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惇旻（n.d.），政策辯論中制度的定位。https://hackmd.io/@DebateTeddyBear/HJe-TbnS1g

# 政策辯論中制度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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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前我打蘇州盃時，題目是停建核四。

那時我們正方開稿只寫了核四的安全問題，在配套制度上完全沒有著墨，二辯上台張貼一張資訊密度極高的大海報，在戰術上完全彌補了正二在賽事節奏上的尷尬。

什麼尷尬？雙方論點展開都不夠完全，導致能處理的範圍有限，容易空轉的尷尬。而透過正二補上的資訊落差，更會打亂反三質詢與反二申論的步調，藉以掌握戰局的節奏，與新論點有類似的效果。


聽到這裡有人會說，什麼「與新論點有類似的效果」，這他馬的就是新論點啊！不只你這樣想，當時對手也這樣想，還在臉書上發文批評我們藏論點沒有辯論道德。（雖然以當時我們的劣根性，應該是當讚美了……）

我們雖然獲得了幾場勝利，但趙翊夫學長在講評時也認為，這有程序上正當性的問題。然而，在我的恩師廖良棟學長的眼中，卻對這個觀點相當不以為然。

良棟學長認為，在反方證明現況缺電之前，正方先預設不改核四會缺電，只是沒有意義的預防針；萬一反方不打缺電，那些開源節流的手段，就是沒有價值的改變現狀，正方一辯無須、甚至不應該打這種預防性論點。

誰對？這個問題對高中的我來說太困難了。

我們最後選擇按照裁判的環境微調策略：正二打開大海報解釋制度細節的操作不變，在一辯末尾以極簡的文字快速帶過制度大綱，引誘對方首質來問，當對方發現讓正一展開解釋會花費大量時間時，高中選手通常會珍惜自己的質詢時間打斷我們，錯失提早處理我們制度的時機；而我們只要露出無辜的表情就好了。

後來長大後接觸比較多辯論理論後，發現有核心議題典範與政策制定典範的分別。前者認為，政策辯論的勝負，就是在「需要性、根屬性、解決力、損益比」之間的競逐；而所謂的制度，不過是核心議題中附帶的攻防（制度無法達成目的、目的不需要透過制度達成、制度產生更多弊端等）罷了。

所以，「我們要改良現有火力發電廠為複循環機組」（在當時超流行的打法）不過是應對「反方認為正方會有缺電弊端」的一組攻防，二辯才講制度當然不是新論點，你會覺得二辯講一個一辯沒講的攻防是新論點嗎？

然而，後者卻認為政策性辯論是一個決策過程，所以要求雙方必須詳細交代計畫細節，所謂的需、根、解、損，反而只是服務於政策論辯的思考工具而已。因此制度被賦予了特殊地位，必須在最開始就將所有制度交代清楚。二辯才講制度當然不行，甚至九年前我們那種偷雞的打法也很可能被制裁。

從美國辯論社群的發展脈絡來看，核心議題典範出現較早，政策制定典範則大約在1970年代開始流行。在台灣也同樣，越早期的裁判越容易採取核心議題典範，晚近的裁判則更多信奉政策制定典範。

一個近代的經典案例是2017年的大宮燈。題目是內閣制，「一山不容二虎」對上「克于的秘密不能說」；反方一辯張乃剛學長針對現狀的「罷免門檻」是否變動，認為這要看正方對「強人政治」這個弊害的論證決定，如果正方根本無法證明，那反方毋庸變動。

而正方三辯劉振珷學長則對此在質詢時多次施壓，質疑「制度不能不講清楚」，並不斷逼問反方制度設計的細節。這反應的也是雙方對「制度」在政策性命題中的定位有所不同。比賽很精彩，連結在這裡：https://youtu.be/l93YqH6dda8

至於誰是才是對的，我不是太在意，畢竟理論如果無法服務於實戰就失去意義，所以一切還是要回到該場比賽的裁判所持的典範為主；但以現在的裁判環境而言，制度還是先講清楚，免得受到制裁。