偶發與偏差，而勝利則被普遍化為制度優勢、道德正當與文明高度的總和。這種結構性勝利經驗為「盎撒贏學」奠定了三個條件： **1. 歷史連勝的經驗**：從殖民擴張到兩次世界大戰的勝者地位，盎撒敘事始終站在勝利的一方。 **2. 制度輸出的正當性**：自由主義、議會制度、普世人權等價值因其勝利姿態而取得輸出特權。 **3. 失敗文化的他者化**：非盎撒世界被視為「待教化」與「模仿者」，其制度與文化差異不再是平行選項，而是進化未竟的證明。這套系統至冷戰末期臻於完備，並在1992年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中完成自我理論化：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特別是以美英為代表的盎撒治理結構，被視為歷史發展的最終形態。在此觀點中，勝利不再是偶然，而是歷史終端與倫理高地的雙重證明。贏是一種文明狀態，而非事件結果。因此，所謂「盎撒贏學」並非僅是歷史事實的總結，而是一種具有自我增殖能力的敘事體制。在其框架內，歷史是勝利的疊加，輸家是尚未完成模仿的失敗品，而未來，則註定是過去的延續。 ## ### 1.2 基本公理盎撒贏學的建立，並非偶發事件的結果，而是一套封閉且自洽的歷史哲學體系。該體系以勝利作為核心經驗，以時間序列中的連續性作為正當性來源，最終建立三條不證自明的公理。 ### 公理一：勝利是文明的根本條件，亦是價值傳遞的唯一介質在盎撒贏學的體系中，勝利不只是歷史事實，而是文明存在的前提。凡能持續取得勝利者，必定擁有可被普世化的制度邏輯與價值體系。相反，無法勝利的文明，不僅喪失歷史話語權，其語言、信仰、政治形式亦將被視為失效、過時甚至危險。此一公理內含一種倫理逆轉：**不是因為正義所以贏，而是因為贏，所以代表正義。** 價值不再由外部倫理標準裁定，而由勝利本身加以定義。制度的優越性無需透過實證論證，只需由歷史事實所「呈現」。於是，美英模式、資本主義民主制、自由主義敘事即因「實證上的勝利」而獲得自我複製的正當性。 ### 公理二：勝利的歷史經驗可導出未來勝利的必然性盎撒贏學的第二項公理為類演繹式的歷史推論：若某體系在過去持續勝利，則其未來亦將持續勝利。這種推理形式表面上具備經驗主義特徵，實則根植於一種信仰結構——歷史具有方向性，而方向由勝者書寫與證成。此公理使得「勝利」從事件升格為趨勢，再從趨勢升格為命定。冷戰後美式體系的全球擴張，即建基於此類預測模型：既然自由民主體制已在蘇聯體系崩潰後勝出，則其必將普及至所有尚未民主化之區域。這不僅是政策假設，更是一種文化信仰。 ### 公理三：勝利源於信仰，而非物質條件第三項公理否定了歷史的多面與偶發性。盎撒贏學並不將勝利視為複雜條件交織後的結果，而是視為制度信仰的自然展現。在此邏輯下，凡堅持正確制度者終將勝利，失敗者則被視為信念不足、制度錯亂或價值不純。此一觀念極具神學特徵，類似於「因信稱義」的宗教邏輯。盎撒勝利不需要實踐檢證，只需堅持信仰即可等待結果自證。例如，在面對經濟危機、軍事困境或治理矛盾時，盎薩體系不需進行結構性檢討，透過話語調整將失敗再定義為「必要陣痛」、「調整過程」、「短期波動」即可，失敗只是尚未達成的勝利階段。 這三項公理並非互斥，而是互為補強。公理一確立價值與勝利的等價關係，公理二將其時間化並賦予趨勢意義，公理三則消除制度反思的可能性，使體系得以封閉並持續自我合理化。此三者共同構成了「贏學」的形上學基礎，為各類在地化政治敘事（如青鳥贏學）提供模仿模板與敘事邏輯。 ** 若我們接受盎撒贏學之三項基本公理，則可導出一組文明的發展趨勢。其推導如下： **前提一（公理一）：勝利是價值的來源，只有勝利的文明，才具備輸出其制度與價值的正當性。前提二（公理二）：歷史上的勝利可以推導出未來勝利必然性。前提三（公理三）：勝利不需仰賴物質條件，而是由信仰與制度正統性所決定。** **演繹步驟一：文明之間的勝敗序列是穩定且可預測的** 根據前提一與二，文明若一再在制度對抗中勝出，則未來的勝利仍將由該文明持續掌握。若一文明已建立其勝利歷史，則其未來也將繼續維持優勢地位。 **演繹步驟二：非勝利文明將被逐步他者化，進而階級化** 若勝利持續為價值輸出的基礎，則非勝利文明將在國際話語場域中喪失定義自我之能力，其制度將被去合法化、其文化將被降級為「待現代化」。這種結構不僅產生主觀上的話語邊緣化，也產生客觀上的制度階層化──勝利者為高級文明，輸家為低階文明，並逐步固定於結構性位置上。 **演繹步驟三：模仿將成為文明內部的階級躍遷手段** 既然勝利是唯一價值來源，且勝利的制度與信仰能不斷輸出，那麼其他文明欲提升其地位，必然傾向於模仿勝利者之制度、語言與文化。因此，文明之間的階級並非僅因實力差異，而因模仿程度與信仰純度所劃分。 ### 結論：文明秩序將走向階級化: 1. 勝利者將持續地贏 2. 輸家若未能模仿，將永遠處於文明邊陲 3. 輸家若進行模仿，亦能晉升為次級文明，但無法取代勝利者地位整體文明體系將由勝利者主導之敘事邏輯所穩定分層，並逐步固化為制度性文明階級。此為盎薩贏學下，文明等級化的必然趨勢。 ## ### 1.3 種族階梯: 基於種族的類種姓階級制度在持續勝利敘事的邏輯框架下，「文明之間的階級差異」最終不可避免地具象化為一種近似印度種姓制度的分類結構。不同於傳統依據經濟或軍事能力劃分國際地位的理論，盎撒贏學所構築的階層，更加注重文化純度、制度模仿度與信仰的一致性。這使得「種族」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綜合指標，再次成為階級結構的編碼基礎。本節提出一套概念模型，稱之為 **「現代文明種姓體系」**，以盎格魯-撒克遜勝利經驗為核心，依照與此核心的距離與同化程度，將文明劃分為五大層級： #### ▍ 婆羅門（Brahmin）：猶太人作為西方歷史敘事的神學源頭與資本核心，猶太民族雖在種族上非盎撒世界主體，但其長期擔任知識生產、資本分配與符號治理的角色，使其成為贏學體系中的精神祭司階層。控制華爾街、主導好萊塢、佔據學術與智庫高地。其位置如同婆羅門——不問政權，專司神性與知識的傳遞。 #### ▍ 剎地利（Kshatriya）：盎格魯—撒克遜人作為勝利敘事的主體建構者與實踐者，白人菁英階層為此體系的實質統治力量。美國政軍高層、英國保守主義傳統、英語本位的全球學術體系，皆由此階層主導。他們不僅擁有制度，也掌握定義制度的權力。正如剎地利階層統治現實、指揮軍政，他們是贏學秩序中的執行者與象徵者。 #### ▍ 吠舍（Vaishya）：其餘日耳曼人、拉丁人、斯拉夫人此為模仿者階層，雖無贏學創造力，卻具高度制度整合能力。德國、法國、義大利與東歐諸國多數為此類。雖未站在歷史勝利的起點，但透過制度接軌與文化仿製，取得中介地位。其經濟角色鮮明，文化上亦保有主體性，正如吠舍之於種姓社會——實用而可控，繁榮而次等。 #### ▍ 首陀羅（Shudra）：美裔有色人種與次級附庸國此為輸入型制度使用者，未參與制度建構，僅透過教育、宗教與社會再製接受「勝利價值觀」。無論是美國境內的非裔、西語裔、亞裔，或是國際體系中親美卻無話語權的小國，其共通點在於：文化依附、政治服從、社會模仿。其存在證成了剎地利與吠舍的文明輸出功能。 #### ▍ 達利特（Dalit）：伊斯蘭世界、非洲、極權政權、叛逆政權此階層為盎薩贏學體系的他者極端。他們或拒絕模仿、或無法被馴化，因而被視為無法融入現代性的殘餘。對於這一階層的治理方式不再是說服或扶持，而是透過話語妖魔化、地緣圍堵或人道干預進行文明懲罰，成為「不可接觸者」。這些國家可能擁有龐大的國力、文化體系與歷史自信，但在贏學話語中被永遠排除於主體文明之外。它們的問題不是政策，而是存在本身。因此，**無論物質的成敗，它們都輸。**——不是失敗，而是「不配成功」。 ### 關於「階級晉升」與種姓比喻的理論說明此處有必要釐清：傳統種姓制度（varna）為宗教—種族式封閉體系，無晉升空間；而盎撒贏學之階級結構類似於印度實際運作之階級結構。以1901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為例，馬德拉斯省沒有任何種姓中屬於剎帝利，屬吠舍者亦十分罕見，社會主要由婆羅門、首陀羅與賤民所組成；在孟加拉省，戰士與統治者為拉其普特人擔任，然而該種姓並非真正的剎帝利。故在此體系中，所謂的階級「晉升」實為象徵授權： - 不是成為剎地利，而是被授予剎地利話語的複誦資格； - 不是進入婆羅門，而是被視為婆羅門所創秩序的合格執行者； - 其上升的門檻，不是戰爭、經濟或科技，而是語言上的忠誠與政治上的再現能力。簡言之，這是一套可以吸收服從者、排除質疑者、懲罰沉默者的階級制度。以下列舉兩個階級發生變化之例子: ## ### 1.4 種姓躍遷與梵化在任何階級體系中，若無提供最低階層上升之想像與希望，則將難以維持長期穩定。而在盎薩贏學主導的文明體系中，這一功能由 **「梵化」** 機制所承擔。借用印度種姓社會的概念，梵化（Sanskritization）原指下層種姓透過模仿上層婆羅門習俗以獲得社會認可與階級提升的行為；對於現代國際秩序而言，則表現為文化、制度、語言與認同的全方位模仿行動。 ### ▍ 文明中的梵化機制：模仿、整合與歸屬對於處於中下階層的國家或社群而言，若欲接近文明高地，便必須學習與模仿上層階級的價值體系與行為模式。此一過程通常包含三個面向： - **民主化**：透過選舉制度、政黨輪替與法治機制，重建與盎薩制度，獲取政治合法性。 - **世俗化**：去除地方宗教傳統或本土威權，使國家治理語言轉向普世標準。 - **全球化**：進入資本主義供應鏈、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加入盎薩主導之國際組織，從經濟上取得「現代化認可」。這些努力雖不保證躍升至主體階級，卻可換取「準剎地利」或「模擬吠舍」的階級標籤，使其在體制內取得同等級的「贏感」與「歸屬感」。 ### ▍ 梵化的核心回饋：情緒紅利與結構維穩成功的梵化，雖不一定帶來物質地位的實質提升，卻能產生兩項核心效應： **1. 情緒紅利**：透過與勝利者價值的認同，獲得「勝利的一部分」之心理感受，例如：與西方同步選舉、與盟國共享民主語言、在文化上「與世界接軌」。 **2. 秩序再生產**：當下層透過模仿上層來獲得認同，階級體系便得以合法化。此時，即使未真正進入核心，也將主動維護整體制度，以避免失去象徵性的勝利地位。這正是盎薩贏學得長期維持的關鍵：不僅是以力量強制他人服從，更是以價值引導他人自我模仿。 ### ▍「永遠成為主體的過程」，而非主體本身值得注意的是，梵化本質上是一種認同之過程，其動力來自「將要成為」而非「已經成為」。在此邏輯下，達利特永遠可以模仿首陀羅，首陀羅永遠可以想像自己是吠舍，卻無人能真正成為剎地利，更遑論婆羅門。這種無限遞延的躍遷結構，在心理上滿足了下層的「希望感」，在制度上鞏固了階層間的穩定結構，最終使整體秩序在無外力壓迫下，實現自我複製與階級矛盾的調和。 ### 小結若說勝利是盎薩贏學的價值中樞，那麼梵化就是其社會動能的再生機制。透過制度模仿與文化整合，全球大多數國家與群體被納入一個可預期的階級結構中：你可能永遠無法主導歷史，但你可以選擇成為勝利的一部分。而這套邏輯，也正是下一章「青鳥贏學」得以在台灣社會內部發展、分類與動員的原型模板。 # 二、原理拓展: 青鳥贏學 --- ### 2.1 台灣社會觀察：敗史記憶與贏感渴望之結合相較於盎薩世界源源不絕的勝利經驗，台灣的歷史軌跡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方向性：這是一段幾近連續的敗北敘事，一段由外部統治、內部失敗與主體模糊所構成的政治創傷史。這種結構性的輸，使得勝利不僅是目標，更是一種強烈的心理投射。從十七世紀以來，台灣始終處於權力板塊邊緣的擺盪地帶： - 荷蘭殖民統治（1624–1662）建立了第一套外部治理結構，開啟「歷史由他者書寫」的傳統。 - 鄭氏政權戰敗（1682），島嶼再度被整併進清帝國體系，台灣轉為「清帝國的邊陲行省」。 - 甲午戰爭戰敗（1895），使台灣從一個敗戰國的附屬轉為日本的殖民地，島民成為次等公民。 - 國共內戰敗北（1949），中華民國失去中國本土的統治權，退守台灣；台灣在國際法地位未明情況下成為「敗戰流亡政權的託管領土」。 - 1970年代起的冷戰再編，台美斷交、聯合國席位被剝奪、邦交國急速減少，象徵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再一次敗北，從「代表中國」淪為「無法被正式命名的地理實體」。 - 進入21世紀，中國崛起與軍事威脅加劇，台灣再次陷入戰略邊緣化與安全焦慮的結構中，成為「被迫求生存的非國家存在」。這段近四百年的政治史，核心並不在於是否有選舉、有自由、有成長，而在於主體始終無法勝出，無論在制度、國族還是地緣競爭上，台灣幾乎從未贏過。 ### ▍ 贏感的生成：從制度焦慮到價值補償正是在這種連續敗北的歷史背景下，台灣社會，特別是自我定位為「主體性守護者」的獨派群體，逐漸發展出一種高度政治化的「贏感補償機制」。由於無法在現實中獲得地緣、主權或話語上的勝利，遂轉而在制度象徵、文化認同與道德敘事中創造出「替代性勝利」：民主轉型被敘述為「華人世界的先鋒」，象徵對中國極權的制度性勝利； - 同性婚姻合法化、轉型正義、語言政策被賦予超越政策層次的文明意義，作為與亞洲多數國家的分野 - 國際曝光（如WHA發言、奧運隊伍表現）被過度政治化，作為微型勝利的心理儀式 - 文化斷裂工程（去中國化）作為符號鬥爭的勝利重構：只要語言不一樣、史觀不一樣，我們就不是「輸的那一邊」此一邏輯的內在動力，不在於對真實勝利的渴望，而是對「被定位為輸家」的深度恐懼。對台獨派而言，勝利不只是目標，而是去殖、去中、去失敗感的象徵行為，是一種歷史修復工程。 ### ▍ 青鳥贏學的生成條件當這種象徵勝利邏輯與本土政治實作相結合，便逐漸演化出一套具有階級再製與價值排他性的內部結構——青鳥贏學。其內部機制依循盎薩贏學的基本原理運作，但套用於台灣本土語境，並以以下兩大條件為支撐： 1. **歷史輸家的反向建構**：若我們總是輸，那麼只要創造出一種持續「贏的感覺」，即可抹除輸的現實。因此，台灣不需要真正獨立、真正進聯合國，只需在象徵上「比中國更像現代國家」，便可宣布勝利。 2. **價值勝利＝階級上升**：透過對特定價值的忠誠與宣稱（民主、人權、本土、進步），可以從「輸家階層」中脫離，升入象徵上的「勝利者階級」；這即是青鳥贏學的精神獎勵系統。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青鳥贏學不是從勝利中長出來的，而是從失敗中被想像出來的。 ### 2.2 統獨階梯：基於國族認同的類種姓階級制度在青鳥贏學的內部邏輯中，勝利已不再是一種客觀成果，而是一種可分配的政治象徵資源。而「誰有資格擁有勝利感」，逐漸成為台灣社會隱性階級結構的根本劃分邏輯。這不僅是政治立場的分歧，更是一種內化的社會分類機制。類比於盎薩贏學體系所建構的「文明種姓制度」，台灣社會在長期統獨對立、民主價值競逐與歷史記憶斷裂的過程中，亦逐步形成一套以國族認同為核心的象徵階級體系。我們將此稱為「統獨種姓制」——一套基於「勝利敘事的遠近」所決定的社會身分秩序。 #### ▍ 婆羅門：美籍台灣人此階層居於贏學話語的至高點，往往同時擁有西方教育背景、外籍身分與台灣認同的三重交集。他們是台灣價值的外交化、全球化中介者，常見於智庫、外交圈、國際媒體與NGO領域。其勝利來源並非本地政治參與，而是透過對西方秩序的高度契合來獲得認可與道德資本。其角色類比於盎薩贏學中的猶太菁英：不見得手握政權，但垂直掌握話語與判準。其身分是一種「勝利的證明物」：我們能贏，因為連他們都在我們這一邊。 #### ▍ 剎地利：台獨派這是青鳥贏學的核心執行階層。他們主導國內政治敘事，動員社會資源，並透過不斷創造政治—價值的「勝利事件」（如公投、選舉改革、語言正名等）來再製勝利感。他們不僅是勝利的主張者，更是勝利的操盤手。剎地利階層主導教育政策、媒體語言、文化補助機制與歷史敘事，將自身立場制度化，並塑造一種「不認同此價值即屬於他者」的邊界。他們是象徵權力的中樞，控制勝利的定義與分配。 #### ▍ 吠舍：華獨派、改革派、泛中間理性選民此階層對贏學有所認同，亦願意接受價值模仿，但缺乏話語主導權。他們信仰民主制度與本土治理，但不完全接受去中國化或強烈文化斷裂政策。他們通常是都市中產、科技業與教育界的「政策效益接受者」。其地位類比於歐洲之於美英：願意合群，偶爾自我批判，但基本維穩。若青鳥剎地利發動動員，此群體多數會配合。其價值在於提供合法性與穩定票源，是「受勝利感染」的一群。 #### ▍ 首陀羅：現狀派與溫和泛藍群體此群體為社會穩定的沉默中堅，接受台灣現狀，反對激進台獨或統一，政治上溫和務實，文化上保留中國元素。對勝利敘事既無認同也無反感，傾向以經濟、家庭與社會安全為優先考量。由於未與青鳥勝利敘事產生連結，他們在文化上常被邊緣化、在媒體上被簡化為「保守落後者」。其地位不高卻被視為「可被動員、可被矯正」的階層，是政治社會的灰色帶。 #### ▍ 達利特：統一派、深藍保守群體此階層處於青鳥贏學秩序的最底層，長期被排除於政治道德高地之外。他們的文化敘事、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與青鳥主流敘事完全不相容，因此不僅被視為政治上的反對者，更被形塑為「文明落後」、「威權遺緒」與「中國代理人」。其社會地位不僅受制度排斥，更遭遇語言與符號上的侮蔑與幽默化處理。在青鳥話語中，他們既無法勝利，也無法模仿，只能成為「輸的具象化」。 此一統獨種姓體系並非全然橫向展開的平面分類，而是一種垂直嵌套的文化模仿體系。為了實現梵化目標，整體階級建構是以 **「首陀羅-漢族」為結構基底的種族階層**，上層階級（如吠舍、剎地利、婆羅門）透過國族認同、制度信仰與文化距離來區分其梵化程度。換言之，即使名義上皆屬「台灣人」，在贏學階層系統中，預設的起點是「漢人首陀羅」——只有透過語言去中國化、歷史重新建構、政治態度表忠與文化態度去漢，才可能在象徵秩序中逐步上升。這是一個以否定起點、否定自身為前提的升階制度，其向上躍遷的門檻不在於出生，而在於贏感的自我構建。 ### 2.3 青鳥贏學的臨界點分析：梵化機制的失敗儘管青鳥贏學在理論層面建構出一套具高度內聚性的階級體系，並透過價值輸出、話語動員與象徵性勝利有效動員群眾，其運作卻並非無懈可擊。隨著政治情勢演變與社會基層反應累積，其核心機制——梵化——逐步顯露出結構性失靈的跡象，顯示青鳥贏學已邁入階級穩定之臨界點。 ### ▍ 梵化紅利出現邊際遞減青鳥贏學預設，任一社會成員只要透過語言認同（如反中、反威權）、價值宣稱（如本土、進步）、制度忠誠（如選舉參與、抗中保台），即可象徵性地獲得「贏者的身分認證」。然而，隨著這些象徵日益普及並內建為主流語言，象徵勝利所帶來的情緒紅利開始呈現邊際遞減現象。當一場選舉不再被理解為價值勝利，而只是權力輪替；當一次國際曝光不再產生自我感動，而只被視為外交慣例；這種情感與話語間的落差，反而加速群體內部的信仰疲乏。勝利不再令人振奮，而開始讓人懷疑其真實性。 ### ▍ 階級躍遷邏輯的喪失當青鳥價值話語如同政策標語般被廣泛複製與無限重複，其原本用以劃分階級與凝聚忠誠的功能也同步耗損。舉例而言，「支持本土」或「拒絕一國兩制」這類表態語言早已泛化為公共場域的預設值，失去了作為忠誠辨識工具的效力。在此脈絡下，原本試圖透過語言梵化而向上流動者，發現再怎麼表態，也無法真正晉升至剎地利階層，更無法分享政治利益或話語權重；這類階級晉升困難的現象，反過來破壞了青鳥贏學階層體系的穩定基礎，導致支持者流失與中層動員疲軟。 ### ▍ 過度政治化之社會動員青鳥贏學的另一個困境在於：象徵性的勝利難以長期維繫階層控制，反而需要不斷製造敵人來維持內聚與焦點。當國際現實不如預期（如外交困境）、內部治理面臨挑戰（如疫苗、能源、教育），青鳥話語傾向透過擴張敵我分類（如抹紅、中共同路人、白色恐怖餘孽）來進行替代性動員。此一策略雖能在短期內凝聚焦慮與情緒，但長期而言則導致社會過度鬥爭與公共信任之崩解。勝利從實踐轉向演出，而演出本身反過來侵蝕了其原本欲捍衛的制度正當性。 ### ▍ 文化起點的否定無法轉化為穩定認同青鳥贏學強調梵化的必要性，實際上預設了「首陀羅—漢族」作為階級起點的自我否定。然而，當這種否定無法轉化為穩定的文化重建與共同認同，只會導致文化漂浮與身分認同混亂。模仿者成為不上不下的角色：無法擁抱中國文化，又無法真正進入西方體系，只能在政治宣示與文化批判之間不斷內耗。這使得整體贏學敘事變得疲乏而焦慮，並最終逼近一個臨界點——信者越來越少，而不信者無法沉默。 ### 結語：走向階級鬥爭青鳥贏學若無法解決其梵化機制的封閉性與象徵空轉問題，最終將失去維繫階層穩定的內在張力。當象徵性勝利無法再帶來階級躍升的希望，當政治語言失去動員力、價值話語失去區辨力，整體階級結構將陷入僵固化。更嚴重的是：當梵化的路徑失效，原有的模仿邏輯與價值共識也隨之崩潰，階級之間的矛盾將從「可期待的轉化」轉向「不可調和的對立」。過去尚能以語言表忠、立場清洗來獲取認同者，將發現自己被永遠排除在勝利秩序之外；而拒絕表態、擁有他者認同的群體，則進一步被構築為青鳥贏學的敵人與威脅。 **階級封閉的結構一旦成立，鬥爭將取代梵化成為階層間主要的互動邏輯。** 這不再只是政治動員策略上的進逼，而是文化與身份認同之間的全面衝突。青鳥贏學自此進入一種由內部階級對抗所驅動的生存機制：不是誰更有資格贏，而是誰能先消滅不配贏的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青鳥贏學的危機不在於失敗的現實，而在於梵化過程的崩潰，使得整個體系從模仿秩序走向鬥爭秩序。** 這一轉變，即將構成我們下一章對其歷史流變與階級動能的分析基礎。 # 三、分析與論證: 青鳥贏學的流變 --- ### 3.1 發展前期：青鳥贏學的勝利原型（戒嚴末期至陳水扁時期）青鳥贏學作為一種內部勝利敘事，其形成並非源自突發的社會事件，而是累積於一段長期政治—文化轉型過程中的象徵性勝利經驗。從1987年解嚴以降，台灣社會進入制度快速重構期，一套以民主改革、台灣主體化與去中國化為核心的政治價值逐漸浮現，並獲得制度正當性。這些事件雖屬漸進改革的結果，但其象徵意涵遠超實質變革，使其構成青鳥贏學的歷史原型階段，即「勝利感的生成期」。 ### ▍ 民進黨創黨與解嚴：反威權的勝利 1986年民進黨非法成立，翌年蔣經國宣布解嚴，此一歷史交錯瞬間為青鳥式勝利敘事打下基礎：弱勢挑戰者以道德與信仰擊敗國家機器，獲得制度空間。這種「象徵性勝利」具有兩項深遠意涵： - 一方面，它鞏固了青鳥敘事對「價值主導政治現實」的信仰基礎——只要站在道德高地，現實終將屈服 - 另一方面，它建立起反威權＝正義、進步與現代性的二元話語分類，為日後的階級建構提供語言資源。 ### ▍ 總統直選與國會全面改選：制度重構即為勝利 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象徵台灣正式完成從威權體制向民主制度的轉型。對青鳥贏學而言，這些制度變革不僅是程序設計的更新，更是價值實踐勝利的證明。此階段構成「勝利的制度階段」，其特徵為： - 每一項改革本身即為一場勝利，而非問題解決過程； - 民主成為青鳥話語的根本敘事基礎，任何對民主的不完全、批判與質疑，皆可視為敵對行為。民主制度的建立，使得青鳥話語第一次進入「制度壟斷期」，即不需掌權也能主導價值定義的歷史階段。這是一種前政治的勝利：還沒執政，就已經贏了。 ### ▍ 陳水扁時代：從制度勝利走向壟斷勝利 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取得中央執政權，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正名制憲」與「族群融合」等政治路線，試圖將青鳥敘事從象徵勝利導向制度工程。此為青鳥贏學的「結構化階段」： - 勝利開始轉譯為國家建構計畫（如台灣正名運動、公投法制定）； - 文化資源的再分配進行階級內部重構（如語言政策、轉型正義工程）； - 過去支持者轉化為執行者，青鳥階級由象徵性升格為政治性統治者。尤其在陳水扁任內完成台灣高鐵、雪山隧道等國家級建設，成功將「進步」與「台灣本體」敘事深度結合，使「我們不只在民主上勝利，也在現代化上超越中國」成為重要心理認同支柱。雖然任內政治紛擾、族群撕裂與執政困境屢見不鮮，但對青鳥支持群體而言，扁政府時期的意義並不在於治理成效，而在於勝利敘事的實體化與政權象徵的完成。 ### ▍ 階級模型初步建構完成至此，青鳥贏學完成了三項關鍵任務： 1. 建立「勝利等於正義」的價值公式 2. 確立以本土認同為升階門檻的種姓敘事 3. 將制度改革與國家建設包裝為階級上升的儀式邏輯。這套體系並未完全鞏固，卻已在社會集體意識中形成初步圖像。從戒嚴末期至陳水扁時期，是青鳥贏學的「神話期」：歷史勝利尚未累積，但象徵勝利已然成形；階級秩序尚未穩固，但階層想像已被廣泛內化。 ### 3.2 發展中期：青鳥贏學制度化與階層重組（蔡英文時期）若說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為青鳥贏學建構了象徵性的敘事基礎，那麼蔡英文時期則完成了其制度化、階級化與治理化的三重轉化。此一時期，青鳥贏學不再只是理念動員或象徵召喚，而被有意識地轉譯為一套治理實踐中的語言架構與價值機制，深入國家政策、社會文化與階層分配之中。本節依時序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剖析青鳥贏學在制度治理中的話語運作與階層建構。 ### 維持現狀時代：制度整合蔡英文第一任期（2016–2019）主軸為「穩定」、「務實」與「改革」。本階段核心在於將青鳥贏學的價值訴求與國家制度結構完成整合，使其不僅佔據道德高地，更取得治理正當性來源。主要政策包括： - 同性婚姻專法通過：為亞洲首例，獲得高度國際關注與民主價值肯定； - 轉型正義工程啟動（促轉會、黨產會）：完成對舊政權敘事的制度性清理； - 文化資源與教育語言政策傾斜：建立本土話語的「教育常態性」。這些改革在社會上引發爭議，但在青鳥贏學的話語體系中皆可被視為 **「價值勝利」** 的實例：不論改革成果能否完整落地，改革本身即為證明台灣已「走在正確道路上」的象徵。勝利的核心，不在結果本身，而在正當性的主張與國際對其的回應。在治理邏輯上，這些政策塑造了「文明與落後」的分野標準；而在階級邏輯上，它們則實際構築出一種新的社會劃分： - 支持改革＝進步＝統派之外的現代人； - 質疑改革＝保守＝統派餘孽的延伸； - 不表態者＝潛在風險。此時期，原本模糊的 **「本土／中華」認同軸線轉化為階級分化工具**：接受語言政策、文化政策、轉型正義者被自然納入剎地利與吠舍階層，而那些拒絕參與話語的人（例如泛藍中產、非表態知識分子）則逐步流向首陀羅／達利特邊界。 ### 反送中時代：敵我框架的強化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後，中國對台壓力加劇，青鳥贏學迅速快速擴張。此時期的勝利敘事重心，轉向「台灣模式與中國模式的全面對決」： - 總統公開拒絕「一國兩制」與提出「四個堅持」，構築本土主體性的界線； - 國安五法、反滲透法修法，以法治包裝對異議言論與中國連結的界定； - 外交論述與國際曝光加速操作，例如立陶宛代表處事件、國會議員訪台外交等。此一時期的話語特徵為：勝利的標準轉化為 **「我們不是中國」** 的證明頻率。一切行動之正當性，來自與敵人的距離。只要不親中、反中、遠中，即為「勝利者的語言」。反滲透的法制建構，不論具體成效，皆可解釋為「防禦民主」的必要勝利。這一階段完成了統獨階級的第二次編碼： - 剎地利＝主導拒中話語者，主掌正當性敘事資源； - 吠舍＝表態支持者，配享象徵勝利的情緒紅利； - 首陀羅＝價值模糊、不表態者，被視為可能的風險群體； - 達利特＝公開親中者／泛藍政治動員者，被法律與輿論雙重排斥。 ### 疫情時代：話語壟斷的勝利敘事 COVID-19疫情爆發，全球陷入恐慌之際，台灣憑藉其醫療體系與邊境管理，在初期防疫表現出色，被譽為「防疫模範生」。青鳥話語將此一現象高度敘事化，作為民主體制的優越性證明： - 口罩實名制、健康碼制度與每日指揮中心直播，構成政治-防疫合一的治理場； - 高端疫苗的推行與支持，被視為國家自主的象徵性工程，即使質疑不斷，亦能在贏學語境中解釋為「抗壓性測試」。疫情造成經濟與就業結構劇烈波動，部分階層與年輕族群出現動搖。但在青鳥贏學的詮釋中，這些問題轉化為民主體制面對危機的「韌性試煉」：制度遭遇困難不代表制度錯誤，而是進一步驗證其修復力。即使高端效能受疑，疫苗本土化即為勝利；即使台灣未進入WHO，能夠「讓世界看到台灣」即為成功。此時期的勝利敘事，不再只依靠客觀成果，而轉向象徵性表態——誰能站在隊伍裡、說出正確語言、用對方式支持政府，就被歸入贏的一方，也就是吠舍或剎地利階層。而在話語之外沉默者，特別是年輕階層或不明確的中間選民，則被重新分類為「需要再教育」或「潛在不穩定分子」。統獨階級第三次進化：表態門檻提高，進入階級體系的「認同鑄造期」。 ### 後疫情時期：勝利語言的飽和進入2022年後，青鳥贏學面臨兩個結構性挑戰： - 外部威脅未減（中美衝突升溫），而國內信任結構開始鬆動； - 象徵勝利使用頻率過高，話語逐漸失去動員效力。政府推動的媒體治理措施（如中天撤照）、年金改革引發的中產反彈、能源政策與居住問題引發的青年不滿等現象，表面上看似青鳥治理能力的挑戰，但在其話語邏輯中仍可被解釋為： - 媒體整治是資訊戰下的民主衛兵行動 - 青年焦慮是進步價值快速轉型所引發的成長痛 - 中產階級抱怨則是「既得利益者對改革的不適應」也因此，任何質疑都可被視為缺乏「長遠視角」、價值不純、甚至親中。這種語言策略有效地維持了話語控制力，但也使得非青鳥階層徹底排除在主體話語之外，從而激化階級封閉與政治疏離。階級結構最終完成如下： - 剎地利階層壟斷政治與文化話語； - 吠舍階層淪為表態型階層； - 首陀羅階層處於話語恐懼邊界； - 達利特階層全面退出話語與合法政治空間。統獨階級體系不僅穩定成形，更透過「制度＋語言＋認同」的三重內建方式，形成穩定閉環。真正關鍵的變化在於：階級流動性在此階段幾近凍結。原本有機會梵化的吠舍、首陀羅階層發現，即使高度表態，也難以被納入資源分配或政治發聲的核心圈層，這代表梵化過程發生顯著的失敗、階級鬥爭也越演越烈。 ### ▍ 治理語言的勝利，階級話語的封閉蔡英文時期的青鳥贏學，完成了從象徵價值到治理實踐的制度轉化，並以各類政策、危機與社會運動為舞台，完成統獨階級體系的四階段深化與結構性封閉。所有政治成果，在青鳥體系中都被詮釋為「勝利」；而所有對現狀的質疑，都能被重新編碼為階級偏離或文化背叛。這種全向性勝利話語 + 結構性階級治理的組合，賦予青鳥贏學高度的治理穩定性，但也為未來可能爆發的話語斷裂、階級怨懟與政治反撲，埋下無法調和的制度矛盾。 ### 3.3 發展後期：青鳥贏學的閉環與反撲（賴清德時期）賴清德時期的青鳥贏學，開展於一次形式上的勝利。2024年總統大選，民進黨成功取得第三次連任，鞏固了本土政權的延續性。從選舉結果來看，這無疑是一場歷史性的政治成就，代表青鳥話語體系在經歷八年執政後，仍保有高強度的群眾動員力與文化掌控力。但這場勝利，同時也標誌著青鳥贏學正式進入閉環化運作與系統性反撲的歷史臨界點。 ### ▍ 青鳥「決戰時刻」敘事與階級結構的封閉化總統勝選並未帶來鬆弛，而是引發新一輪「體制外抗爭」的話語更新。立法院改組後，國會三黨不過半、藍白聯手推動法案，引發本土派強烈反彈。青鳥群眾迅速集結，掀起《國會改革法案》抗議運動，並以「青鳥行動」為名發動長期集會，形成新一代街頭運動。青鳥行動的話語主軸不再是反對極權或抗議中國，而是重新釐定國內誰有資格主張改革、誰不配代表台灣人民。這段期間，青鳥贏學展現出三項重要特徵： **1. 勝利變得不可質疑**：在青鳥話語中，總統大選勝利即是民意全權委託，任何來自國會或社會的反對聲音，皆被視為「違反主流民意」、「傷害台灣民主」； **2. 反對成為背叛**：國民黨與民眾黨即使僅主張議會改革，其正當性也被徹底去除，統獨階級在此進一步內化為「是否承認贏學邏輯」的篩選器； **3. 階級完全封閉**：此時，階級不再以語言或政策判斷區分，而是直接由立場歸類——挺青鳥即為剎地利，不挺即是達利特。青鳥行動不僅是街頭動員，更是一次話語控制的高峰演出——它象徵剎地利階層的完全話語主導與政治道德壟斷的完成。 ### ▍ 裂痕浮現：階級焦慮的邊界跡象然而，這場勝利式動員也同時揭示了青鳥贏學內部的疲乏與焦慮。隨著中產階層對政策效果的疏離、青年選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泛綠知識分子對言論封閉的隱約不安，一種 **「話語失效但又不得不維持話語」的結構**逐漸浮現。具體來看，三種裂痕開始成形： 1. 象徵勝利的過度消耗每一次動員都需「再證明一次我們贏了」，使得青鳥語言失去歷史節奏與說服力。勝利變成一種重複自證的神話，而非邏輯推導的成果。 2. 吠舍階級的失望情緒中產、學者、專業者雖長期表態支持青鳥核心價值，但發現自身在政策制定與文化分配中缺乏實質地位，產生忠誠與被代表之間的落差焦慮。 3. 反對勢力的重組雖然藍白合在選舉失利，但其社會支持基礎未瓦解，逐步轉化為「反青鳥聯盟」，包含溫和保守派、青年反話語者、被文化排除者，形成潛在階級再對抗的可能。青鳥治理體系在此處境下，選擇進一步強化語言清洗與忠誠檢查，並推動「大罷免」等高度攻擊性的政治語言行動，這些反應顯示出：青鳥體系雖仍擁有主導地位，但其統治心理已轉向焦慮性維穩。 ### ▍ 勝利的維繫與治理實體的斷裂至此，青鳥贏學進入話語統治極化與治理斷裂交錯並存的末期階段。外部看來，勝利仍持續：選舉獲勝、民意支持、國際曝光；內部卻逐漸虛化：價值動員力下降、政策遞延、階級封閉與代表性危機擴大。階級系統的最大危機不再是統獨分野，而是象徵勝利無法再提供實質上升管道與身份正當性。過去靠表態進入階層的吠舍與首陀羅階級，面對封閉的話語體系與高壓排除機制，開始失去參與的意義。達利特階層則徹底失去翻身機會，轉而發展出更激進的反青鳥意識形態。這樣的局面，標誌青鳥贏學進入一種「治理尚未崩潰，敘事已開始失靈」的危險時刻。 ### 小結：贏學盡頭是無法承認輸的社會賴清德時期的青鳥贏學，完成了一場形而上的勝利工程——從象徵到制度、從治理到話語、從動員到階級。它贏過所有對手，也贏過自己，直到剩下勝利本身。但當「贏」成為唯一可說的語言，所有輸的結果都只能被隱藏、重構、轉化為「我們還在努力」或「敵人在阻撓」時，勝利的能量開始倒轉為壓力本身。勝利的閉環一旦形成，政治就不再是選擇，而是一場不斷尋找「下一次贏感」的生存遊戲。此時的青鳥贏學，仍在治理，仍有權力，但它已逐漸無法產生信服力，只能產生服從感。 ----*青鳥贏學仍在贏，因為它不能輸；但它每一次的勝利，使它更接近失敗。* # 四、勝利的宿命：青鳥贏學的邏輯終點 --- 歷經三個階段的建構、制度化與閉環化後，青鳥贏學展現出近乎無懈可擊的話語力與治理韌性。它成功動員了歷史情緒、價值信仰與階級身份，塑造出一整套能自我生成、自我修補的政治敘事體系。但正因如此，青鳥贏學也終將邁向其邏輯的極限。 ### (一) 青鳥贏學的閉環邏輯：從動員工具到存在條件對剎地利階層而言，青鳥贏學早已不是策略工具，而是其存在的基礎邏輯。贏不是選項，而是義務；勝利不是結果，而是定義。每一次政治行動、每一場社會衝突、每一場選舉、每一項國際發言，都必須由內部話語體系轉譯為「我們又贏了」。這種話語強迫症逐漸形成治理上的閉環機制： - 若真實結果為贏，則擴大敘事，視為歷史性成功 - 若真實結果為輸，則轉化為「戰略性讓步」、「民主常態」、「人民尚未覺醒」 - 若結果難以定義，則轉而攻擊反對者的價值不純，重申青鳥才是文明本體這套閉環系統強大且一致，能在短期內抵銷一切現實失敗的政治成本。然而，其副作用在於逐步喪失對現實問題的調適能力，使得勝利不再取決於具體成果，而只剩對敘事的再生產能力。這也是為何青鳥剎地利階層在遭遇任何危機時，第一反應往往是動員與表態，而非政策修正或制度開放。因為修正意味著承認錯誤，而在贏學體系中，錯誤是邏輯上的不可能。 ### (二) 「青鳥贏學」的輸出困境：勝利話語的地緣邊界作為一套高度內聚的價值體系，青鳥贏學曾積極嘗試對外輸出其文明敘事，包括： - 宣稱「台灣模式」可作為亞洲民主樣板 - 推動「台灣價值」作為區域文化政治的新基準 - 在國際論壇上透過價值外交建立制度優越形象然而，這些嘗試始終面臨困境。原因並不在於台灣本身的制度劣勢，而是： 1. 青鳥贏學的敘事，建立於特殊歷史創傷、地緣邊緣與統獨結構之上，無法被他國經驗所複製或內化 2. 當青鳥贏學強調「我們之所以值得存在，是因為我們反對中國」時，這種話語在國內具有極高動員力，但在缺乏中國壓力的國家，便無法產生情感共鳴 3. 當青鳥話語強調「我們贏，是因為我們代表進步」，無法解釋為何其他民主國家亦有不同價值選擇因此，青鳥贏學終究無法成為普世敘事，只能在「反中」這一地緣語境中自我封閉、自我再生。這也說明了為何青鳥話語在外交上常顯躁進，而在國內卻顯得自信滿滿——它不斷尋找回音，但回音多數只能從自己喊出的語言中獲得。 ### (三) 贏學的終點：從精神勝利到制度僵化隨著贏學話語逐漸演變為治理常態，青鳥體系面臨的最大風險不再是失敗，而是勝利話語與制度實效的徹底脫鉤。當一切治理都被話語合理化為勝利，則制度內部的問題將難以被準確揭露。政策不再回應社會需求，而回應「怎麼說才是贏」；改革不再解決結構問題，而僅用來證明「我們走在正確方向上」。這導致三個後果： 1. 錯誤與政策盲點被包裝為價值堅持，制度矛盾得不到承認與修正 2. 勝利敘事取代政策辯論，治理成為一場價值演出 3. 勝利成為階級身份象徵，話語門檻逐步轉化為制度排他機制長期而言，這將使青鳥贏學從一套動員性敘事退化為一種僅剩合法性外殼、失去內在彈性的政治形式主義。它仍能治理，但只能統治信徒；它仍能動員，但再難吸納新階層。青鳥贏學將不再是理念運動，而成為一種制度習俗；不再代表台灣的未來，而代表一種無法調整的「勝利記憶」。屆時，它或許仍會說自己贏了，但真正的勝利者，已經不再相信這場勝利。 ### 結語：在不容輸的年代，真正輸的，是對輸的理解能力青鳥贏學的強大，在於它總是能贏——無論現實如何，它都有能力敘述出一種勝利；而青鳥贏學的宿命，在於它總是得贏——一旦承認輸了，它便無法再存在。勝利，從未像今日這般虛空；輸，從未像今日這般不可言說。而當一整個社會都不能再說「我們輸了」，它也就再也不會知道該如何贏回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